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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张国焘
来源:第一爆料网 2015/01/11 10:53:01 作者:蒲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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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巴山区创建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画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川陕边高高飘扬两年又四个月。早在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初,张国焘等人“决定暂时只占领田颂尧防地的通南巴一带地区,以免多树敌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巴山区创建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画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川陕边高高飘扬两年又四个月。在大巴山区这块富有革命激情的热土上,孕育、磨炼、造就了人民共和国三百多位将军。曾参与创建、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国焘,因其1938年春投奔国共合作下的蒋政权,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故在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一段历史时期被打入到了禁宫。川陕苏区500万革命群众、8万红军将士、30万地方武装英勇奋斗的历史,没有得到或没有很好的宣传。张国焘个人历史档案则人为的涂涂抹抹,什么“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叛徒”、“国民党特务”等帽子都可不分时期的往他头上扣。如何能以史为鉴,以史育人?

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掀起了“川陕苏区热”的狂潮,并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问世,但在对于张国焘这个问题上,少有涉足,或涉而不深。如果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的历史问题含糊不清,它将对探讨川陕苏区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一定障碍。本文仅就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评述,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张国焘所说川北“苏维埃之争”未必可信,事实上他执行了中共中央土地革命路线,但在确定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含糊不清

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西征刚进入四川境内时,张国焘认为“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同时,“苏维埃政府,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的感觉。”[1](P176—177)因而,他“决定扬弃苏维埃公式”。[1](P153)在通江两河口的一个茶馆中,张国焘“开始草拟《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这个纲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红军所到之处要立即实行的,共有下列三点:第一废除苛捐杂税……第二减租减息……第三保障人民安全……我们称之为入川的‘约法三章’”,“纲领的第二部分是号召四川人民与我们共同实行的,名为《入川十大纲领》。这个纲领的最大特点,是要求全川父老人民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共同组织一个四川全省人民政府”,“中央的复电到了,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土地”,“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苏维埃政府”。[1](P156、P172、P178)历史果真如张国焘所说:欲放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想法,只寻求一种革命的人民政府新形式,并企图把土地革命排斥于革命任务之外吗?

张国焘的这一家之言,查遍所有历史资料,没有“苏维埃争执”的只言片语作为佐证,即使在声势浩大的延安批张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及此事。后来不少人撰文批判张国焘这一“取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仅只是引用其回忆录中的文字。再则从时间上来看,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于1932年12月17日开始入川,张国焘随大部队进入四川境内的时间应在12月20日左右,25日红军解放通江县城,即宣告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政府前的过渡政权组织),次年2月7日便召开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2月中旬召开川陕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似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转变——调查研究;起草《入川纲领》;与中央争执(电报往来);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政权。

长征途中,张国焘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后,他仍然热情地大讲特讲“苏维埃”,没有发现他另搞一套的蛛丝马迹。“我们不应当看轻苏维埃和红军来幻想全国人民救国大会和全国抗日救国军,相反的应当大大发展苏维埃和红军。”[2](P460)1937年春,张国焘在延安向党中央所作的检讨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和自己基本上是执行着一贯的为苏维埃中国奋斗的基本路线。”[2](P609)

川北“苏维埃之争”是否是张国焘为自己后来脱离中国共产党而找的一个台阶下呢?张生前曾向世人大声地说:“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1](P179)但张国焘《我的回忆》出版后,相关当事人并没有站出来对此说不,是确有其事,还是不屑一顾?有待进一步研究。

红四方面军入川仅十个月的时间,创建并巩固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面积第二,人口第一);入川不到一年时间,部队由原来的1.4万人发展到8万余众,并建立地方武装30多万。如果没有正确的策略、方针、路线和人心的背向,在敌军事上重兵围剿和经济上严密封锁下,川陕苏区在短时期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吗?

“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3](P1252)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基本政策,川陕苏区党政军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党的这一宗旨。

红军入川后,在其所占领区域迅速开展了土地革命,川陕边土地革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32年12月底到次年2月,为宣传阶段。入川之初,张国焘便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张贴各地。《布告》号召广大农村群众赶快行动起来,彻底改革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布告》提出“土地归贫苦农民,粮食归穷人”的口号;《布告》宣称:“这些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摘要,起来,为实现这一法令而斗争”。[4](P217)“随着通、南、巴三县的解放,方面军又将部队逐步就地展开,划分地区,分片包干,以期迅速而广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5](P232)红军各级政治部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各阶层群众都“从内心深处接受了红四方面军的主张,一些中小地主不但没有逃跑,还参加了欢迎红军解放的行列,从而建立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土地革命大军。”[6](P213)

第二阶段为土地改革阶段,时间大概应从1933年2月开始至次年9月结束。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省苏政府立即发布了土地法令——《关于土地改革布告》。该《布告》明确提出:“不但要取消苛捐杂税,还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苦的工农”,[7](P501)但由于苏区军民从1933年2月底开始全力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因而土地的分配绝大部分地区推迟到田军败退之后,6月才正式全面的实施。

在土地革命运动中,张国焘不但要求苏区内部迅速彻底地平分土地,亦写信给白区党组织要求“加紧领导川北川东赤区周围一带农民反军款反‘剿赤经费’及征发,抗租抗债破仓分粮一直分土地的斗争”。[8](P426)

而这一阶段从1933年10月起,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查田查阶级号召,肃清根据地内的封建残余,在老苏区(即三大进攻战役前的苏区),掀起了查田查阶级和改造苏维埃运动。川陕省委要求“马上组织查田队,反对由苏维埃委派和指定的方式,要由工会、贫农团或真正的雇工、贫农,在大会上选出积极勇敢的青年人来组织”。[7](P241)但由于反刘湘六路围攻“比啥子还重要”,[9](P298)老区的查田运动在进行约两月后而被迫停止。

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为土改复查阶段。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六路围攻后,张国焘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胜利了,做什么》的演讲,他说道:“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共产党的政纲、策略路线和政治领导的正确”,[8](P345)今后必须高举土地革命大旗,必须遵照中央指示“重新分配土地,发动农村中真正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反地主、富农斗争,恢复、改革、建立和坚强苏维埃,树立共产党对川陕苏维埃的坚强领导”。[8](P361)随后,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即土改的复查阶段在整个川陕苏区展开。

张国焘对土地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有较深刻的认识,他要求大家作细致深入的工作。张国焘讲道:“革命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发财人宣传土地是祖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穷人分得土地是不正当的,只有他们才能掌握政权,穷人造反是该天诛地灭等。这简单不理不管是不成功的,单用强力也是不收效的。这须长期的工作,深切的宣传和有组织的活动去使群众了解。”[8](P357)

土地革命运动中,川陕苏区除颁布土地法令外,还印发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政策的文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粮食、肃反问题的布告》、《怎样分配土地?》、《平分土地须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平均土地办法》、《农村阶级划分法》等等。川陕苏区的土地法令及土地改革方面的所有文件,都是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精神制订的。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主要是由当时王明教条主义中央起草的,打上了“极左”思想的铬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10](P30)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亦不折不扣的执行了这一“金科玉律”,从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肉体上消灭地主”,[5](P419)结果造成农村贫、雇农的孤立和不良的政治影响,把本来可以统战的开明地主和富农推向了革命的反面。再则,川陕苏区在确定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含糊其词,“时儿主张土地归农民所有,时儿提出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没有坚决执行毛泽东等人所提倡的土地私人所有的正确主张。”[11](P39)

二、在统战、宣传工作中是一把好手的张国焘,能把军事指挥大权下放给徐、陈两人,但他有时直接插手部队工作,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1939年总结建党十八年来党的历史经验时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川陕苏区的统战工作,是全方位的。苏区内部工作与白区外部工作,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彼此配合,互相促进。

早在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初,张国焘等人“决定暂时只占领田颂尧防地的通南巴一带地区,以免多树敌人。对田颂尧我们也决定采取避免战争的态度”,因而,“我致函田颂尧,表示我军意向。首先说明我军入川并无与他作战的意图。我们所反对者是蒋介石,并非四川任何军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希望暂时在通南巴地区略事休息,如果他能谅解不向我军进攻,明春,我军拟仍返回中原地区,希望双方协商划分防地,并请他不要轻启战端,以免两败俱伤”,“对于东面的刘存厚、北面的杨虎城,我们也准备多方疏解,以期相安无事”。[1](P157、P161)

张国焘等人利用四川军阀防区制度的敝病而制定的这一决策,麻痹了众军阀,给自己以喘息之机。“暂时只占领田颂尧防地的通南巴一带地区”及致书四川各路军阀,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除田颂尧外的其他四川军阀皆不以为意:“顶多不过田颂尧的防地吃点亏而已”,“这是田军局部的问题,决不是全川的大问题”。[12](P167)在紧接着的反田颂尧三路围攻中,四川其他各路军阀大都作壁上观。“各领‘防地’,自保实力,是四川军阀的一个重要特点,川陕根据地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防地’没有被红军占领,估计他们以主力部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我军置少数兵力进行警戒即可”。[13](P181)四川各路军阀的观望不前,是红军取得反三路围攻伟大胜利的重要条件。

在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前后,张国焘与杨森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12](P180)发动三大进攻战役前,张国焘筹划向四川各路军阀进行了第二轮统战。1933年9月,张国焘以“中央分局”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内称:“川军阀混战,多方对各军阀施行离间外交及一切阴谋,主要是找刘文辉约其一致反刘湘,对刘存厚并无接洽”。[9](P70)连红军没有主动接触的刘存厚亦完全受了蒙敝,“他的兵力完全配备成一线式的——这和剿匪的必要战术恰恰相反”,[12](P182)以致于宣达战役中红军打到绥定城(今达州市通川区)下,刘存厚仍然判断此乃红军游击队骚扰而已。(?x川陕苏区的统战工作,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与杨虎城西北军建立了大家熟知的“巴山秘密协定”。巴山秘密协定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巩固、发展川陕苏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为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川陕苏区内部的、白区的统战工作,亦做得有声有色,颁(印)发了一系列有关法令和文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材暂行条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启事——招请各种军事人才》、《中共川陕省委白区年关斗争决议》、《我们的回答——火线上对白军宣传材料》、《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消灭刘湘紧急动员中的白区标语大纲》等等。

对于俘虏兵工作,张国焘高度重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现在应当百倍加紧白色士兵工作和俘虏兵工作,将来消灭敌人,就可更节省气力”。[14](P341)

川陕苏区的统战工作,最大限度的团结了各方人士,调动了除地主阶级外的其它各阶级阶层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了红军在战斗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张国焘在宣传鼓动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在川陕苏区,他发表了许多宣传鼓动方面的文章,并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讲演,言词极具革命的煽动性。“只要我们坚决进攻,勇敢作战,努力学习,加紧工作,就能完成彻底消灭敌人,保卫赤区的任务。同志们!将这一任务担务起来,伟大胜利就在目前!”[14](P204)“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但是最后胜利还是不会自己到来,好象果子不会掉到懒人口中一样……因此大家一致起来,不为过去的胜利为满足,运用全身气力,不顾一切牺牲,坚决与敌人决一死战”。[14](P321)

入川不久,张国焘便学会了“四川话”,讲演中常用四川方言,拉近了与四川群众的距离。“同志们!莫要存私心……将来棒老二(本意土匪,这里指四川军阀部队,作者注)来了,不比以前,还是要砍你的头”,[14](P17)“田颂尧这一股在苦草坝一带,穷人冷天都打精巴子,没有衣服穿,问他为啥子,他说田颂尧整苦了”。[12](P148)8,rn鄂豫皖时期,“在军事上,张国焘一窍不通,却喜欢装成‘行家’的样子,干预前方军事行为,搞瞎指挥”,[10](P24)致使反蒋介石第四次“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转战。

通过鄂豫皖时期及西征转战的经验教训,到达四川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张国焘能将“很多事,……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1](P184)并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军事上的蹩脚功夫,因此,部队工作让徐向前、陈昌浩两人放开手脚抓。“张国焘、曾中生着重抓地方工作建设,我和陈昌浩着重抓军队工作建设。”[13](P193)川陕苏区高层领导人的分工协作,扬长避短,使得苏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

随着反三路围攻及三次进攻战役的伟大胜利,川陕苏区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拥有500多万人口。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川陕苏区已成为“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12](P36)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粉碎了20多万国民党大军的六路围攻,这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在反第五次“围剿”中取得的唯一彻底的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为后来策应长征中的第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创造了条件。在川陕苏区中后期,张国焘有时也直接插手部队的行军作战,好在这样的情况并不多,有较大影响的有4次:在反六路围攻中,关于突破口的选择问题;红军突破青龙观后,关于追击国民党川军的方向问题;反六路围攻的西线反击战中,红军浅迂回还是深迂回的问题;粉碎六路围攻后,是否以一个师乘胜打过嘉陵江西岸去的问题;对于以上4个问题,作者将著专文探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张国焘直接干预前方军事问题上,他是否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主张,是后来战局好坏的唯一尺度。5sB`e-

三、川陕苏区的肃反势在必然,在肃反运动中张国焘一面大讲不要随意捕人杀人,一面又借机了结个人恩怨、排除异已

张国焘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部队、苏维埃政权,是否在苏区内部杀人,以至于血流成河?年逾90的老红军说道:“要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不镇压一批反动分子,能行吗?况且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导演的白色恐怖相比,那又算什么呢?”[15]

红军入川之初,对地方情况不熟习,少数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趁机混入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反动分子“假装积极,混进红色政权机构为非作歹”。[13](P177)而在发展党员时,有过拉夫式的突击方式,为迅速打开局面,将苏维埃委员全部或一部介绍入党;或在“会场上放一块门板,上面写着‘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名处’”,[13](P172)因而,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严重不纯。

打入南江大河区游击队并任队长的劣绅走狗岳成祥,与团防头子孙玉书里应外合,将区苏机关洗劫一空;“东三区二乡七村苏维埃秘书是地主成分,以苏维埃秘书名义威吓群众,不准群众报告”;[14](P136)“甚至县一级苏维埃里也混进坏人”。[16](P151)川陕省财委会股长黄彩云,曾经受住了鄂豫皖时期历次反“围剿”战争及西征四千里的坚苦转战,但他最后拜倒在土匪向思银之妻邓氏的石榴裙下,向土匪刺探了大量红军机密情报。“个别革命意志薄弱的干部竟成为‘脚踏两只船,白天投红军,晚上靠反动’的两面派”;[16]#(P151)打入革命阵营的奸细、革命蜕化变质分子及不坚定分子严重地阻挠和危害了革命,为巩固和健全川陕苏维埃政权,坚决提拔积极而又坚定的工农分子,肃清混入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异已分子和投机分子,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肃反运动的开展势在必然。

川陕苏区在肃反上,有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先后颁发了《苏维埃的法令》、《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执行条例》、《关于反革命自首的条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条例》、《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川陕省革命法庭布告》、《川陕苏维埃政府肃反四大约法》等有关肃反的法令和条例。在张国焘具体指导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提出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5](P245)根据肃反的法律规定,对嫌疑犯或犯人的逮捕、审讯和判刑等只能由保卫局、革命法庭等专职机关负责。

在肃反运动中,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最权威的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第66期发表署名文章《毋忘长胜县的反动》,文章回顾了长胜县观音河、立山场、瓦子场、马安场、柏林场等地方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后说:“从今以后,……发动群众起来大大肃反”,“不让一个反革命在赤区活动,不让一条反动武装暗藏在赤区内。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才能巩固赤区和战胜敌人。”办理魁北克移民最权威—蒙特川陕苏区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肃反方面的法令和条例,但由于执法者特别是基层执法者,没有完全按照法规程序办案,在绝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公报私仇,打击陷害,无限上纲,动不动扣帽子、打棍子不法现象,并常常中敌特反间计,加之土匪团防、还乡团的残暴,激怒了执法队伍中的一些人,他们往往不遵照有关肃反法令,动不动便祭出“要大大肃反”这把尚方宝剑,非常急躁地将“犯人”(应称为嫌疑犯)不经审讯而杀掉;区、乡苏维埃政府本无打人杀人的权力,但往往区苏、乡苏也在杀人,虽说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劣绅和打入苏维埃内部的奸细,但也秧及了一些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

对于肃反中的过头行为,张国焘给予了充分关注,要求有关部门及人员,不要随意捕人杀人,为此他撰文耐心细致地向执法者讲道:“必须分别那一种是反革命,那一种是错误。象故意破坏枪支是反革命,新兵无意中把枪支弄坏了,就是错误”,“对于穷苦学生和知识分子、破产多年的地主、富农、出身穷人的排首、穷苦的道士、和尚和学徒,参加革命的流氓等……不能一般的反对这班人。”[14](P156、158)

1933年9月,张国焘指导川陕省召开了各县、道革命法庭联度会议。这次会议就前期肃反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各地肃反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要求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按照已公布的有关肃反法规、条例执行。这次会议还通过了《省革命法庭联席会议总纲》,该《总纲》规定:“无论各级苏维埃、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童子团等以至党员、团员不能够私自打人吊人,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得由苏维埃交送县保卫局或县革命法庭”,“红军在地方工作的,遇反动分子,须即时逮捕者,必先交当地苏维埃或红军政治最高机关处理”,“不能把工作上一般或不自觉犯的错误,与真正反革命的错误混在一块”。[17]

在肃反运动中,川陕苏区并不象某些书中所讲的那样——血流漂杵、惨不忍睹,整个赤区犹如人间地狱。作者通过川陕苏区各县、市民政局、党史研究室有关肃反方面的数据及走访当年而现在仅存不多的当事人得知,无罪而被杀的所占比例并不是后来人们猜想的那样高,它仅占9%左右,这种无罪致死的案件有一个共同特征——受了诬告或中了敌特的反间计。而另外被杀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的确应该镇压,另一类是罪不致死,后一类所占比例最高,约占半数。这一系列冤假错案,与革命战争年代敌我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各种工作的紧迫性,不无相关;作者更不否认少数干部特别是保卫局、红军政工人员感情用事,不通过调查研究,说杀便杀的错误做法常常存在,这正如张国焘事后总结所说:“为了争取时间,遇事都是迅速进行,工作自欠精细”。[1](P184)

川陕苏区的肃反与其它苏区的肃反一样,都存在一个令人可笑而又叫人痛心的问题,便是在当时教条主义中央的指示下,大抓所谓AB团、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悲剧,川陕苏区的主要负责人(执行者)张国焘应负一定的历史责任。同时,张国焘借肃反之机,编造罪名先后杀害了对革命忠心耿耿的红军高级干部——旷继勋、余笃三、吴展、赵箴吾、杨白、李春霖、王振华、舒玉璋等人。被他所害的这些革命同志,均反对过他,特别是在小河口会议上指责过他。张国焘胸怀狭窄,不能容人,缺乏政治家应具有的风范,这是否可以为他在延安受到批判后,“愤然”投靠国民党蒋介石作一很好的脚注呢?再则,张国焘一面叫部下不要随意捕人杀人,应按法律法规办事,而他则随意的向革命阵营的“异已”举起了屠刀,他的一举一动难免不影响到一批人(上行下效),这不能不说是川陕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

参考文献:

[1]我的回忆(第三册)张国焘著[Z].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第1版

[2]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Z].四川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1982年第1版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著[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4]苏维埃中国(第二集)[Z]

[5]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秘密)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Z].1963年铅字版,

[6]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7]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大学等编[Z].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

[8]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Z].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Z].1963年铅字版

[10]烽火年代徐深吉著[Z].蓝天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1]川陕苏区历史研究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1991年第1期总第15期

[12]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编[Z].1979年版

[13]历史的回顾(合订本)徐向前著[Z].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版

[14]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档案馆编[Z].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版

[15]作者于1999年访问李江记录,手写稿,存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

[16]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唐敦教白明高杜中主编[M].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

[17]干部必读(第47期)1933年9月6日珍藏于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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