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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迎拒
来源:党建网 2015/01/25 09: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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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尽管梁启超认为孙中山“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梁实为中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一人。

尽管梁启超认为孙中山“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梁实为中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一人。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说,间杂于其政论、书序、游记、演讲、书信等诸文体,晚近学术界多从社会主义思潮早期传播史的视角予以观照,其不足突出地体现在对于梁启超后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后的相关言论重视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们对梁氏社会主义观的系统认识与整体把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从传统思想比附到现代政治启望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可追溯到维新变法时期。他担任主笔的《时务报》登载过1896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消息,介绍过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党的有关情况。如果说这还仅是转载海外时闻的话,那么1899年10月2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论强权》,运用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重新阐释康有为的“三世说”,便分明透显着理论借鉴的自觉。

正如梁启超所言,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新思想运动中心移至日本东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0世纪前后日本思想界对西方社会主义著述的迻译,为梁启超等人接触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细绎梁启超当时文字,不难发现梁氏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明显带有理论比附的痕迹。

这方面师生之间的影响,不可小觑。康有为写成于20世纪初的《大同书》,就是以《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思想,杂糅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对此,梁启超心知肚明,1901年作《南海康先生传》,高度评价“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绝非一得之见。梁氏从古希腊哲学、近代西方启蒙哲学中追踪共产主义的滥觞,进而认为自己的老师虽“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并指出康有为所持经典依据出自《礼记·礼运》。如此一西一中同步进行文化溯源,显示以古喻今有其学术合理性。

在1904年所作《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说有了新的认识:“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檃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据此,梁启超继续在中国典籍沿波讨源。他引王莽始建国元年训斥地主“分田劫假”之令,认为“此即以田主资本家为劫盗之义也。”又认为北宋苏洵抨击田主不劳致富、耕者穷饿无告的言论,与1866年万国劳力党同盟的宣言书声气相通。该文结末指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因“近人多能言之矣”,不再详说。凡此种种,均论证社会主义思想“吾中国固夙有之”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直至五四运动的那一年,梁启超仍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观点。在《欧游心影录节录》“社会主义商榷”中,在高度评价“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肯定“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后,梁氏继续申论“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对于逆料中的指责,他还特别加上一句自我辩白:“我并没有丝毫附会。”

梁启超前期对社会主义基本上一直是称颂与赞誉有加,推究原因,不出以下数端:一是随着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梁启超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1902年发表的《干涉与放任》,梁启超认为资本主义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二是两次考察西方世界,亲见资本主义的社会积弊,更觉得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性。梁启超1903年访美就要发出“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的浩叹。1918年底梁启超出游欧洲各国,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民生凋弊,百废待兴,梁氏深感西方科学主义的失败,以及原有社会模式的弊端,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之目的,在救自由竞争之弊也”的体认。?輥?輯?訛三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彰显了人类践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对此,梁启超乐观其成:“俄国过激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

以上三因对现代政治启望的支撑,又是以梁启超既有的知识结构为基础的。换言之,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主要基于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不应忽视梁启超有关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比附之言,那是其内心的真实表达。而深漾内心的“大同理想”只要稍加现实政治引申,则必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皈依社会主义。1923年,梁启超作《巴黎和会预备提案序》,就中一句感喟其实泄露了他的政治文化密码:“呜呼!近世所谓帝国主义者,本与吾族固有之大同泛爱精神相反”。从文化根源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倾向社会主义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二、梁启超反对中国践行社会主义的理由

尽管梁启超很早就预言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向,但具体到中国实践,梁氏又持反对意见。早在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之际,梁启超《杂答某报》就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在中国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至1921年抛出《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梁氏已是第二轮陈说反对观点了。不仅止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相关言说因时势而增。其反对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各依国情,不可躐等发展。梁启超在认可社会主义必兴的同时,强调实行社会主义“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早在他访问新大陆美国之际,美国社会主义丛报总编及社会党党员多次造访游说,梁启超如是作答:“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具体而言,梁氏认为中国不宜推行社会主义的因素有四:一是中国产业经济落后。梁启超在1907年借《社会主义论序》传言:“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我国今当产业萎蘼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其二,国内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又说:“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三是国有方式在中国已有前车之鉴。社会主义主张“生产机关”国有,这在欧洲是“救时良药”,在中国则否,以欧美社会党最为倡导的铁路国有为例,中国早已实行了铁路国有但未收良效,躐等之害可见一斑。四是中国政治民主、公民素质均有差距。实行社会主义“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在民主政治匮乏的国度推行社会主义,只会使国家社会“为蠹国之徒资利用”。又,国民道德素养也未达到一定水准,目前要“使人人为正义而劳动,或仅为满足直接消费之欲望而劳动”,必“消减其勤勉赴功之心”,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质疑社会主义倡导者别有企图。梁启超在《社会主义论序》不无担忧地指出:“近则一二野心家,思假为煽动之具,即亦往往齿及,然未经研究,于其性质全不明了,益以生国人之迷惑。”“野心家”云云,虽有人身攻击之嫌,但梁启超质疑时辈倡导社会主义的理由还是充足的:他们通常对社会主义缺乏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吠影吠声,为此其动机之纯粹大可怀疑,莫不是要扯虎皮做大旗?如果说此类讥刺当初是影射以“三民主义”附会社会主义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话,那么梁启超1922年发表《评非宗教同盟》所说的“靠几句剩余价值论当口头禅出锋头的人,我们不能认他对于马克思有信仰”,则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其所指不能不教人思量。

3.对苏俄搞“革命输出”的警惕。洞察沙俄瓜分侵吞中华的野心,梁启超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仍持有戒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苏俄与中国的建交谈判已暴露其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分明是国家第一,主义其次,却偏偏向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搞什么“革命输出”,究竟用意何为?对此梁启超亦从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毫不隐瞒关于苏俄敌友的观点。一是认定苏俄仍奉行帝国主义。1925年,在《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中,梁启超放言苏俄“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他是帝国主义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一国的国民性,可是换一面招牌就改得转来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其二,攻击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悖离共产主义。梁启超质疑:“苏俄本身是共产国家吗,若是共产的国家,怎样会‘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翻一个筋斗会变成新经济政策来。”梁氏据此坚信“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三是特别反对苏俄搞“革命输出”。梁启超合理想象,为苏俄代言:“我并不是侵略你们,不过我觉得我的共产主义好,可怜你们不懂,受罪,我来替你们宣传,革命,救你们。”既而对这种逻辑大加抨掊:“庄子说:‘疱人虽不治疱,尸祝固不越尊俎而代之。’国内伟人们,‘代人民革命’我们老百姓受赐已经受够了,那里还当得起外国人来‘代’,以一个外国来代我们做什么做什么,——不管做的好事坏事,总之已经把我们当做被保护者,儿孙,奴才,这样不算帝国主义,怎样才算帝国主义。”

4.慑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破坏力。梁启超在政治上趋向保守,维新变法失败后,他虽也曾一度宣扬“破坏主义”,但游历美国后,彻底改弦更张。在《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一文中,梁氏即以死亡一千万来质疑苏俄所标榜的为“大多数人民自由幸福”,以此申说“违反目的的手段绝对不能用。”中国共产党发动社会运动,以摧枯拉朽促进社会更新,这让晚年梁启超颇为不安。在其生命的后几年写给孩子的家信中,不乏此类言论:“共产党横行,广东不必说了,(广东完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主权者。)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其手段在闯入工场,打毁机器,或把烧火人捉去。现在到处发现工人和共产党闹事(因不愿罢工而打),实是珍闻。”又,“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天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复次,“现在上海正在两派肉搏混斗中,形势异常惨淡,若共党派胜利,全国人真不知死所了。”诸如此类,写不尽梁氏对中共现实破坏力的恐惧。

三、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梁启超的交互影响

尽管梁启超凭借舆论权威的影响力,对中国实践社会主义横加阻拦,然而社会主义运动仍以其源源不绝的动力,扩张于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其影响所及,就是梁氏亦莫能外。从梁启超对一个概念术语的运用,到两次时事政治的参与,再到一次无可奈何的叹息,皆可窥见社会主义运动的印痕。这种影响是交互式的,梁氏也以其特有方式作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1.阶级观点从修正到沿用。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学说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石。梁启超起初判定“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拒将此术语运用于中国——“故中国可谓之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是又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而当“阶级”一词在中国渐趋流行之际,梁启超转加捃拾,另有发挥:“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阶级斗争史’。”但是,梁氏认为这并不适用于中国,“我们有产的人本来就不配成一个阶级,就勉强算他个阶级罢,他们绝对的不配当统治者,那统治者与其说他是有产的人,毋宁说他是无产的人,——最少也是本来无产的人,因据着那统治者地位,才渐渐变成有产,或者是靠着许多无产的人拥护也,他才变成有产,——无产的固然是被压迫受困苦,有产的也是一般的被压迫受困苦,所差不过程度问题,无产的把有产的打倒就算解放了吗?”如果一定要采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梁氏认为当前中国“只有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一个问题。”此后,他又以国情为由,将“无产阶级”修正为“无业阶级”在《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1925年)一文中,又将中国的劳资矛盾转化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冲突,因为“在中国则资本家是外国人,劳动者是中国人”。无论其戏说反说、修正篡改,梁启超接受阶级观点是真,特别是他后期的思想文化论著基本原汁原味地采用了阶级观点。比如,1922年所作《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六章标题即为“阶级制度兴替状况”,开宗明义:“阶级制度,实人类文化初开时代所不能免。”1927年推出的《中国文化史》直言不讳:“人民恒分若干阶级”,皆可为明证。

2.评述非宗教运动兼论马克思主义。1922年爆发的非宗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策划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于非宗教运动背后的政党运作,梁启超似未觉察,出于对国民精神世界的关注,梁氏撰文参与了这场讨论,于是便有了那篇宏文力作《评非宗教同盟》。该文所倡导的宽容原则,所提出的“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宗教是情感非理智等见解,至今未过时。正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梁文忽引马克思主义为例:“卢骚的《民约论》,马克思的《价值论》,后人批评指责他们的缺点,不知多少;倘若欧洲人个个都有这种圆满细密的批评头脑,那么,《人权宣言》、劳农政府,永世不会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宗教论理虽不合适,但理论只有上升到信仰层面才能发挥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却是千真万确。梁启超行文至此,一定想不到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就在中国,将有多少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肝脑涂地,在20世纪重新演绎“信仰的力量”。

3.五卅运动同仇敌忾又讲求策略。“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下,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帝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久不涉足政坛的梁启超破例连续撰文,为政府献计献策,向国际社会呼吁正义,为民众传授应对策略。梁启超的同仇敌忾,使其在客观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帝救国运动的同盟军。尤需一提的是,面对列强将惨案归罪“赤化”的抵赖之计,梁启超向执政府积极建言,指明当务之急“在明定惨杀责任之所归,使对手方不能狡赖”,否则类似事件再发生,“彼亦将以‘排外’、‘赤化’等口实淆乱视听,而置我提议于不顾也。”在思考宣战争取外援时,梁氏特别强调不可借重苏俄,只因“欧美各国,提起‘赤化’两字,便‘相惊以伯有’,现在英人方以此诬我,则利用各国的恐怖心希冀减少对我的同情。若俄人仗义相援,各国怕会环视而起,那么,我们真成了‘以一敌八’了。”在对外宣传时,出于同等考虑而又愈显高明的是,梁启超一方面极力将“五卅”与中共撇清:“英使英商强指此事由共产党煽动而起,冀以耸欧洲资本家及政府之听,就令游行群众中有共产党在其间,然彼固为一有主义之政党,既不携带武器,扰害治安,何能滥加戕杀,况共产党在中国方始萌芽,势力甚微,何能动此大众”;另一方面又利用西方惧共恐共的政治心理,逼迫对方后撤:“但高压政治,最能助长被压者之势力,英当局若长此顽迷不悟,势不至驱全中国人而为共产党不止。”梁启超如此作为,主要出于政治策略的需要,他不是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梁氏在家书中说得明白:“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画,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尽管“五卅”运动的结局不让梁启超满意,对中国共产党亦颇有微词,但这改变不了他曾与中共一致对外的合作事实。

4.如此时代与其黑恶不如赤化。逼近晚年的梁启超因形势迫蹙,言语之间流露出几多的无奈。1925年梁氏发表《为改约问题敬告友邦》,并“特别对日本表示诚挚的希望”,其说辞是中国的劳资关系已转成中外矛盾,布尔什维克乘隙而入——“试问中国人应该采何种态度,鲍尔雪维克思想,在西欧转战许久,打不进去,一经输入中国,便如顺流而下,这种因果关系,稍为明眼的人都看得洞若观火,可惜近视眼的外国资本家们还在梦里哩。”这是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苦谏,但若是舍弃政治策略的因素,正勾勒出共产党在中国兴起的历史大背景,印证了中国“赤化”的合理性。事实上,梁启超还说过更具倾向性的言论。1926年,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上,梁氏叹息道:“在此黑暗时代,青年以为实力派更糟,与其向这‘黑’的方面走,不如向‘赤’的方面走,不要说青年如此,便是我五十多岁的人,觉得既无第二派,自然不趋于黑而趋于赤。”注意,以上表述是将自己也包含进去。所谓“黑”道是投奔军阀,“赤”道不言而喻,梁氏补充道:“青年若能心地洁白,抱定正当目的去干破坏的事业,坚持到底,也还不妨。”然而,他又认为“但千百人中恐无一人能如此,少有成功便趾高气扬,偶有失败便垂头丧气,或投降军阀,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所以“这黑与赤的两条路都是死路。”此语虽沉痛哀绝,却掩饰不住对“赤化”的倾慕,无意中正道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大势所趋,具有正当性与凝聚力。“四一二”政变后,梁启超的次子思永对受到血腥镇压的中国共产党寄予了极大同情。梁启超在家信中写道:“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迷药”一类措词与一年前的表述明显有出入,只有仍视思永这样的青年为“洁白”尚与前说声气相通。或许也为了平衡自我,梁启超随即亮明自己既反共又反资的独特政治立场:“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又说:“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他坚信自己能在数月内开出治国良方。彼时梁任公不免过于自信,为此不惜违背政治直觉,从而将曾有的亲共之言散作缥缈之音。

四、历史原因分析与经验总结

回顾梁启超关涉社会主义的言说,分明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辗转传入中国,中经时势变迁与风云激荡,在苏俄“革命输出”的触媒下,终于形成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的历史脉搏。由于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关注,梁启超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见证者,其中包含着共产党在中国成败利钝的历史信息,这一份思想遗产值得分析与提炼。

1.社会主义在华传播得益于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契合。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思潮一见倾心,主因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有着文化契合。虽然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梁启超用传统经典阐释社会主义学说多有比附之嫌,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在汉语思想界的最初传播却大有裨益。梁氏比附之言,消解了知识界对西来社会主义学说的陌生感,同时也为“过激主义”包裹上了一层经典保护色,极有利于它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比附之言并非刻意为之,别无功利思考,它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依据原有知识结构对西学的读解,符合接受心理学规律,由此愈发昭示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传播进程中的巨大作用。

2.迟滞社会主义运动由于阶级属性也出于政治设计的考量。梁启超既认定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又推崇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偏偏反对中国践行社会主义,虽有所谓国情说等来加以理论周旋,总不免让人联想到其所属阶级的保守性。而在政治上取保守立场又分明带有梁氏个体的特点:在保皇与革命之间,梁启超选择保皇;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梁启超倾向于资本主义。终其一生,梁氏实践着他的政治设计,其意图便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值的社会效应,只是每每事与愿违。因此不难理解,当中国共产党以非常手段扫荡原有社会秩序时,梁启超的抗阻也就愈发强烈。

3.洞察时势政局预见共产党在中国成势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久经世事的老政治家,梁启超的眼光是独到而深远的。且不论其在早年预言的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果真在过去的岁月得以实现,单就是他对“黑暗时代”的概括,以及对中国青年“与其向这‘黑’的方面走,不如向‘赤’的方面走”的判断,便点明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成势的历史必然性。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凌,加之国内政治鱼烂不可收拾,中国需要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以此实现民族的独立、政治力量的整合、经济基础的重组。至于谁能领导这场伟大的革命,关键取决于人心之向背,为中华民族指明“别择性”前途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事非偶然。

4.不可越级发展、警惕苏俄帝国主义等言论不乏见地。梁启超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说,坚持认为中国不可轻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在当年曾遭到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围攻,中国共产党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更是在实践上启动了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不得不正视越级发展所导致的先天不足。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得力于苏俄的扶持。但是,苏联为自身利益考虑以及苏共“老子党”的作风,致使中国利益蒙受巨大损失,几乎误导中共满盘皆输,中苏恩恩怨怨绵延不绝,也是显在的事实。前苏联已经解体了,梁启超警惕苏俄一类的言论是否过时见仁见智。可以肯定的是,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伟人还有很多精神财富有待于后人去挖掘、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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