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国渗透的历史性考察
来源:环球视野 2015/06/07 10:18:05 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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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历史上,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外来宗教主要是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佛教由于教义和本土化的原因,很好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中,没有被外来势力过多地利用。伊斯兰教也基本上与其他宗教相安无事,虽然极端宗教势力在极个别地区兴风作浪,但总体上还是很平和的。可天主教则不同,曾被西方列强作为对华奴役的工具反复使用,特别在近现代史上,天主教曾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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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天主教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历史上,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外来宗教主要是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佛教由于教义和本土化的原因,很好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中,没有被外来势力过多地利用。伊斯兰教也基本上与其他宗教相安无事,虽然极端宗教势力在极个别地区兴风作浪,但总体上还是很平和的。可天主教则不同,曾被西方列强作为对华奴役的工具反复使用,特别在近现代史上,天主教曾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揭开了西方列强蚕食、凌辱中国的序幕。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除割让香港和五口通商外,还涉及到保护传教士: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又传教者来之中国,一体保护。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天津条约》,同样规定中方要保护传教士传教的权利。《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员必厚待保护,毫无查禁,皆免惩治。此后,天主教传教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省份。值得注意的是,传教条款中无视西方实行的“政教分离”原则,肆意干涉和践踏中国主权。1860年10月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艾美贿赂清政府官员私自添加任法国传教士,再(中国)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条款,没有双方协商同意,本条款理应无效,但法国政府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而清政府非但不敢据理力争,而且还在1865年(同治四年)有总理衙门下达了一条命令竟然予以默认:查内地建教堂,由来已久,但传教士究系外国之人,如买地为建堂之用,其卖契内只可载明卖作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若系洋人在内地购买私产,与条约不符,仍应禁止。此后,若有传教士在内地购买田地建作教堂公产,即照咨内事理,妥细查明办理,勿任混淆。自此,天主教传教士在内地“租卖土地,建造自便”的特权竟然就被合法化了。

基于上述背景,各天主教修会纷纷进入中国。以耶稣会为例,1814年耶稣会在欧洲得到恢复后就着手准备重新进入中国传教。1840年,教宗格利高里16世派遣南格禄、艾方济和李秀芳三位神父到江南地区传教。1846年,道光皇帝弛禁谕旨颁布后,南格禄立刻与上海地方官员交涉收回教产事宜 。19世纪后期是天主教修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最为集中的时期,到1858年,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中国天主教徒人数持续上升。1870年,全中国天主教人数369411人(也有统计为404530人);1885年天主教人数有558980人,35名主教,453名外国传教士和273名本地神父;1890年,天主教徒有62万人,1897年天主教徒53万人(欧洲传教士759人,中国神父409人)。1890年前后,仅江南地区就有665座天主教堂,77座小教堂,2所修院,1所培训中国神职人员的学校,1所孤儿院和20所育婴室,1所医院。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超乎寻常。

为了适应中国天主教的发展,罗马教廷调整了宗座代牧区。通过划分教区来加强对中国天主教的控制。1846年,天主教在中国划分为10个教区,其中澳门、北京、南京3地是主教区,其他7个宗座代牧区分设在陕西、山西、山东、江西、湖广、云南和香港。通常一个代牧区有同一个修会领导,各修会直接对罗马负责。1870年,罗马教廷在梵蒂冈召开会议,讨论把中国划分为五大教区,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把教区划分为教省。第一教区包括直隶、辽东、蒙古; 第二教区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教区包括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第四教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教区包括广东、广西、香港、福建。规定今后每五年每个教区都要召开一次会议,其余传教区都派代表参加。从当时情况看,天主教的渗透已经遍布全国。但是这种发展是西方列强在船坚炮利的保护下获得某种畸形繁荣,一些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 自觉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窃取情报、霸占良田、掠夺财富、包揽词讼、欺压百姓,在遇到民教纠纷时,地方官员不敢得罪洋教士,而做出有利于教徒的判决。一些人为了能够打赢官司而匆匆受洗入教,在松江一带民间流传着“不打官司不入教”的民谚,更有甚者,一些地痞恶徒趁机入教,他们仰仗打着天主教的保护伞,在民间横行不法,而洋教士却一味包庇。于是,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从1856年鸦片战争到1899年的40余年内,中国发生了大大小小1500多起教案。比较有名的,如:1856年的西林教案,系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马来神父违反条约规定,擅闯内地引起。法国政府便以此为借口,与英国一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1年4月在贵州发生青岩教案,当时贵州代牧主教胡缚理接到法国公使转发的护照,以战胜者的姿态,乘大花轿,前呼后拥地见巡抚和提督,又在青岩强买民田,建造修道院和印刷所,引起公愤。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如向省内官吏联衔发出一公函,号召驱逐天主教教士。端午节时,百姓焚烧了晁家关修道院,杀死张如洋等4名天主教徒。胡缚理报法国公使,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1865年的四川酉阳教案,张佩超、张玉光父子对中国天主教徒欺压乡民愤恨之至,继而率众毁坏教堂,殴毙教士,张贴揭帖,号召“诛灭洋教,斩草除根。”1869年又因教民龙秀元逼迫非教民朱永泰退婚,以民团为一方,教民为另一方演变为一场大规模冲突。地方官勒令双方交出武器,民团全交,而教民未交。在华人司铎覃辅臣带领下杀死民团200人。清政府为息事宁人,净赔给教会白银3万两,将民团首领正法,其他处以绞刑或者流放,而覃教士竟然和助教一起出国走掉,其他杀伤平民,历年来奸掠烧杀首恶教民人等, 虽定罪而不到案,结果不了了之。与此同时, 贵州永宁、台湾凤山、江西贵溪、庐陵、直隶永年、 湖北天门、 福建福州、漳浦、罗源,广东雷州等地都发生规模不等的教案 。

在全国反洋教热情高涨之际,爆发了闻名全国的天津教案。1870年,法国教士在天津东门的“仁慈堂”收养中国弃婴或孤儿,并为之傅洗。当时抓住了一个觅拐小孩的嫌犯武兰珍,她招供受教堂门丁王三指使,白天外出觅拐小孩,迄今为止已经觅拐7个小孩。于是,教会觅拐小孩,挖眼制药的流言不胫而走,民情激愤,街道上贴满了反教揭帖。6月21日,天津道台周勋光、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带犯人武兰珍前往教堂, 面见传教士谢福音。下午,围观群众与教堂中的信徒发生冲突,传教士丰大业认为是崇厚派兵保护不力,亲自带枪带人前往崇厚衙门,神气凶悍,其秘书长西蒙手持利刃紧随其后,丰大业到衙门后,无礼之至,持刃击桌,冲着崇厚大声叫嚷“乱民要我的命,我要你死在我面前”。遂连发数枪,伤及崇厚随员,这时门前集聚数千名愤怒已极的群众,崇厚劝其暂勿外出,但丰大业不但不听,还嚣张地喊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路上正好遇到知县刘杰从教堂回来,并开枪伤及刘杰随从和无辜百姓,群众将丰大业和西蒙二人殴打致死,弃尸河中,随后群众烧毁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署,杀死传教士、商人以及中国教徒等。中国传教士、教徒和教堂杂役也有被殴毙的。这次教案中被杀者,有法籍传教士谢福音、使馆翻译馆多玛三夫妇,仁慈堂修女10余人,包括法、俄、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等国籍,以及中外人士总共20余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比、俄、普、西等7国驻京公使于22日联衔照会奕欣,又将军舰开到天津海口和山东烟台,炫耀武力。崇厚于6月23日将天津教案上报清廷,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于当天派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10月5日,同治皇帝颁布圣旨,“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至匪徒乘机焚杀戕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张光藻、刘杰均著重发黑龙江效力。”先后分两批处死参与暴力事件的20人,军徒25人。按照法国提出的要求,赔偿各国领事署、天主堂及仁慈堂等的财物损失白银21万两,抚恤金白银25万两。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道歉。清政府对待列强和传教士是步步退让,礼待有加,而对待自己的百姓却是极力压制和残酷镇压,这种内外有别,媚外压内的做法,激起国内民众更大的抗议声浪,加剧了全国各地的民教冲突。如山东、福建、广东、西藏、云南、台湾、浙江、四川、安徽、江苏、湖南及黑龙江等省,均多次发生规模不等的民教冲突,规模较大的有四川大足、安徽芜湖、山东巨野等教案。最终导致1900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普通群众和无业游民等,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深恶痛绝,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天主教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沉重打击,据统计,天主教共有5名主教,31名欧洲神父,9名修女被杀,中国天主教徒被杀人数愈3万人,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损毁,很多地方教会组织几乎彻底摧毁了。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均采取了各种保教措施。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笔赔款——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就是用来重修被烧毁、损坏的教堂、仁慈堂等,并修建了许多新教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宗教信仰自由正式载入历届中华民国政府宪法,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各种宗教的合法地位得到保证。中国社会的变化为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从1910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天主教基本处于一个稳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不必说太多,重点来论述解放后天主教如何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政权,并充当帝国主义反华排华 “马前卒”的。

罗马教廷方面,早在1934年,罗马教廷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公然承认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把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从中国传教区划出, 成立单独的东北传教区,长春天主教堂发布了《天主教公教教会发表书》公开承认伪“满洲国”。1938年9月,教宗庇护十一世接见了伪“满洲国”教务代表团。1939年2月,刚刚当选教宗的庇护十二世致信溥仪,表示罗马教廷的立场不变。同年3月12日,中国政府特使顾维钧专程赴罗马参见教廷的加冕仪式,陈述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庇护十二世不仅没有明确表示谴责,而且还致函中国天主教徒对于日本的侵华暴行保持超然态度,“常以明智和忍耐, 埋头于神圣事务,不偏左、不偏右,即表面上的行动也当避免。”1942年,罗马教廷不顾盟国劝导和反对,一意孤行地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1943年6月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年7月, 谢寿康被任命为中国驻教廷的第一任公使。但是罗马教廷却没有相应派驻华公使,直到1946年,摩纳哥人黎培里(1897-1967)总主教被任命为首任教廷驻华公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梵蒂冈拒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黎培里在南京以“公使”名义,继续操纵中国天主教会,他向各教区主教发出发出梵蒂冈1947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两个反共声明,然后由主教通过口头方式传递给教徒:中国教徒不准“拥护”共产党,不准阅读解放后出版的书报杂志,不准参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任何组织,如妇联、青联、学联和工会等。1948年成立的“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印发了大量宣传小册子,大肆宣传“有神和无神势不两立”的观点,在思想上麻痹和毒害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教徒。他们还利用当时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圣母军”等组织, 出面阻挠和干涉教会学校中的一些教徒的爱国行动。上海天主教成立“教理小组”散布所谓的“三不主义”,即“不看”共产党的报纸,“不听”爱国言论,“不讲”教会内有帝国主义分子。还在教徒中间散布共产党要“灭教”等,故意制造思想混乱和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解的偏失。1950年美军在朝鲜半岛的仁川登陆后,天主教会更是四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等,甚至有的天主教神父以宗教活动为掩护,搜集我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送到境外。1950年美国间谍阴谋炮轰天安门案就与黎培里有牵连,意籍神甫马迪懦是炮击天安门的主犯之一,他也是黎培里派驻北京的“教廷公使代表”,案发后,在马迪懦寓所搜出他隐藏的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259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以及他为李安东、黎培里搜集的情报底稿多件。1951年3月31日,黎培里致信各地“圣母军”头目、天主教主教,反对天主教教会开展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活动。“圣母军”还印制了大量攻击、诋毁、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宣传读物《恐怖的共产主义》、《现代问题解答》20余万册,陆续派人到各地煽动地下组织成员抵制、破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等。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采取如下措施:1950年11月,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文章开宗明义,论证了宗教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问题,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即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群众信仰问题,一方面又是在长时期中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工具来向我国人民进行侵略的问题。我们应掌握这个问题的两方面,认识这两方面的联系和区别,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来处理有关宗教问题。”在宗教信仰上,“中国的爱国人民并不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应当禁止或排斥的宗教。”不仅如此,“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反对侵略争取和平的政治行动上,唯物主义者和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联合起来”。文章呼吁,新中国的教会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一切有爱国心的天主教、基督教徒,应该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间谍活动的阴谋,反对教会中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反动分子,有步骤地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逐渐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和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中国教徒自己的事业。”

与此同时,一大批懂宗教、善于做信徒工作的党员干部被充实到政府各级宗教管理部门,正是由于大量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广大天主教认识到,政府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真心实意的,双方的根本利益是共同的。天主教友中间长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一下被激发出来了。

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却通过“天主教中华教务协进委员会”在教会内散发反对爱国运动的文件,强调天主教“超国际”、“超政治”,指责发起爱国运动的教友是“裂教”和“违反教义与教规”。1951年4月,黎培里再次以强硬的口气宣称,任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翻教会权威将遭受教会纪律的惩罚。他甚至派遣一些亲信,分赴北京和四川等地阻止当地教徒参加爱国运动。黎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激起了各地教友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纷纷要求人民政府将黎驱逐出境。1951年7月13日,天津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将黎培里建立的“圣母军”为非法组织而予以取消。 面对中国政局的变化和中国教会的形势,教宗庇护十二世与1952年1月18日发表公函,公然把驱逐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比作早期教会的教难,要求中国教友信从罗马教廷。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再次发布一个措辞更加强硬的《致中国天主教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谴责“三自革新运动”,以革除教籍威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国教友,对于那些国内反对爱国运动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庇护十二世则大加赞赏。罗马教廷的通谕在中国天主教内引起极大混乱,严重干扰了中国教会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些教徒以“反对神长”的罪名遭到“绝罚”,被“停领圣体”。特别是在庇护十二世的第二个通谕传到中国后,以上海主教龚品梅为首的少数神职人员大受鼓舞,更加卖力地以种种手段与中国政府对抗。诅咒新中国为“黑暗世界”,社会主义总路线为“狗猫路线”,煽动教徒起来对抗土地改革,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抵制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令。1955年9月8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此后全国各地破获10多起天主教间谍案和反革命破坏活动案件。

责编:许舒琦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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