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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历史也是沟通的桥梁
来源:北京晨报 2015/05/08 12:27:32 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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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历史将人类隔成彼此,但历史也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求同存异,寻找共识,因为牢记过去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未来,今天的争论、对抗与沟通,是为了明天的和谐与交流,这需要一代人的理性、包容与勇气。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恰逢此时,社会科学文献推出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从2006年12月启动,3年后公布了第一阶段研究成果,而到真正出版,已经过去了8年。

过程虽艰难曲折,却是值得为之努力的事业。历史将人类隔成彼此,但历史也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求同存异,寻找共识,因为牢记过去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未来,今天的争论、对抗与沟通,是为了明天的和谐与交流,这需要一代人的理性、包容与勇气。也许,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会有各种不同见解,也许,它没有檄文那么畅快,也许,它还不完美,但能迈出这一步,已经说明了一切。

对此,该报告的中方主编步平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历史问题包含三个层面

中日共同历史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当时中日决定各派10名学者组成一个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进行这样一个研究。11月份确定了一个研究框架,12月份我们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到2009年12月,这个工作算告一段落,当时我们公布了结果。这10名学者里又分成两个组,古代史、包括中世纪研究组,第二个是近代组。

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工作的程序,可以概括为:“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即首先由两国的委员坐在一起讨论我们怎么进行共同的研究,确定了大家看到的一共16个题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确定了双方各自围绕这个题目写研究报告、研究论文,16个题目加起来我们会有32篇论文构成我们总的报告。在研究报告形成过程中经过反复讨论,也在初稿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确定了共同的研究题目,这样有助于大家就共同的研究题目来比较一下。

特别是近代的问题,近代中日关系也是大家更关注,同时我们之间产生分歧比较多的问题。我们每个题目下都确定了若干个关键词,也就是双方的学者在自己的论文里都要涉及这样的关键词,这有助于观察比较双方在同一题目下表述的情况。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起着重要影响的一个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中,近些年我们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这种结构性变化可能引起了关系上的变化,包括在历史问题上,出现一些比较激烈的认识不同。

我们平常谈到的中日历史问题,我把它归纳成三个层面,一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二是感情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我们平常谈的中日历史问题恐怕是三个层面问题的交错,不是完全分开的,但是也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平常谈的中日问题比较复杂,或者说状态比较多,我们现在希望把学术这方面的问题理出来。学者坐到一起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当然这个学术层面的问题如果搞得比较清楚的话,会影响政治判断或者说影响民众的感情,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日本大多数学者承认侵略

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日本学生、中国学生、韩国学生他们在谈到战争的时候,对于战争记忆或者对战争了解的典型事例都是事实,中国谈到的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三光作战”,日本学生谈到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可能会产生障碍。这就是需要在学术层面对很多问题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共同研究我们分成古代、近代两部分,古代部分我们把它分成7个题目,近代部分9个题目,一般的大家了解觉得古代中日关系相对比较友好,是一个友好交流的历史,近代发生了战争是不愉快的历史,严格来说,从学术角度判断恐怕这个还是过于简单了。所以,在古代研究的过程中,包括在研究古代的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很多具体问题的讨论,包括古代文化的流向,从强势的中国流向弱势的日本,有这种倾向,但日本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也是有它逐渐形成自己文化独自的性质。所以,这种情况在古代研究过程中是比较关注的。

近代可能是大家关注更多的。当时有一些日方的委员曾提出一个想法,说就侵略概念进行定义,当时中方的委员非常明确地谈了关于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认为必须要明确承认这一点。而且我们也谈到在这个书里应当明确地把它表现出来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当时北冈先生也谈到希望中国学者不要误解,日本的学者至少70%是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而且说要把战争的性质写到文章里。所以,日方的报告书近代部分第二部第二章写得很清楚,题目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在过程中已经承认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是双方讨论的底线,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关于侵略战争的性质应当说还是达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或者一致的认识。

中日学者争论聚焦在两点

争论比较多是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差异。

一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的判断。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比较注意把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过程,包括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过程联系起来看,发现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以后“七七事变”的发生都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都不是没有任何背景,而是相互联系的。这种事件一再的发生才导致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到战争的泥潭里,然后战争一步一步地扩大,我们比较关注、或者比较重视从这个观点的描述。

而日本的学者,他们可能在具体的问题上,每个事件的研究上要做得非常细致,运用非常大量的资料,比较关注认为这些事件本身发生的偶然性。比如“九一八”事变的过程,这是我们双方在学术争论上、学术讨论上争议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二是在实证研究和价值判断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上,也有各自的侧重。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地做出一个判断,但在实证研究方面,特别随着现在对资料掌握得更充实,我们也需要再提高。

比如“田中奏折”,过去国内一些学者在描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计划性上,往往会以此为例,但它存在与否,或者内容如何,都是有争论的,能不能用它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可能就会产生问题。

包括南京大屠杀数字的问题,到目前来说,实证性研究的条件仍然不很充分,但是作为事实已毫无疑问,战后经过两次大的审判,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和南京法庭的审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立过程中采用了南京审判的审判书的数字,这是很正常的,当年的审判资料也是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基础。总之,数字问题并不是影响对南京大屠杀性质判断的一个根本问题。南京大屠杀本身作为一种残暴的反人道的罪行,应当是被谴责的。应当作为日本的战争暴行去批判的,这个毫无疑问,包括日方学者也认为这个责任是明确的。

共同研究推动彼此了解

我们共同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大家知道,欧洲也是多年战争的情况下,德国和法国在2006年出版了他们的第一册欧洲的历史,2010年三册出齐。欧洲进行这种共同研究,应当说对我们也是有借鉴的。共同研究最终的结果也可能会更深入地影响到教育,影响到民间的互相理解。共同研究的情况也很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教师也在进行一个共同的研究,他们现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共同的报告,只是把各自的情况摆出来以后请大家了解。

共同研究提示了我们一些问题,历史问题的确是影响了中日关系的一个很大的或者说一个障碍,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恐怕不可能争论、吵架或者永远吵下去,我们应当在这些问题上抱着往前推进的态度。

当然,中日学者在这个层面上的讨论,并不是有些人想象和日本的一些极端的右翼分子去讨论,我们和日本的右翼,特别在历史问题上持极右观点的人没什么可讨论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侵略,不承认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战争罪行,那就没什么可讨论的。那些人在日本还没有占到主流。

我们和日本的主流学者,是可以坐下来一起讨论的,或者形成目前的成果的,当然这种成果还可以再往前推进。通过这种积极的成果来向社会进行一种说明。一开始我们不可能追求一种完整的或者大家都能共同认可的结果,即使德法的共同研究,也50多年了,有些问题上也保留了各自的表述,也不是完全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何况我们只进行了3年。

我们应该把它继续推进下去,能作为一种积极的方式推进下去,我不主张我的意见必须让你全部都接受,我也不可能接受你们的全部意见,但是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我们通过这种互相的交流能得到一种了解,或者了解对方合理的部分,或者了解到对方我仍然不能接受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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