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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首乘舰出海:决心造大型训练舰 30年后实现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01/08 11:43:04 作者:苏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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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是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他从一个农家少年成长为人民海军司令员,是人民军队由小变大、以弱胜强的缩影。不过,他结缘蔚蓝大海,主持大连海军学校,却是出乎他意料。刘华清上将曾说过:“我是山区长大的,以前从未见过大海。没想到,30多岁后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

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是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他从一个农家少年成长为人民海军司令员,是人民军队由小变大、以弱胜强的缩影。不过,他结缘蔚蓝大海,主持大连海军学校,却是出乎他意料。刘华清上将曾说过:“我是山区长大的,以前从未见过大海。没想到,30多岁后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萧劲光由衷地说:“刘华清同志搞政治工作有一套啊!”

1952年2月,时任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副政委的刘华清,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立即飞赴北京,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要找他谈话。在简要介绍了海军建设情况后,萧司令员问他:“刘华清同志,组织安排你到大连海校担任副政委,你有什么意见?”

刘华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犹豫不决:“对于海军除感到有些高深莫测之外,更多的是觉得陌生,心里没底,担心干不好。”萧司令员见他有些踌躇,没等他把话说完,便接过话茬:“海军建设对我们大家都是新课题,需要边干边学习。你在西南军政大学办过学(笔者注:刘伯承兼校长,刘华清任过校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打过仗,又年轻,这都是很好的条件。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萧劲光一席话,刘华清调大连海校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早在海军建军之初,中央军委就把创办海军学校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1949年春天,国民党海军“重庆”号、“灵甫”号军舰相继起义,适时组建人民海军教育机构,对起义人员进行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迅速提到中央军委议事日程。同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安东(今丹东)海军学校,由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张学良之弟)担任副校长。同时,中央军委还授命张学思负责另行筹建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

1949年8月,张学思远赴苏联考察,与苏方洽谈帮助中国创办海军学校事宜,并达成有关协议。11月,张学思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提出以安东海军学校为基础创办大连海军学校,中央军委批复迅速落实。11月22日,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创办,萧劲光兼任校长和政委,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委,胡绵弟任教育长,李东野任政治部主任,叶伦任训练部长。海校坐落于大连市老虎滩畔,依山傍海,风景秀丽,加上优良的港口条件,很适合办学和学员出海实习。

1950年2月1日,大连海校正式开学。学校设航海指挥和机电工程系,分别培养大学本科水平的水面舰艇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和机电等部门的部门长。12月,航海指挥系扩编为指挥分校,机电工程系扩编为机械分校。

1952年5月4日,刘华清正式到大连海军学校上任,具体主管学校政治工作。初到任,刘华清就深入机关、教研室和学员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虽然建校时间短,但学校在教学计划、教学设备、行政管理等方面已有初步基础。……然而学校毕竟还处在初创时期,基础薄弱,教学制度不够完善,教学经验不成熟,教学设备也很少。……就连对‘为什么办学,怎样办学’这些重大问题,一些同志也存在模糊认识。”

思之再三,刘华清决定紧紧抓住海军建军路线,确保建校办学的正确方向,那就是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中心”。对此,学校上下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以教学为中心”,就是以训练部门为中心,降低了其他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有的政工干部认为,学校提政治“保证教学”不对,会使政治工作变成“从属地位”,“只起间接领导作用”,应该提领导教学才是“起直接领导作用”。有的认为,“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提法应改为“不影响教学”。有的甚至认为,学校是“技术当道”,“党气低头”。

为此,刘华清大会小会上大声疾呼:“学校的政治工作,应以保证教学为基本任务。‘领导’或‘保证’的提法,其精神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工作效果。如果配合教学工作取得了成绩,就既起到了‘保证’作用,也起到了‘领导’作用;如果站在教学业务之外,干叫领导,不仅起不到直接领导作用,连间接领导作用也谈不上。”

为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刘华清要求训练部门应将各个时期的教学计划、要求、目的和主要教学活动,向政工干部和其他干部传达;在讨论重要教学工作时,应吸收政治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政治部门讨论有关保证教学工作也应吸收训练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采取这些措施后,海校很快总结出了学员入伍到毕业分配各个环节的政治工作经验。接到海校的政治工作报告,萧劲光由衷地说:“刘华清同志搞政治工作有一套啊!”

“乙种计划培养的人才,在海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3年3月,张学思调任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刘华清接任副校长兼副政委,主持日常工作,主要分管政治工作,兼管教学、管理和学校建设。这时,刘华清是海校的实际负责人,《萧劲光回忆录》明确指出:“张学思同志调任海军副参谋长以后,刘华清任副校长兼副政委,主持学校工作。我虽然还挂名兼任校长,但由于海军建设的摊子大了,大连海校的许多实际工作,便过问得少了。”

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后,刘华清更加大刀阔斧,大抓教学工作,他掷地有声地重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掌握现代海军技术知识、具有坚强体魄和一定组织指挥能力的舰上初级干部;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着完成这个任务;学校工作的好坏,要以完成教学任务和质量为衡量标准。所以,学校应该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离开了教学工作,其他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在具体措施上,他主持制定了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现场的工作制度,明确了干部听课、参加试讲、审查教案讲义、检查教学日志等各项规定;要求分校领导和训练部长每天查看一次教学日志,每周至少听课四至六小时;对海上实习这样的重大教学活动,规定分校、训练部门领导要随船出海,切实搞好对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对系、大队、学员队干部以及机关教学参谋人员也作出相应规定。采取这些措施后,各部门抓教学的合力得到明显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教学工作,很快形成了课堂讲授、自习辅导、实验和海上实习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现代海军是高科技军种,需要吸收大量青年知识分子投身海军建设。当时,对是否应该吸收广大工农干部入校学习,学校领导层有不同看法。

有的同志认为,工农干部文化太低,很难学好海军专业;也有的同志认为,海军需要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没有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工农干部,就没有战斗骨干。刘华清出身工农,认为工农干部也能干海军。刘华清主持学校党委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立了“向工农干部开门”的方针,并制订了本科四年制甲、乙两种计划。

甲种计划,是培养学员有较高的技术和业务水平,不仅能胜任本职需要,而且在技术上具有研究和创造能力。乙种计划,则不要求学员有很深的理论知识,但要有胜任本职的专业技术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乙种计划,是为了向工农干部开门,使他们有可能进入本科学习,为舰队充实工农骨干。

为实行四年制乙种计划,学校党委决定,适当延长工农干部预科文化学习的时间,在教材内容上也适当进行调整。1953年10月,第一批预科学员结束文化学习,200余人升入乙种计划学习。乙种计划实施中,最大的障碍是多数工农干部学员文化程度低,学习跟不上。有的学员信心不足,甚至个别干部、教员对工农干部学习能力产生疑问。面对困难,刘华清迎难而上:“我们想了种种办法,终于将乙种计划坚持下来。”

实践证明,工农干部有丰富的斗争经历和生活知识,接受事物的能力强,只要打下一定文化基础且教学方法得当,学习业务技术也较快。“这届工农干部学员经过四年学习,分配到各舰队、支队或留校工作,颇受欢迎。后来,这些学员大都成了部队骨干,有的还担任了舰队、支队和学校部、系领导。乙种计划培养的人才,在海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该说,在大连海校初创时期,苏联专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海校创建时,聘请了苏联专家近百人,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全都由苏联专家制定;教材也是由苏联专家编写,译成中文后,再由海校的教员讲,完全是苏联海军办学的模式。刘华清到海校工作后,苏联专家大部分已经回国,只有赫涅金、萨沃金科等10多位苏联专家还留在学校任顾问。

聘请苏联专家,是当时最切实可行的一条捷径。但是,刘华清到任不久,就发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在向苏联专家学习上,认识分歧很大。”

一种态度是崇拜英美,瞧不起苏联科技。在一些地方大学聘来的教授和教员眼里,苏联是政治第一,英美则技术第一。认为苏联的科技比不上英美,学习不虚心、不主动,苏联专家来了就问,不来就不问,有时与专家谈问题还嫌麻烦。有些原国民党海军人员,表面上对苏联专家敷衍恭维,内心里却认为自己肚里有货,不向专家学也行。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教员大多是从陆军调来的,一些人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游击习气,虽然承认自己不懂海军技术,却认为在其他方面有一套,不愿向专家学习。有些学员也对向苏联学习抱怀疑态度。

另一种态度是向苏联学习就要全面学,“不走样”,不仅学技术知识,也要学习其他的方方面面。

还有同志认为,学苏联不能什么都学,特别是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应该结合我军情况有选择地学。

由于思想不统一,影响了向专家学习的效果和专家作用的发挥。

面对意见分歧,刘华清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分析了造成这个问题的症结:“我觉得,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上,学校有点放任自流,缺乏组织计划,要求不够明确具体。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没有组织起来认真向苏联专家学习。少数教员虽然向苏联专家学了一些海军专业知识,但也缺少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当时,苏联专家评价说:“学习带着机械性与形式主义,没有进一步学习实质,许多问题只学怎样做,不学为什么这样做。”

找准了问题才好对症下药。于是,刘华清多次在全校会议上强调向苏联学习的意义和必要性,语重心长地提示大家:苏联海军经受了二次大战的洗礼,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海军,有30多年的海军建设经验和系统的军事科学理论。我国海军白手起家,英美等西方国家又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搞封锁,我们不向苏联学又向谁学?

刘华清要求大家,必须端正学习态度,克服经验主义、游击习气,纠正不虚心、不主动等偏向。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地向苏联专家学习,既要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理论、海军技术,也要学习组织教学工作的经验,学习苏联专家认真负责、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保守国家军队秘密的优良作风。学习中,刘华清也注意有所选择、有所甄别。例如,苏联专家认为学校的政治学习时间太多,刘华清就向他们说明:“我国新政权建立不久,社会情况复杂,特别是海军初建,有来自各方面的人员,不提高海军干部的政治水平是不行的。”最终,苏联专家表示理解。同时,在制定和完善学校规章制度时,刘华清也注意结合我军实际情况,防止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经过教育,两个分校都检讨了过去向苏联学习不够的地方,纠正了缺点,并对苏联专家编写的教材进行整理、校对。学校成立了专家办公室,拟定了办公室工作条例,排定了与专家商谈问题的日程。在实验室建设、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提纲等方面,都征求专家的意见,与他们共同研究。学校还举办了俄文速成班,学科组的教员踊跃参加学习。一时间,教员找专家研究问题也多了。

苏联专家忙起来了,感到时间不够用,积极性也充分调动起来。回忆主持海校工作,刘华清说过:“应该说,在大连海校初创时期,苏联专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要大胆地、放心地使用!”

在主持海校工作中,刘华清也注意充分发挥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的作用。大连海校创办时,安东海军学校的大部分人员调到了大连海校。其中主要是原“重庆”舰的起义人员,也有少数原“灵甫”“长治”等舰的起义人员,他们大多分配到各教研室当教员或到机关工作。

对于他们,刘华清态度很明确:“我们实行的是团结和改造的政策。他们有的接受过西方海军教育,有一定的技术业务知识,政治上也要求进步,靠近组织,愿意接受改造,愿意为人民海军事业努力工作,但思想上往往存有不同程度的旧意识。我们一方面加强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和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根据个人优长,安排适当工作。”后来,有一些人担任了系、教研室、机关和学员队的领导工作。

但是,有些工农干部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仍抱有成见,对他们提出的业务进修、提供参考资料等要求不去注意解决,对他们的家属工作、子女上学和医疗等问题的解决也缺乏主动,尤其在政治上关心不够,思想教育不够及时。有些领导对他们比较冷淡,不敢大胆放手使用,在政治运动中也是对他们批评多、耐心帮助少。因此,一些原海军人员向刘华清反映,学校对他们“政治上不够关心”,“感到自己政治上落后了”,“一到党日,精神上苦闷不安,无所事事”,甚至怀疑组织上不信任,担心今后的前途。

针对这个问题,刘华清态度坚决:“发挥国民党起义人员的积极作用,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刘伯承同志办西南军大,就大胆起用国民党起义人员。现在,他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教员中有许多国民党起义人员。讲起历史上的罪恶,国民党海军人员比陆军、空军人员轻得多了!对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要大胆地、放心地使用!”同时,他领导学校党委专门进行了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做出了关于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在广大干部、党员中深入进行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的政策教育,以消除对原海军人员的抵触情绪和各种思想顾虑;要用原海军人员的现实表现和对海校建设的重大贡献,说明他们不仅是团结改造的对象,更是学校建设的宝贵财富,必须主动去团结帮助他们。要求两个分校要认真搞好对原海军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订出计划,保障时间,订购资料,组织讲座,尽快提高他们的任教能力。同时,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组织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求每月召开一次座谈会,每个领导干部每月要同一至两名原海军人员谈话,两个月组织一次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问题报告会。注重从政治上培养提高,关注他们的进步;从工作、生活上多关心,及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必要时可以给予特殊照顾。

此决定一出,各级党委、广大干部党员和原海军人员衷心拥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原海军人员中的先进分子,有的被选拔到领导岗位,有的被吸收入党,有的被评为工作模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得到一定改善。他们切身感受到了组织的关心,工作更加积极努力,思想改造也更加主动自觉,为海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3年,朱德总司令、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先后到海校视察,刘华清陪同他们视察了实习舰艇大队,并乘登陆舰驶出大山岛外,观看大连港区,“朱总司令和刘院长对海校和实习舰艇大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谈话中,刘华清又和刘伯承讨论起了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使用问题。

“一旦要去中远海,需较大的实习舰艇才行。”

刘华清有一句名言:“未识海上风浪的水兵,算不得真正的海军。”

主持海校工作期间,每学年他都要组织学员进行12周的海上实习,把学员拉出去,经受风浪的洗礼。实习海区通常在大连、旅顺海区和外长山列岛、大连湾;远的则从大连出发,环渤海湾经烟台、威海,再从青岛返回;有时也经连云港到长江口返回。

海上实习内容除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舰操、船艺、机电等课目外,第一学年要实习水兵战斗和日常勤务,第二学年要实习班长的战斗和日常勤务,第三学年要实习军士长和部门长的组织指挥并担任舰值更和舰值日。三年实习,使学员经历水兵、班长到军士长、部门长各个岗位的全过程,毕业后,经过短期见习,便可胜任本职工作。

1953年夏天,刘华清带领第一、第二分校学员进行了一次海上实习,两个分校的副校长也随舰出海,这也是刘华清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出海。

这次的实习海区在渤海湾和青岛附近。上舰后,刘华清和分校、实习舰领导一起,研究检查了学员的实习课目和生活具体安排,并和学员一起住在登陆舰上。舰长要把住舱让出来给他住,他谢绝了:“舰长室只能你住,这是工作需要。”见他态度坚决,舰长只好安排他住在军官舱。“军官舱也是袖珍型的,三平方米多一点,舱内有张一米宽的床铺,还有张小桌子、一个小洗脸池和一个小衣柜,布置得很紧凑。”

第二天一早,登陆舰离开大连港,开始了海上实习航行。开始几天天气很好,风平浪静,以后遇到一些风浪,也不是很大。登陆舰在内海湾来回航行,实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等课目。教员讲课,刘华清跟着学员听。学员操作,他也跟着看、学着做,学习如何利用目标测定舰位、用六分仪测天计算舰位。

航行时,刘华清还和学员一起到机舱实习。机舱温度高达40—50度,通风条件不好,非常闷热,噪音也大,他和舰员、教员和学员尽管一个个汗流浃背,却都很认真。舰上淡水很少,晚上,他和学员一样,只能用少量水擦擦身子。

航行到蓬莱、烟台、威海时,刘华清组织学员到岸上参观,了解地方社情民情。到著名的刘公岛参观时,他还请当地驻军介绍当年的甲午海战,对学员进行热爱海洋、保卫海疆的爱国主义教育。

出海实习,学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刘华清要求把伙食搞好。当时,舰灶伙食费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元多人民币,主副食价格都较便宜,伙食很好,每周还有两次会餐。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疲劳,学员一般吃得不多。特别是遇到风浪,有些学员晕船呕吐,再好的饭菜也吃不下,不想吃。这时,刘华清动员学员吃饭,多吃东西。因为在晕船时,吃饭不只是为了充饥,而且是为了胃里有东西可吐。只要有东西可吐,就不会伤身体。

老水兵、老学员习惯了海上生活,不易晕船,即使晕船,也会对付,不把它当一回事。刘华清虽然是个老兵,但不是老水兵,他说:“老天爷不会关照我,也让我很好地体会了一下海上晕船的滋味。”

有一天,登陆舰从威海去青岛,途中遇到了七八级大风。大海发怒了,大浪一个接一个,海水从舰首一直打到驾驶台。登陆舰舰底较平,同样的风浪,摇摆起来比其他战斗舰艇大。这一次算是遇到了大风大浪,舰体一下抬上浪峰,一下抛进波谷,舰体横向倾斜达30多度,大多数舰员和学员呕吐了。刘华清也吐了,但还是坚持来到广播室,鼓励大家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以坚强的毅力征服风浪。

登陆舰迎着风浪,勉强驶过了成山角。这时,风浪越来越大,舰体在咯咯作响,似乎要断裂。这时,实习舰艇大队领导请示刘华清:风浪太大,为了安全,最好返回威海。最终,实习舰艇返抵威海,等大风过后再去青岛。

对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出海,刘华清印象深刻:“这次出海,让我初次认识了大海,体会了海上生活的艰苦。我想,这只是近海和内海的实习,一旦要去中远海,需较大的实习舰艇才行。”这个愿望30多年后才得以实现。刘华清任海军司令员后,没有忘记第一次出海实习的窘况,便下决心建造了5000吨级的“郑和”号航海训练舰,后又建造了“世昌”号,专门担任海军院校学员海上实习任务。从此,学员海上实习条件才得到真正改善。

1954年4月,中央军委命令,大连海军学校总校撤销,两个分校则分别组成海军指挥学校和海军机械学校。刘华清也接到海军通知,准备去苏联学习海军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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