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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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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没有政商关系,怎么发展经济?
来源:新华网 2015/03/31 10:56:06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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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没有政商关系,怎么发展经济?

导读: 习主席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很重要,现在地方官员权利很大,就是政治影响太广。无论是过度政治化,还是泛政治化,都有害于政商关系的建立。新加坡发展得好,就是因为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确定好了政治的边界,才能为企业建立起法制环境。

郑永年:没有政商关系,怎么发展经济?

思客和新华网海南频道联合推出“博鳌思客会”,将持续为读者呈上最新鲜的博鳌论坛干货!在《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郑永年提出了关于政商关系的看法。

 

国家发展离不开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光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以亚洲为例,早些时候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商关系。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顺利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变为发达经济体。这就是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也要起到更好的作用。尤其是在韩国,政府官员、企业和官员组成的“铁三角”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第一阶段跟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政府跟企业必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否则他们不可能走出来,追赶上西方国家。

现在讲政商关系,很多人过分关注其负面影响,却忽视了其他一些问题。很多国家都因为建立不起政商关系而无法发展经济,因为发展经济不能光靠政治人物,还要靠企业家。政治人物要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提升经济,因为政府不是一个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才是,所以政府一定要支持企业。

日本的大企业、韩国的大企业和台湾的中小企业都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否则根本发展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政商关系。像日本、韩国的那个“铁三角”,在刚发展经济时是可行的,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要转型,不转型就麻烦了。

腐败不是政治与商业之间的唯一渠道

在转型过程中,主要的是明确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习主席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很重要,现在地方官员权利很大,就是政治影响太广。无论是过度政治化,还是泛政治化,都有害于政商关系的建立。 新加坡发展得好,就是因为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确定好了政治的边界,才能为企业建立起法制环境。

政治和商业之间有许多种合作渠道,而腐败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法治也好,商会也好,政商关系还是要从人性的本性出发,要解决的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不能给政府官员提供合理的利益,腐败肯定不可避免。比如都是从清华、北大毕业的同学,从政的官员还是一个穷光蛋,下海的企业家却发了大财,这同样不公平。

所以,政府要为企业家服务,就必须要凭借一定的收入。怎样的体制才能既为企业家服务又不官僚化?那就是李光耀先生提出的高薪养廉。中国有一些基本事实不会改变,国家不会放弃很多资源,比如土地的所有制。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企业家和社会都没有权力,法律的权力还是掌握在官僚手里,有一些官僚就可能因为反腐败而不再作为。

今天经济增长决定了政商关系发生改变,一些国有企业因为反腐败不作为;民营企业也没有作为,很多民资在往外跑;外商也为此对中国的做法非常怀疑,所以三大方面都不作为。所以我们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就是因为政商关系发生了变化。要从以前的政商关系转向新型的关系,该怎么转?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想清楚。因为中国人老是太理想化了,一说政商关系恨不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制度设计要抓住人性的弱点

中国几千年都是道德主义,希望当官的不吃不喝都可以,我们对官员就是这个要求。李光耀先生却是现实主义,他说如果当警察的不能养活自己的小孩,肯定会用各种方法搞腐败。所以他设计的制度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这样的制度很有效。而我们设计的制度,都是无限放大人性的光辉,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制度设计一定要讲人性的弱点,这个是最重要的。

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分为两个阶段,李光耀提出,第一个阶段是让官员“体面”地工作,第二个阶段是与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企业能给人才提供500万新币的薪酬,政府只能提供50万,谁想当部长?不是人人都可以那么无私。但如果政府给200万,企业给500万,可能人才也可以考虑为政府服务。北欧工资也很低 ,为什么不腐败?我去考察过,北欧住房、看病、小孩上学都不用钱。所以,所有好的制度都是从人性本恶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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