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谋杀了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
来源:新华网思客 2015/04/07 14:03:24 胡鞍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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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果要问,谁谋杀了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一定程度上正在于香港自身。香港若不反思转型,其眼下的这种败局,恐怕是很难改观的。

原标题:一去不复返的香港文化“黄金时代”

近些年,对于香港流行文化的集体怀旧,已然成为国内一个社会学现象。每年“哥哥”张国荣的忌日,或是某部新版金庸武侠剧上映,这股怀旧风就定期或不定期地袭来。在“港迷”们看来,八十年代,就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宽泛些说,称八十年代为香港的“黄金时代”,大致没错。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香港成为华人社群的经济和文化首府。特别是在八十年代,达到鼎盛状态。香港的电影、电视、录像、录音、金庸武侠等文化产品,行销国内以及东南亚、欧美等各地华人社会。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香港文化席卷内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当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盖因为,中国文化传播的路径,历来是由北而南的,或说由中原向四周辐射,方向极少改变。超稳定的华夏文化重心,在八十年代出现短暂逆转,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由。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一个时代巅峰的到来,并非突兀地拔地而起,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孕育期,香港亦然。就文化而言,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情关系,其文化既受殖民文化影响,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东西方以及传统与现代文化,不断冲突、消长和相融的百年历程。

事实上,自沦为殖民地的百余年来,香港本土文化不被殖民政府关注,基本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而1941年至1945年被日本占据的四年,香港的经济、民生、文化更是处于崩溃边缘。直至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殖民政府才将视野逐步转向对香港文娱事业的大力投入。

这其中,不应忽视的是,大陆的三次移民潮对香港的缔造之功。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作为偏安之地的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使其一时成为临时避难所,以及通往大后方的中转站和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阵地,因而吸引了大批内地难民,以及包括夏衍、田汉、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香港一时成为文化运动的中心之一。

二战结束后,英国作为宗主国又回到了香港,而大陆又进入全面严酷的内战。这一时期,香港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而香港本应出现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良机,则被全面内战一笔勾销。由此,内地大批资本家、知识分子、电影界人才,纷纷南下香港发展。

这一波移民潮,无疑给弹丸之地的香港带来了丰厚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数据显示,仅从1946年到1948年,来自内地的资金和劳工促使香港的贸易额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大量文化人士的到来,极大地增进了香港的文化活力。如果说,1927年鲁迅到香港演讲时,还有本地学者为香港是文化“荒漠之区”而忧虑不已,那么到了1980年,就像鲁迅早年所说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此时的香港已然成为“文化中心”之一了。

1980年代的香港,经济腾飞,百业繁荣,文化百花齐放,人才辈出,这是香港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香港人均GDP即超过10000美元,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城市,并跻身亚洲四小龙,整个社会无不洋溢着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体现在电影、电视、音乐上,则是创作了包括香港“市歌”《狮子山下》等一大批励志曲目。文娱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人和词曲作者,如歌星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谭咏麟、许冠杰、罗文、徐小凤,无线电视(TVB)发掘的“五虎将”(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及梁朝伟),以及有“鬼才”之称的词作者黄霑等等,成为艺坛中坚。加之TVB对剧集主题曲的推广,歌星得以在电视上曝光,两者相互推动,粤语流行曲自此大放异彩,风靡一时。

需要提及的是,此一时期,香港主权归属等政治议题风起云涌。特别是1984年底《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引发港人对香港命途的强烈不安。受此影响,“新浪潮”导演如许鞍华和严浩等人,领衔拍了一系列充满历史文化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本土化题材,试图为迷途中的港人构建一处心灵家园。如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来客》),严浩的《似水流年》、《滚滚红尘》等佳作,展示了时代变迁下的个人无助感,为观众带来关于命运与超越的思考。“新浪潮”的出现,提升了香港电影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借由电影本土化进程的完成,进而确立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身份。

而此一时期,香江对岸的广袤大陆,又是一番怎样情况呢?作为一个共识,1980年代的大陆,同样是一个“黄金时代”。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和启蒙激情的时代,此时,“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整个社会蓬勃朝气,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思想和文艺领域的禁区被打破。特别是,官方不再把港台流行音乐定义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官方这种开明、宽容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为港台流行文化进入大陆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

对于刚从样板戏里解放出来的国人来说,新世界里的一切无不感到新鲜。禁欲时代被长期压抑的人性全面释放,其文化趣味一改过往单调而生硬的“教育”,转变为“娱乐”,由此形成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反叛。一方面,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越来越失去市场;另一方面,以港片、流行歌曲、金庸武侠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则风靡大陆,《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一系列经典剧目及其主题曲,让国人惊叹不已。

当然,从微观讲,传播介质的变革,比如电视机、轻小便捷的饭盒式录音机(如三洋牌)的出现,客观上也助推了港产电视剧、流行音乐在大陆的传播和流行。

比较言之,不难看出香港“黄金时代”的演进路径:七十年代,香港文化发力,而同时的大陆,则处于封闭状态;到八十年代大陆开放,文化需求猛增,而香港文化此时亦到成熟繁荣时期。南北之间,一者文化丰饶,一者文化饥渴,两者互为补充,形成稳固而强大的供求关系,香港文化北上也就势所必然。以此而论,八十年代的香港和大陆,固然都处于“黄金时代”,但不妨说,一个是文化输出的黄金时代,一个则是文化输入的黄金时代,两者交汇融合,共同缔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言蔽之,香港在八十年代的繁荣,并不在于它的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得益于它的“比较优势”——说白了,一定程度上是香港捡了大陆相对落后的便宜。而这,又实乃时势所造——借用黄霑总结香港流行音乐的话来说,即,历史遗留的现实,地理环境的配合,经济条件的繁荣,政策因素的因缘际会,以及人才的巧合汇聚,创造了香港划时代的文化高峰。一旦时移势易,走入低谷,也就不足为奇,此乃规律使然。

以此来看,香港在八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也就意味着它的低谷的到来。事实上,随着大陆继续开放,香港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十年”终结,大批艺人纷纷北上捞金。据统计,现在横店在线的艺人中五分之一都是港台艺人。相较于港剧的低迷,内地剧愈发朝阳化,且大有抢滩港剧市场之势。面对这种颓势,早在十年前,香港作家林燕妮在《香港不哭泣》一文中,不无悲情地感叹“如今人才凋零”,“‘靓声’已经绝迹,只能以表演花巧代之,似乎为歌坛划上了一个句号。”

对于香港流行音乐由盛转衰的原因,黄霑有过清醒的认识。他既看到了微观的败象,比如,香港的主流情歌变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诉说分手和失恋的惨情,所谓“情歌”,几乎绝迹;歌星不务正业,宣传活动频繁,无暇唱歌,水准不升反降;行业短视,港人的“一窝蜂”习惯,也做成了投机和不辨精粗,等等。他更看到了香港市场的局促和时代大势: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底子和根基都是薄弱的,而本土市场狭窄;“从前日子,大陆封闭而香港独旺,但随着中国继续开放,香港完全失去从前优势。”这种视野,显然比同时代的不少港人开阔得多。

很清楚,以港剧、流行歌曲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的衰败,不过是香港“比较优势”不再的一个注脚。这也再次说明了,香港的繁荣与否,无不与大陆息息相关。香港的崛起与衰落,始终离不开作为母体的大陆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是香港难以摆脱的宿命。

然而,许多香港居民似乎看不到、也不愿承认这一点,而是以一种殖民心态固守在老旧的世界里。可以预计的是,随着大陆改革的稳步推进,特别是上海的崛起,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即将失去。就目前来说,香港在司法制度上仍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若香港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公民对抗运动持续升级,那么就连这点优势也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殆尽。

如果要问,谁谋杀了香港的“黄金时代”?一定程度上正在于香港自身。香港若不反思转型,其眼下的这种败局,恐怕是很难改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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