警惕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
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5/01/06 10:30:50 作者:习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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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为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

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我认为,境外宗教渗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二是境外宗教势力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三是境外宗教右翼势力利用“文化交流”、“学术研究”,进行“合法渗透”。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化的进程,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多元化的趋势日益鲜明,我国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将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软势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基督教新保守主义推行对华扩张的传教战略。境外宗教渗透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国际国内复杂因素的交叉影响下,境外宗教渗透有可能引发公共管理危机,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本文主要分析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对华扩张战略。我认为,当前应当更加重视境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为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

一、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

200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欧洲访问时提问:请简要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项目负责人回答说:“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全面的激烈冲突。”(李慎明:《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引自: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如果说“硬实力”是指经济实力,美国真的欢迎中国崛起吗?此另当别论。“软实力”应当是指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等等,当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广“软实力”的两张主牌。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战略中,人权的牌日益显赫。而根据美国当局的诠释,“宗教自由成为人权的第一基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迅速增长,从文化信仰领域,积极向政治领域扩张。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推行全球传教扩张战略,引发许多社会冲突,而他们却将国际社会多元宗教文化未能和谐相处的责任,单方面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指责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未达到美国标准的信教自由。因而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就成了美国宗教组织的重要政治议题。近些年来,由于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宗教右翼势力积极推动全球传教扩张战略。1998年,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结盟,共同推动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为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该法案的确立是美国宗教势力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事件。一个超级大国立法,定期审查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这是冷战后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变化。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徐以骅:《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成为历史上“传教士外交”和当代“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

美国当局运用国家力量,在国际人权领域里强化美国价值观。如:《200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宣称:“宗教信仰作为个人选项和基本自由,是美国特征的立足点,根植于我国开国先贤的理想。从建国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国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国人民捍卫宗教自由的决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始终不渝。正如康多莉扎.赖斯国务卿所说:‘对美国来说,没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东西。我们国家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2006.)美国政治家将“宗教自由”符号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工具。

基督教是美国立国之基吗?其实,这是当代美国政治家的一种诠释。在许多美国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多数人宗教情绪淡薄,其中,参加起草《独立宣言》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是著名的无神论者。美国的第二位总统亚当斯说:“历史将会把美国的革命归功于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潘恩尖锐地批判基督教,他说:“愚昧时代是与基督教体系同时开始的。神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他指出:“基督教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而圣经是完全依靠刀剑来制定的,而且把刀剑作最坏的使用,不仅用于恐吓,而且用于毁灭。”《圣经》中的爱,是指在崇拜上帝的前提下,信徒之间的爱。对不信仰上帝的族群或异教徒,充满着流血和杀戮。这就是宗教战争的教义依据。((美)潘恩著、子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7页。)

我认为,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大力促进的“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标准的。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02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将缅甸、中国、伊朗、伊拉克、朝鲜、苏丹列为“特别关注国家”。2004的年度报告又将伊拉克从名单上删除。而事实上,在美军占领的伊拉克,杀戮“圣战”不断,民众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难道宗教信仰反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吗?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被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最近,维基揭秘网公布,在伊拉克战争中,总计10.9万死亡人数中,有6.6万非作战人士。另一个总部设在伦敦的“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说,在战争中死亡的平民高达12.2万人。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经成为国际流行语。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研究,20世纪80年代,全球年均仅有5起自杀式袭击事件,到90年代升至年均自杀式袭击事件50起,而2009年当年,全球的“人体炸弹”事件高达500起。(英国《独立报》网站2010年10月2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外国军队的占领。美国政府声称“尊重宗教自由的国家极少对他国造成安全威胁”。这种我独尊说教,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值一驳。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企图建立独霸全球的单极时代。某些权威人士鼓吹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推行新干涉主义战略。这一理论有两个支点:一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提出西方的“人权”、“法治”等等都是“普世价值”;将“宗教自由”视为人权的第一基石。二是“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为新干涉主义提供法理支持。

我认为,当代西方列强的核心话语,已经转向“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不断被抽象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说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这种符号化的“普世价值”,企图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各国基本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舞台上“新干涉主义”的武器。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影响了国际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

二、 国际宗教右翼势力对华传播福音的战略意图

为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手段作用有限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在政治、人权、民族、宗教等方面施加压力。他们以“人权卫士”自居,以“普世价值”为武器,占据所谓的“道德高地”,运用国际舆论的优势,指责我国“压制宗教自由”和“迫害宗教人士”,损毁我国国际形象。在外交关系中,他们把“宗教自由”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不断进行施压。自1998年起,美国国务院每年3月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每年9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5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都无端指责我国“迫害宗教”,将我国列为宗教和人权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

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美国当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国意识形态传统。在多数美国人的观念里,惟有神权高于人权。虽然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干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攻击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达赖喇嘛为首西藏分裂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向全球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他们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派遣英语教师、文化机构、志愿人员、政治经济顾问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基督教福音派背景。这种传教扩张态势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

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积极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其目的之一是企图西方文化“和平演变”中国。美国纽约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艾克敏(David Aikman)曾写过一本著作,书名就是《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他在书中提出,如果将来中国基督教徒接近7千万,中国基督教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如果中国未来三十年内基督教徒人数达到中国总人口的20-30%,基督教的理念就会在中国政治及文化中成为起着统领作用的世界观。而“中国龙”一旦被“基督教羔羊”所“驯服”,中国将不再构成对美国和其他世界的威胁。(David Aikman:Jesus in Beijing,How Christiannity Is Trans 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DC;Regnery Publisng,Inc,2003,pp.290-292.)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在我国培植和扶植宗教势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爱国宗教组织,使他们培植的宗教势力成为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民间“民主”力量。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公开支持我国基督教所谓“家庭聚会”的发展。他们认为这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最终把崛起的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体系的最有效的途径。

值得重视的是,以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势,是在逐步升级的。2006年5月11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邀请余杰等三位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人士”访问白宫,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注。”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美国总统会见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人士。在这次会见中,余杰公然向美国总统布什建议说:“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在互联网上有一篇评论题为:“布什见余杰标志着什么?” 文中指出:“布什接见余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美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采取最高级的进攻手段——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继续采取守势,静观其变的策略快要站不住脚了。余杰们不是一般的右派,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他们要通过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家庭教会,占据目前处于混乱和真空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这个目标达成,即在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当中建立基督教宗教信仰,则执政党存在的根基将彻底崩溃。到那个时候,无论执政党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将被根本否定。这虽然是一个慢功,但却是根本性的措施。这也不仅是政治的竞争,还是文明的冲突。对美国来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手段。”(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15972&replyID=12316&skin=12006-6-6。)

这是网民的语言,比较尖刻,但是这种“危言耸听”的评论,值得我们思考。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应对经济危机。在推广美国核心价值时,美国政府调整策略采用“更温和、更低调的手段”。2012年4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年度人权报告,盛赞席卷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可望带来“持久的民主社会”,并尖锐地批评中国、古巴、白俄罗斯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记录。国务卿希拉里说:2010年中国在人权方面显然呈逆转,而今年的人权状况更为恶化。其中,将判定刘晓波颠覆国家罪,说成是限制言论自由;将在西藏和新疆打击分裂势力,说成是“严厉镇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执政者的国际战略方向是殊途同归的。

三、 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境外势力推动基督教在我国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渗透。用资深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话说,文化传教是“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意识形态体现为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是一个国家存续的根本。“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境外渗透势力鼓吹和推动基督教的普世化,对我国社会提出了“文化宣教”、“文化浸透”的口号。境外宗教势力以宗教语言掩盖着西方至上的理念及其核心价值观,侵蚀了我国民众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他们直接攻击我国的宗教、人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面对改革开放的复杂局面,西方宗教的渗透将会广泛而深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传播宗教教义、资助宗教团体、挑动教派对立、发展宗教教徒等方式,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麻痹国民的思想意识,制造民族分裂事端。在实际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矛盾内容,将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具体表现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市场份额等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争夺具有直接、具体、分散的特点,表面上是法人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国家经济利益,分散看是经济利益,集中看是政治利益,它关联着价值取向、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宗教对华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的背景下,基督教在我国城乡地区迅速升温,特别是在“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非法基督教聚会点,天主教地下教会势力,增长迅速。许多境外基督教异端如“呼喊派”等,广泛蔓延。这些自命的传教人员深入广大城乡,改变人际关系网络结构,给家庭带来紧张和冲突,造成社会分裂,否认中华文明,进一步削弱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介入社会与政治事务,消弱现有体制的合法性。

海外基督教教会作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将目标瞄准当代中国大学校园。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校园基督教传播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近年来,境外宗教势力为争夺我国思想阵地和青年学生,把高校作为渗透的重要阵地,通过一些境外传教士和高校境外信教师生,利用“英语角”、举办研讨会、学术交流、扶贫助学和互联网等方式、途径,不断加大渗透力度,发展学生教徒,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师生信仰和危害高校政治稳定的潜在因素。他们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更新传教途径。

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势必削弱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控制。据学者统计,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网站约有1040个,天主教160个,基督教380个,70%设在我国的港台地区。例如,葛培理福音协会网站首先通过各种手段全面宣传福音信仰,以塑造人们形成以温和福音信仰为核心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以宗教的手段来传播政治价值符号,适度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国际基督教关注”是美国一个有各教会参与的人权组织,它“致力于援助和支持那些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而遭到迫害的基督徒”。该网站提供了大量对所谓中国“宗教迫害情况”的报道,形式分为“深度报道”、“简讯”和“新闻发布”,抢占文化舆论阵地。

在当今世界,互联网的战略资源高地被几乎美国独家垄断。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美国牢牢掌控。目前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有13台,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有9台在美国。所有根服务器均有美国政府授权的ICANN(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曾要求打破美国对互联网根服务器,分享互联网的管理权,但是均遭美国拒绝。美国利用其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地位,通过各种形式干涉别国内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3月12日),见《人民日报》2010年3月13日。)

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科技实力,打着“互联网自由”的旗号,推行霸权主义。基督教、新兴宗教等利用网络传教发展迅速。近年来,境外宗教组织和机构,针对我国内地开展远程宗教培训,成为对华传教的便捷方式。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与随意性,使得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宗教活动,打破传统宗教活动场所的限制,传播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监管更难。众所周知,“法轮功”就是在某些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在北美生根,通过美国某些机构传授的互联网高科技手段,遥控指挥在中国大陆的活动。

四、应当重视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

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他们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贬低社会主义价值观。至今我们缺乏学术上的应对,科学无神论几乎没有话语权。我们应当告诉青年学生,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如何推动西方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世俗人文主义和科学无神论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其中,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众日益增多。宗教学研究逐渐由边缘学科发展成为“显学”。随着“宗教热”的兴起,随着各种宗教传教事业大量资助宗教研究,“精心呵护”宗教的学术倾向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还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

举例一个具体的事例说明,海外基督教是如何在我国高等学府制造话语权的。当代国际基督教势力组织雄厚的资金,建立基金会和研究所,如:美国的邓普敦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iton)和美国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ry Institute)这样的机构,促进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旨在调和两者的冲突,为现代宗教罩上科学的光环。邓普敦基金会以数百万美金的奖励,吸引人们从事“科学与宗教合作”的研究。(参见习五一:《生物科学探索宗教神学——自然科学是当代无神论的重要基石》,转引自习五一:《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84页。)目前全世界奖金最高的个人年度奖——邓普顿奖,由该基金会颁发。邓普敦奖年度奖金高达100万英镑以上,超过诺贝尔奖的金额。2012年度邓普顿奖颁发给达赖喇嘛,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这种国际基督教势力制造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的思潮,已经登上中国著名高等院校的讲台。如:在英国邓普敦基金会的资助下, 2005年11月30日到12月14日,武汉大学举办“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邀请四位美国基督教学者,发表演讲。他们利用“基督教信仰三个传统——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丰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国青年学子说明:“上帝创造了物理规律”,“宗教信念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基础”等等((美)梅尔.斯图尔特、郝长墀编 ,郝长墀、李勇等译:《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5、9页。)。这个系列讲座被编辑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一书,收入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出版发行。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不仅在武汉大学,而且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持续地举办,并陆续出版各种演讲集。(左鹏:《宗教向高校渗透的隐性形式:文化宣教》,《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6期。)它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目前,一些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为在大学校园里非常活跃的传教士,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种思潮已经转化为中国学者的声音。2007年12月30日,在首都科学讲堂上,北京大学的某位教授演讲《近代科学的起源》。他声称:“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支持,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http://blog.sina.com.cn/wugshpku.2007-12-31.)。

我们知道,用恩格斯的话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当时,一切学科都是基督教神学的工具,在神学的控制下,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那时,如果用宗教理念无法解释新的科学发现时,科学家就会被视为异端和无神论者,遭到残酷的迫害。如天文学家伽利略赞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遭到宗教法庭残酷审判。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科学地探索自然、宇宙,逐步打破基督教神学的禁锢,各种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才发展起来。正是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科学无神论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消弱了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为各种学科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宗教渗透已经成为国外文化渗透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问题,宗教问题,以至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思想上的应对。思想教育,应当和风细雨,春风化雨。

五、加强科学无神论建设,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宗教理论的重要基础。这个学科的建设,不仅关系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族素质,还关系着抵御境外极端宗教势力渗透、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意识形态管理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途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意识形态管理战略已经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将基督教教义抽象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表达。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积极向中国推广这种“普世价值”,“是其“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具体方式,也是当代中国产生价值混乱的一个根源。

在境外宗教渗透日益增强的影响下,在当前学术界,各种新“有神论”相当活跃,力图割裂马克思主义同无神论的关系,贬低科学无神论的地位。某些学术权威大力倡导“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并积极推动这种“宗教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极力抬高有神论的地位,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

近些年来,在宗教影响日益增强的形势下,“精心呵护”宗教文化的倾向,日益升温,而批评宗教消极因素的声音,很难得到应有的话语权。科学无神论话语权的严重缺失。一些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权威学者,绝口不谈无神论,力图把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阉割出去。贬斥无神论,反对研究和宣传无神论,一时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无神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研究禁区,败坏了无神论的声誉,挤压了无神论的影响空间。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了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构成了相当威胁。

与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相比,无神论研究的学术事业,仍处于弱势地位。为应对当前国内外严峻的时局,开展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势在必行。只有形成系统的科学无神论理论体系,才能为应对战略和具体政策,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将影响全国有关领域的思想趋势和学术结构向良性转变,而且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并将提供有针对性地抵御宗教渗透的思想理论武器。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科学无神论的唯物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学无神论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时间以来,有种舆论,力图把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和当代的世俗化潮流,也与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相悖。

意识形态竞争是当代社会生存方式竞争的主战场之一。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竞争来赢得的。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中应包括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与党的宗教政策的关系,与抵御宗教渗透的关系等等,不仅是加强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进一步延伸。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才能确保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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