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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来源:凤凰网知青 2015/07/15 10:09:04 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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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高中毕业后,我与许多同龄人面临的唯一去向就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老宋在张锐回农场没多久利用晚上的时间专程赶到农场召集我们开了会。

(一)

高中毕业后,我与许多同龄人面临的唯一去向就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觉得去农村煅炼一下也好,既丰富了自己的阅历,也对自己的成长有一定的益处。可是父母对此有些忧心,一是怕我在农村吃苦受累受不了;二是对这种“再教育”的终期没有底,担心年数一久会耽误了我的前程。恰在这时,我小时候有一位和父亲很要好的部队马参谋托人打听我们家的情况。母亲与父亲商量,想请马参谋帮忙将我弄到部队去。母亲出此想法不能不说是一良策,因为此时的马参谋在部队已担任要职。凭他的地位和关系,我去部队的事应该是十拿九稳的,至少我也会以文艺兵的身份参军入伍。然而父亲却没同意这样做,他的想法与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有关系。

父亲小时候心灵手巧,既能写善画,又爱好吹拉弹唱,在村里的孩子们中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曾被孩子们推选当过儿童团长。土改期间,一位姓杨的部长住在父亲家中。他特别喜欢父亲,特意将父亲安排在自己身边,出外开会办事都会带着父亲。他还专门给父亲配了一枝小马枪背上。父亲当时十分神气地挎着枪到处显耀,其他的孩子羡慕极了。一次,父亲庄上的孩子因与另一庄孩子打架跑来让父亲去帮忙,父亲竟端着枪跑去助阵把那庄上的孩子全部吓跑了。杨部长得知此事十分生气,狠狠地批评了父亲,还把枪给收了回去。尽管如此,杨部长还是很喜欢父亲。他见父亲喜欢吹拉弹唱便推荐父亲去参加地区文工团。可父亲听说文工团距家太远很不愿去,他由此失去了一次个人发展的机会。

杨部长结束了父亲家乡的土改工作后准备动身南下去四川工作。他想带父亲一起南下,但父亲仍然舍不得离开家没跟他去。杨部长南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给父亲家来了封信,谈到了在四川开展土改工作的艰险。他说有天晚上在一个村庄的寺庙内组织村民开会时,一位村民急促地走来悄悄告诉他,说院子外面已被土匪包围了,让他马上脱身。杨部长当即拨出腰间的驳壳枪将桌上的油灯打翻在地,举起枪朝庙门外一阵连击,随后趁着人群混乱冲了出去。他一面跑一面用枪朝两旁扫射,身后的土匪也对着他乱枪射击,穷追不舍。杨部长憋足劲一直跑了好几里路,等听不见身后的枪声才停下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腿部已被流弹击伤了。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愕然,他为自己当初没能跟杨部长南下感到侥幸,否则还不知会遭到什么样的厄运。

杨部长的遭遇增强了父亲留恋家乡的意念。然而没多久,父亲的这道防线竟然被外祖母给拆垮了。外祖母是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妇女,见多识广,鼓励自己的孩子闯天下和有作为。她认为好男儿就该走四方,不该留恋家乡故土。正是在外祖母的激励下,父母才双双离开了家乡奔赴东北加入了建设鞍钢的大军行列。即便是在外边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父亲仍旧是那种甘愿生活在平淡、安稳圈子中的人。他也希望孩子都能围绕自己圈定的空间生存,不会让我们越雷池一步。正是由于父亲不想去找马参谋帮忙让我到部队去,母亲也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我下乡的事也就成了定局。

(二)

我下乡的地方是矿山附近农村大队建的一个小型农场。它座落在依山伴水的小山丘上。山脚下有一条弯弯的小河,起源于邻近的新宁县山脉,蜿蜒曲折地流向潇水。小河清澈明净,成了我们下乡以后早晚洗漱的地方。河面上砌着一座堤坝,枯水季节成了我们过往的要道。雨季到来时,湍急的河水咆哮直下,格外壮观,数里之外都能听到流水声。每当此时,我都会抽空支上画架,尽兴地描绘河水奔腾的景象,同时也在感悟着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在谱写《黄河》名曲的那种激情。

在我们到农场之前就有一些生产队抽调上来的村民在垦作了。我们的到来似乎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新鲜感。他们的年纪也不是很大,纯朴中透露出早熟和世故。他们对我们给以了许多的帮助和关心,使我们较好地适应了农场的生活。有一个名叫宜发伢的小青年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他生性开朗,乐于助人,好说俏皮话,还时常搞点恶作剧。整天看到他都是乐呵呵的,似乎没见到他皱过眉,犯过愁。有趣的是这些从生产队抽派上来的人都是清一色的汉子,所以大家都开玩笑地将农场称作了“和尚农场”。村民宜发伢告诉我们:从农场建成后一直就没有女人来过这里,就连场里喂的鸡也都是公的。附近只要有村民担着母鸡路过这里,牠们就会拍打着翅膀跟着村民担子后面追逐许久。我们听他说这件事后觉得十分滑稽好笑。

比起“文革”初期的下乡知青,我们显然幸运了许多。我们不仅是集体下乡而且下乡的地方离家里仅有五、六里路之远。我们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场做事,只有在农忙时才各自回到生产队去参加“春插”和“双抢”。同我一起下乡的都是一个矿里的子弟,大家相互之间都很了解、容易相处。巧的是我们几个下乡知青都是男性,于是就将自己戏谑为“七条汉子”。我们尽管人数不多但性格差异挺大,各自在以后的下乡生涯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洪涛和张锐是与我自小一块长大的伙伴。洪涛生性直爽、敢说敢干、生性较风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女人缘。他下乡后一度在我们知青点乃至大队和公社成了“风云人物”。他在自己政治生涯最辉煌之际也是因为女人导致了多位男性与他争风吃醋,遭受群起攻之的厄运。张锐喜欢读书,兴趣较广,特别喜欢自然科学和医药学,喜欢搞点小发明和小试验,一度也曾成为我们知青点的“先进典型”人物。此外,与我一起下乡的还有一位叫闻欣的知青值得一提,因为此人在我们中间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他以后的所作所为足以表现了特定年代“典型环境”中产生的“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与其他人相比,闻欣在接受“再教育”方面更费心机。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不厌其烦地与农场中的每一位村民“促膝谈心”,态度极为诚恳、恭谨。他的生活习惯极不讲究,衣服很少洗,床铺很少打扫,甚至去厕所方便时都不用手纸而是用柴禾木棍。我们对他此举大为不解,认为是种陋习,可他却认为这是“接受再教育”的最佳表现。他的生活习惯令一些村民都瞪目结舌,竟连一些老鼠也专好在他的床下打地洞。闻欣的下乡显然是“有备而下”的,他下乡没多久就认大队主管农场工作的副书记为“干爹”。也正是有了这层关系,他在农场的村民都撤回生产队后很快就被任命为知青点的“点长”。

闻欣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看书。他对政治书籍较感兴趣,热衷于读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军事著作。他很少议论男女之间的事,即便是听到他人在议论也是极力回避,甚至给以制止,俨然是一幅正人君子的模样。总之,他从踏上下乡道路的第一天开始便躇踌满志,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架势投身到了“上山下乡”的生涯里,以获得政治上的资本和命运出路的机遇。他这种彻头彻尾“洗心革面”的行为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种明智之举。洪涛对闻欣的所作所为极为反感,他认为闻欣过于虚伪,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当然,如何在“广阔天地”间接受好“再教育”,洪涛也自有一套思路。他仗着自己的爽直,广交大队乃至公社甚至周边大队的权势人物。无论在何种场面,他都善于表现而且敢于表现自己。时间一长,他也就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了。与闻欣相比,洪涛风流倜傥,更容易获得女人的好感,在大队和公社的一些女性领导中具有较旺的人气。洪涛的这一优势是闻欣难以达到的,他的优势很快显露了出来,顺风得水地入了团并且被委任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主管组织工作,同时也成了我们下乡知青中首位非党发展对象,这一切对洪涛来说得到的太容易了。他很满足,时常为团的工作东跑西颠的,极为风光。相比之下,闻欣的那种禁欲的“苦行僧”般的付出在政治上的收效不是很大。他觉得有些委屈,只得等候机会取而替代洪涛的影响力。洪涛似乎也意识到闻欣在与自己较劲,根本就不给自己对手一点空隙可钻,继续扩大自己的战果,高歌猛进。于是,他们俩从一下乡没多久就因为各自谁能获得资本的多少彼此成了暗中竞争的对手,也为以后较劲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下乡最初的时间里,我们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鲜。从下乡的那天起,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让自己从习性和情感上与村民们缩短差距以表明自己是“真心诚意”来接受“再教育”的。我用白色涂料在住房的墙上写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醒目的大字,作为我们共同的信念。然而时间一长,这种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人们白天在一起劳动,晚间聚在一起靠闲聊扯谈打发度日,这种生活时常让我感到郁闷和茫然。我把家中自己喜欢看的书塞满了一箱子带到农场充实自己,又把父亲的二胡和笛子带到场里,收工时就吹拉一阵。自己的业余生活有了些生机,还吸引了其他知青和村民跟我学拉二胡和吹笛子。主管农场的大队书记见我喜欢写写画画便让我担任农场的会计。说实话,我打心眼里是极不喜欢这种差事,因为我不喜欢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但又不好推辞,恐怕让别人说自己不识抬举,只好就揽下了这件事。农村会计在他人心目中是“委以重任”的工作,仅次于生产队长的份量,时常会参加公社和区举办的业务培训班和会议,也经常被抽调去各生产队和邻近的大队“清仓查库”。这样也使我见识了许多事和结识了许多的农村朋友。最初农场晚间的照明情况不好,一个房间仅有一盏煤油灯,晚间看书学习时几个人共一盏灯,久后对视力有伤害,甚至早上洗脸时竟然鼻孔都是黑黑的。也不知是谁从家中拿了几块电石(乙炔),放进瓶子倒点水,然后插个小竹管,用火一点就能照明,但危险性较大。同屋的一个知青在一次使用时不慎瓶子爆炸,下巴被炸飞的玻璃划伤了,后果不堪设想。大队部得此情况,设法从其它地方接通了电线,解决了农场的照明。我经常在晚上画画,我有时将自己画好的贴在墙上,农场的那些村民感到很新鲜,常跑到我的房里看我画画,有时我的画竟时常被他们偷偷取走。

紧挨我住得的屋旁有一间空房子,房门一直锁着,据说是专门给县里一位下乡的女知青住的。我们来到农场后一直没见过她的面,于是她的模样成了我们猜测的谜。一天中午,我收工回屋后发现隔壁的房门打开了。屋内隐约闪着一个女人忙碌的身影,我知道这位迟到的女知青终于露面了。吃中饭的时候,这位迟来的女知青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有知情的人说她叫旷小菲,父亲是附近县干校的校长,为了下乡方便将她转到了我们农场。我觉得她的名字和小学时一个同学的名字十分相似,心里在猜想:会不会是她呢?这时厨房门外响起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很快就飘进了一个女人的身影,我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她。她中等身材,扎着两个小辫,身穿一件白底碎花衣衫。兴许知道我们都在注意着自己,她白净的脸上泛着一层红晕,显得有些羞怯。她接过厨师盛的饭菜,朝我们含笑环视了一下,然后端着饭转身回自己屋去了。我一直注视她的身影,心里一阵惊喜:虽然几年没见面了,可她依稀还有小时候的模样,她果真是我小时候的同学旷小菲,这也太巧了!

吃过饭后,我收拾好碗筷回屋,见隔壁门敞开着便走进去。旷小菲正在收拾碗筷,见我进屋后迟疑地望着我。我细心地打量着她;比起小时候的模样她显然成熟了许多,一双眼睛仍那般洁净明亮,长长的睫毛很诱人。我问她:“你还认识我吗”?她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双眼放亮,惊喜地指着我说:“你是那个喜欢画画、喜欢唱歌的晓岗”!我哈哈笑了起来。她赶忙招呼我坐下,兴奋地说:“这也太巧了,没想到我们下乡又会到一块,看来这世界也不算大”。我笑着说:“这只能说是缘份”。她说:“真是这么一回事”。我坐在她的对面和她谈到了以前在学校读书时的一些事,也知道她在父亲挨批斗后全家下放去了区镇一家供销社。她在那读完了中学,一直到父亲平反后,全家迁回县里却又恰巧碰上了下乡,父亲就将她转到了这里。也许是同学的关系,我与她在下乡后的初次交谈并不拘谨反倒挺融洽。

旷小菲的到来使我们男知青感到有了生气。为了照顾她,场里安排她帮厨房做些杂事。她做事很认真,也能吃苦,很快也就和大伙熟悉了。她极力让自己尽快融纳到我们中间,但她多少又保留了一些自矜,尽量让自己与每位男知青保持一段距离,很少有过多的接触。我有早起的习惯,经常在早工前抽空看上一会书后再去山脚下的小河边洗漱。旷小菲时常挑着水桶到河边挑水,于是我们会时常在河边见面。有时洗漱完毕我就顺便帮她将水挑到厨房,她也很喜欢我帮她这样做。即使是这样,她与我的交往也很少,兴许是当时的环境迫使她这样去做吧。

我喜欢写诗,特别喜欢诗人贺敬之、李瑛的诗,有时吃过晚饭后总喜欢朗诵他们的诗。每逢这时,我会感觉到旷小菲倚在自己的房门口静静地听着我的朗诵。一天早上,我在帮她挑水的时候,她对我说:“你读的诗真好,能借给我看看吗?”我说:“当然可以,我还真想让你多读点诗,感受一下诗歌的魅力”。我把贺敬之写的《雷锋之歌》借给了她。这首诗写得很好,激情澎湃,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晚间我和其他知青去邻近村庄办事回来路过旷小菲的门前时,听见她正在屋里轻轻地读着《雷锋之歌》的诗句。从那以后,我对旷小菲除了有一份同学之间的情感外又增加了另一层的好感。

(三)

下乡的日子真快,一眨眼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季节,我们迎来了新下乡的知青。农场一下竟有三十多名知青,比以前热闹了许多。最得意的莫过于是闻欣和洪涛二人了。闻欣每天都是乐癫癫的,竟连走路都是小跑,显然他比谁都忙。因为此时大队部已正式任命他担任农场知青点的“点长”了。同样开心的是洪涛,他不仅成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而且大队马上成立文艺演出队,由他负责组织开展活动,他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农村的业余时间极为单调。在一切突出政治的年代,所有的兴趣和爱好都须强调“政治性”,否则就会被当作“低级趣味”加以摒弃和批判。更不能谈情说爱,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就会被人们视为“异端”甚至会影响当事人的政治表现和前途出路。所以下乡期间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成了知青们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触犯。然而,生活在一起的男女知青日久生情又是很正常的事,这也是作为“点长”的闻欣较为棘手的事。他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任其放纵。他禁止场里的知青阅读有关爱情的书籍;不允许唱“黄色”歌曲;更不能谈论“桃色新闻”和有伤风化的风流韵事。这样一来,闻欣在女知青的心目中俨然成了正经严肃的男士,可在男知青的眼里都觉得他过于“正经”,有失“情商”甚至缺乏品味。一次晚饭后,一位男知青用小提琴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曲,闻欣听后赶紧去制止,说这是“黄色歌曲”,影响不好。这位男知青十分忿然,对他的制止又无可奈何,只好不拉这首歌曲。洪涛生性风流,喜欢与女性交往,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能跟自己看准的目标处得“火热”,他对闻欣的“清规戒律”不屑一顾。

大队很快组建了以知青为主的文艺演出队,既活跃了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我会乐器和唱歌,自然成了演出队的主力队员,拿手节目是京剧清唱和与女知青姜薇的二重唱。原本对文艺毫无兴趣的闻欣竟然也参与了演出,因为他知道演技如何倒不重要,关键是参与了对自己的声誉在知青和大队领导的心目中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洪涛担任了演出队队长。凭心而论,他无论是在舞蹈、声乐方面都不是很见长,甚至也无任何器乐专长,但他喜欢涉入演出活动,好表现自己,加上又在大队团支部主管组织工作,自然也就被委任了宣传队长。这一职务为他在与女性的交往上提供了方便,却也成了他在知青政治生涯发迹中跌跤的一个坎。他习惯于指手划脚,喜欢对他人的表演评首论足,甚至凭自己的感情去安排人员角色,好对人训斥和发脾气。这样就伤害了一些队员的自尊心,招惹了人们的积怨。在一次排练节目当中,闻欣与一个农村姑娘扮演一对夫妻。兴许二人在排练配合中欠缺默契,节目一直没能排好。洪涛当众训斥他们俩:你们也真笨!就这么个小节目都演不好!农村女孩听了脸色立即一沉,转身跑出去哭了。闻欣见状起忙出去好言相劝那位女孩。在场的人都觉得洪涛过于粗暴,反倒认为闻欣很会化解矛盾。人们开始对洪涛的组织能力产生异议了。

演出队中有一位稍有姿色的农村姑娘能歌善舞,被人们视为“队花”。这朵“队花”恰恰正是农村中几位小伙子追逐的目标,其中有一人偏偏是大队团委书记的弟弟。洪涛没过多久就与她处得“火热”。除此之外,洪涛还与女知青姜薇处得如漆似胶。姜薇喜欢唱歌、性格开朗,尽管是在农村的环境,她的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始终保持自己的个性。夏天收工后,我们男知青喜欢到河里游泳,惹得一些女知青为之心动,也是姜薇带头领着几位女知青跳进河里跟我们一起游泳。她这一举动对农村人来说很难接受。她给村民特别是大队部领导的印象不是很好,但却获得不少男知青甚至是农村小伙子们的青睐。一次演出时正好姜薇在台上表演独唱。洪涛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说:“你快看那边”。我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只见台下有一位经常和我们排练的农村小伙子正张着嘴、大睁着眼,一动不动地痴望着台上演唱的姜薇。我觉得挺好笑,可洪涛却受不了。他厌恶地说:“你瞧他那幅熊样,像是一口要把姜薇给吞了”!也许是性格相似缘故,洪涛和姜薇俩人相处得很好而且关系很公开。与洪涛要好的张锐觉察到他和异性相处的多重关系会给自己带来不利,曾劝说他要注意一下影响,可洪涛不听他的劝说,反倒认为这是自己的本事。终于,令洪涛意想不到的是惹火烧身了,这把火将他烧得挺惨的。

没多久,大队部接到了人们的检举,说洪涛在下乡期间谈恋爱并借手中权力在发展团员和组织排演中玩弄女性,作风恶劣粗暴……大队领导震怒了,决定以大队团委支部的名义出面进行整顿并立即撤掉洪涛的团支部副书记职务。一天晚上,全大队的团员和积极分子接到开会的通知。大家聚坐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静观事态的开展。洪涛也被通知来参加会议,兴许他已知道了会议的内容,独自一人沮丧地坐在墙角的课桌旁。团书记宣布对洪涛职务的撤消决定后,让大家发言讨论,会场立即炸开了锅。几位追逐“队花”的农村青年和农场追逐姜薇的男知青轮番发言,如同炸弹样地向洪涛猛轰。在排练中遭洪涛训斥的那位农村姑娘也义愤填膺地站起来发言,诉说着自己在排练中蒙受的委屈,渲泻着对洪涛的不满。洪涛显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招致这种局面,只是低头听着人们对自己的指责。我和张锐坐在一起,谁也没参与发言。望着这闹剧般的场面和垂头坐在墙角的洪涛,我心里暗自道: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那天晚上开会姜薇没去,也许她不愿看到当晚的那种场景或许是以不参加会议的方式对人们无中生有捏造自己和洪涛“谈情说爱”的抗议。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很少听见姜薇唱歌了。有一次劳动时,人们发现性格开朗的她独自一人坐在地角旁默默地哭了……

洪涛自从被撤职后情绪极为低落。他和大家在一起时很少说话,收工后只是一个人蒙头睡觉,几乎是变了个人样。春节时农场放假,恰好是我跟洪涛、张锐三人守场。晚上我们炒了点花生和小菜,热了点红薯酒,三人对饮起来。酒一下肚,洪涛的情绪好了许多,话也多起来。我和张锐都劝他振作起来,不要为一时受挫伤了自己锐气。洪涛长叹了口气说:“晓岗、张锐,你们俩都够哥们,我领了你们俩的好意,可我心里憋了口气,受不了。”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说我工作方法粗暴,那是我的性格问题,我可以在工作中纠正;说我道德有问题,有什么根据!我跟女同志关系密切,不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吗?凭什么眼红嫉妒我”!他停顿了会,眼睛闪着泪光,动情地说:“我是喜欢姜薇,她也喜欢我。她和别的女的不一样,只有她才真正了解我……”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一向爽直、要强的洪涛竟然为自己和姜薇的感情受到伤害而落了泪。

(四)

洪涛的事情发生后,大队领导意识到有必要加强对农场知青的管理并且决定在知青中发展一名党员,树立好“典型”人物。在发展的对象中,我也是被大队支部看好的“对象”。首先是我的多才多艺一直为他们看好,此外我在其他方面“表现”都还可以,特别是在男女知青关系方面没什么“绯闻”,使得大队领导对我好感倍加。然而当他们确定我为非党对象时却又大为失望,因为我在政治上追求太“消极”,从下乡起根本就没写过一份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更没有主动积极地去找过领导“谈心沟通”。我这样的人只属于“只专不红”的“人才”。一位大队副书记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你在政治上不积极向组织靠拢,哪怕再有才能恐怕在农村也难有出路。在这些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心目中,所谓“组织”也就是领导;而领导也就是“组织”。这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可偏偏我又秉性难移,我行我素,根本就不“顺杆爬”。于是大队支部只好放弃了对我的“培养”,转而去“栽培”他人去了。

作为农场知青的“点长”,闻欣自然也成了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对象,他意识到了自己这一优势。洪涛被撤职后的声望在农场知青中已荡然无存,他根本没出什么力就除掉了一名竞争对手,这样的结局是他连做梦都没想到,该是洪涛这小子倒霉吧。同时,他也从洪涛的“落马”中得到启示:千万不能涉入女色,因为这个区域太敏感,没准稍不注意就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麻烦,否则自己所有的付出也都白费了。他坚信自己意志是坚定的,也是清白的,不会被他人挑出什么毛病。看来自己下乡的这张“党票”是十拿九稳的了。然而闻欣却又不知道,当他被大队支部审核为入党积极分子时,令支部感到不足是他除了能干点“死事”外,似乎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于是又将张锐纳入了“培养”对象。与一般知青相比较,张锐似乎更容易被大队领导们所接受。他生活朴素,喜欢读书看报,同我一样喜欢写日记,还特意购买了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时事,善于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为解决烧柴问题,他研究沼气使用技术。当农场栽培烤烟时,他又探讨烤烟的栽培和熏烤技术。他还精心学习嫁接技术,培植良种桑树和饲养桑蚕,拓展了农场的经营项目。张锐的这些做法使大队领导颇感兴趣,他们也很喜欢张锐这种“心贴农场”的知青,张锐由此也就成了大队支部“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了。张锐的陡然升起,无疑是对闻欣的一种撞击。他感到有些失落,很不情愿自己在入党的事情上输给了张锐。但在与张锐的对比之下,他又不能不承认自己稍有逊色。因为他深知自己并没有张锐那样做事扎实,也不可能像张锐那样去表现自己。他所要的是既不费气力又轻松得到的政治资本。

张锐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很快就被大队支部安排去参加非党积极分子的培训学习。在临走的前几天,他突然有些心事重重地对我说自己的日记本没看到了。我听后也没在意,倒是认为他搁错了什么地方,让他好好找一找。他对自己饲养的桑蚕不放心,特意让我和旷小菲俩人帮他照看。旷小菲对照看桑蚕的事似乎不是很感兴趣,但听说是和我在一起照看时也就答应了。

有天下午,天气特别热。我和旷小菲俩人都呆在饲养桑蚕的屋里,静静地看着桑蚕吃桑叶的模样。突然,我感觉到脖子后面滴了一点粘乎乎的东西。旷小菲赶忙掏出自己的手绢轻轻地帮我擦着脖子。我们俩挨得很近,各自都能听见对方轻微的喘息声,而且我还能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馨香味。我此时感到自己心跳突然加快,脸上一阵发热,不禁回过头去看她,见她此时也正在注视着我。当我们俩双目对视时,她脸一下红了。她赶紧回避我的目光,眨着长长的睫毛,急忙地给我擦了几下说:“我去洗下手”,起身走出门外,脚步显得有些零乱。很快,她又平静地回到了屋里。

她望着正在贪婪啃食的桑蚕对我说:“你觉得张锐现在喂这些东西还值得吗?”我听后有些不解,“他喂桑蚕是农场同意的,怎么又不值得呢?”

她扫了我一眼,“你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更快成为一名党员吗?很可惜,他恐怕很难成为党员了”。

听她这样一说,我有些奇怪了,不禁站起来迷惑地望着她。她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觉得挺好笑,于是朝门外看了一下,见没有人来,便靠近我轻轻地说:“场里有些人已联名将张锐告到了公社知青办,说他在日记中毁谤同志。还说他收听'美国之音'”。我听她这么一说,不由一怔,“他怎么会呢?尽是哪些人干的”!我为张锐感到不平,同时也为背后联名告状的那些人的做法感到可恶。旷小菲见我生气了,嗔怪地笑道:“看把你激动的,人家又不是告你的状,你生什么气”?她这么一说,我倒也冷静了许多。此刻,我倒也真想知道其中的事因。

旷小菲一边替换着桑叶一边说:“这事场里的人恐怕都知道了,就是你还蒙在鼓里。你除了画画看书外很少和其他人交往。加上你和张锐的关系又不错,如果不是我借喂蚕的机会来告诉你这件事,又会有谁跟你说呢”?

我猛省过来。怪不得张锐走之前说过自己的日记没见到,想必是被人偷走了。在他走了以后,闻欣和场里有几个男女知青经常交头接耳的,神情还特别凝重,像是在谋划什么事样,想必和这件事有关。

旷小菲接着说:“这事也怪张锐自己。他想做出头鸟,就得学会在言行举止上让自己处处慎重一些。可他却又不注意,偏偏要自己身上长出个脓疮让别人来捅”。

“可他们也不该背后去告状啊”。我们愤愤不平地说。

“这你就不理解了”。她说:“张锐现在得到的也正是别人想得到的,人家能轻轻松松让他得到吗?何况他在日记中对那么多人评首论足地瞎写一遍,人家怎么受得了呢?这不是惹事生非吗”?

我两眼凝视着一个桑蚕贪婪吞食叶子的模样,静静地回味着旷小菲的话语。她素来处人慎重,特别是与男知青的接触一直是小心谨慎。她能够单独和我在一起并诉说这一切,显然是对我的信任。见我正在静心地听,旷小菲便继续说:“名利可以改变人,也会让人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她稍沉思了会儿接着说:“我父亲原先在局里当领导时,下面有个人一直想入党提升,处处在父亲的面前假积极充好人,后来经父亲介绍入了党得到了提升。可是'文革'开始后,他却成了向父亲造反最积极的人,甚至在批斗会上还动手打父亲。他一直眼红父亲的位置,他不整垮我父亲,怎么能坐在局长的位置吗”?

“这样的人也太卑鄙了”!我忿然地说。

“是可鄙,可生活中却偏偏总有这样的人”。旷小菲皱着眉,无奈地轻轻叹息了一下。“尽管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子弟,但人心挺复杂。一旦有了名利,谁也不会让谁,相互之间还争斗,真令人不舒服”。她瞧了我一眼,“你和他们不一样,只管专心画好自己的画和读你的书。因为这是你的真本事,别人谁也争不去,只会嫉妒你。你也不适合涉入政治,你既不会防范别人,又不会去伤害别人,只怕是别人会利用你。你要多学会保护自己”。旷小菲的话里充满了对我的关心,使我不禁心头一阵滚烫。

我正听着她讲话,突然听见有人在门外喊她的名字,于是她急忙轻轻地对我说:“我跟你说的事没必要去跟别人说,更不必告诉张锐,现在说啥都晚了,只能让他自己领受一个教训吧”,说完便匆忙地出去了。

望着旷小菲出去的背影,我心里闪过一丝伤感。我的脑海中涌现出一块下乡的知青们的张张面孔,倾刻间他们都变得陌生了起来,难以辩认了……

没多久,张锐学习结束回到了农场,他似乎从人们的神情中感觉到有些异常。我经过一番考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别人偷看他日记的事提示他一下。当我问他是否在日记中写了场里人和事时,他沉默了,脸部双颊的肌肉急剧地抖动起来,想必他已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见他一直没吭声,只好对他说:你现在只能是想一下如何应付公社来人处理的对策了。培训学习并没给张锐带来多大的益处,相反,随着他“偷听敌台”和在日记中“诋毁知青”事件在人们当中的扩散,他在人们的眼里愈发变得黯淡了。他由此也感到了精神上有些压力,情绪趋向低落。从那以后,张锐开始沉闷,再也不写日记,更没什么心思喂养桑蚕了。他除了和大家一起做劳动外,把更多的心思都放在了钻研医药学方面。

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老宋在张锐回农场没多久利用晚上的时间专程赶到农场召集我们开了会。他神色凝重地向大家说明了张锐错误的严重性,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批评教育,帮助张锐提高思想认识。会上踊跃发言的自然是那些被张锐在日记中“点评”的人物,特别是闻欣在发言时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泪俱下,显然他是被张锐在日记中“点击”最多的人物。也有没参与发言的人,因为这些人深知事态内幕,不想让自己卷入这场“上纲上线”的“闹剧”里。洪涛自会议开始后干脆坐在床上闭目养神,一声不吭。此刻他兴许在回想着自己当初在大队部遭受众人群起攻之的惨景。老宋用心倾听着人们的发言,不时环视着在场的每个人表情。当他见我一直没发言,便点名让我说下。我对他的点名挺厌烦,见面前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于是就拿起这本书对老宋和其他人摇晃了一下说道:“我现在啥都不想说,只想以后多学点这东西”。话音刚落,惹得人们一阵笑声,老宋也跟着笑了。此时的气氛显得轻松了许多。老宋只好让张锐自己谈点看法。

从会议一开始,张锐就伏在桌子上不停地写着,等到大家都不说了,他才抬起头。他声音嘶哑地做了检讨,诚恳地向那些在日记中被自己“点评”过的知青道歉。张锐因“收听敌台”和“诋毁知青”丧失了入党的机会,可闻欣也并没因张锐的“落马”而成了替换他入党的“2号”人物。因为大队支部通过串通知青上告张锐一事觉察到他过于心计,于是大队支部取消了在农场知青中发展党员的做法并专门派了一名副书记来农场搞管理工作。这位副书记年纪比我稍长二、三岁,叫阮明,而且恰恰是和我一个生产队的。

(五)

随着张锐事件的进一步明朗化,许多人开始觉察到闻欣在张锐“收听敌台”和“诋毁知青”的事情上是“借题发挥”,特别是那些被他串通联名上告张锐的知青,已明显地感受到是被他利用了,参与了整垮张锐,于是人们开始对他疏远冷落。他此时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孤立,他受不了这种孤立,也怕这种孤立会把自己彻底击垮。他最怕看到的是洪涛那双挑战性的眼神和张锐冷漠的目光,他们俩的眼睛似乎像两把利剑,使他感到不安。他担心自己或许有一天也会遭受到他们同样的厄运,于是设法想赶快离开这里。此时此刻,“走”对他来说已是一个最高明的选择了。他通过公社老宋和县知青办的关系时常打听知青招工的消息,偏偏就让他碰上了机会。没多久,外地一家工厂来招工,其中就有指标分配到了公社知青办。这种招工无需经集体推荐,只要公社知青办提名,大队同意就行。至于招工的名额为何落在他的身上,恐怕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对于他被招工,场里有人羡慕的,但也有不看好的。洪涛就对他去外地当工人不以为然,认为那边条件太差,离家又远,真不如将来有机会回自己矿里参加工作为好。无论别人如何看法,可对闻欣来说,能有一次机会“逃出”令自己“身陷囹圄”的境地已是一种幸运了。就在他离开农场的时候,偏偏又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此事非但毫无收获,而且还深深殃及了一位姑娘的情感。

闻欣被招工后,其父母大为欢喜,认为儿子“受再教育”大功告成,竟然还没等儿子出门就急不可待地张罗物色起儿媳妇来。这俩口子选择媳妇的方式也挺“高明”。他们先让儿子以请客吃饭的方式邀请了三位中意的女知青来家中做客,而后在饭桌上观察她们各自的表现再拍板确定目标。三位姑娘都蒙在鼓里,只当是闻欣一家好客,于是进门上桌后便不客气地一通猛呷畅饮,全然不知此时闻欣父母正在旁边观察自己的表现。送走三位姑娘后,闻家开始对她们一一作评比。年纪稍大的那位姑娘“因太贪吃”被淘汰;年纪太小的姑娘又因“不懂礼节”也被勾掉。只有一位叫方莉莉的姑娘令闻家较满意。方莉莉年纪较合适,而且在言谈举止方面比前二位姑娘表现得体,于是闻家就敲定她为“准媳妇”了。当闻欣向方莉莉挑明关系后,单纯的方莉莉一时不敢相信爱情竟降临这么突然,根本就没加以考虑就轻率同意了这件婚事,并且决定在闻欣走了后以书信的方式与他保持联系。没多久,闻欣给方莉莉的信被别的知青偷看了,两人的关系立即在知青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洪涛气狠狠地对张锐嚷道:“这个狗日的东西!我当初就瞧他是个伪君子,我非得让他的好戏唱不成!”张锐得知此事后只是淡淡地笑笑,轻鄙地“哼”了一声啥也没说。

确切地说:闻欣和方莉莉的爱情纯属是一种冲动和草率的结合。因为二人根本就没有一点的感情基础,双方都缺乏信任感,彼此都欠缺驾驭爱情发展的能力。因此,从他们最初确定关系的那天起就埋下了注定要失败的危机,特别是方莉莉的单纯和不成熟酿成了他们爱情夭折的主要因素。出于对闻欣的反感,人们开始对方莉莉不尊重了。一些男知青喜欢对她动手动脚,而洪涛干脆抱有一种玩弄和报复的心态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抚摸她的脸。此时的方莉莉全然不知男知青们的动机,反倒觉得是因为自己和闻欣有了爱情关系后似乎也成了其他男知青追逐的“宠儿”。她既陶醉在与闻欣的热恋中,又沉浸在男知青的追逐中……很快,方莉莉收到了闻欣一封措辞严厉的信。闻欣在信中责怪她对自己的不忠贞和别的男人感情暧昧,断言提出要与她分手。方莉莉一时懵了,她完全没想到自己的爱情来得那么突然却又消失得这么迅速。她尽管向闻欣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最终只好独自饮下了当初轻率酿下的爱情苦酒。自那以后,闻欣很少回家,就是回来后也很少与我们见面。至于下乡时呆过的农场,他招工走后根本就没有回去看望一下。人们也不愿提及到他,时间一久,大家很快就把他给忘记了。

我目睹了闻欣“闪电式”爱情夭折事件后,时常有种困惑和郁闷感。我不喜欢与其他的女知青交往,因为我一直觉得与她们缺乏共同语言和爱好兴趣,以至使那些女知青觉得我“清高”,对我敬而远之。这样反倒使我不至于“绯闻缠身”,有了清静。实际上,我喜欢与女性交往须有二个条件。一是彼此要具有共同兴趣爱好,这样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增加好感。二是对方漂亮动人。因为漂亮女性就像一幅画儿,与她交往时常会使你赏心悦目。否则,我很难感兴趣。至于感情的建立我更注重缘份,因为没有缘份就不会产生感情。

我经常利用午休的时间在河边写生。场里一位女知青见我画画时总是坐在身旁观看,但我嫌她坐在身边多嘴多舌的,不愿理她,她知趣地再也没来了。一次收工后,我回到自己房间想换套衣裤,可偏偏就是找不到这套衣裤。我正在纳闷时,那位女知青手捧着一套叠好的衣裤走进来对我说:“这是我给你洗好的衣裤”。我见后立即对她发火说:“这套衣裤我都自己洗过了,还要你洗啥?害得我找这么久”!同屋一位男知青见此情景竟笑了起来。那位女知青不好意思将衣裤放在床上,匆忙地走出屋。过后我觉得自己太不冷静。这位女知青毕竟是番好意,我对她那样不领情,反倒是对她自尊心的一种伤害。有时我倒很想与旷小菲多交往一下,因为她毕竟比别的女知青更了解我。然而她与我的交往显得很谨慎,唯恐我们彼此都会被他人误解而受到伤害。她除了白天和大家在一起劳动外,更多的时间是让自己呆在屋里,很少和其他人交往。也许是为了避开农场的环境,她竟然去农场附近的县干校做事,图个清静。她内向和过于谨慎的性格使我很难对她加深好感。我此时需要的是女性中那种大方、坦然的性格,而只有具备这样性格的女性才能进入我孤寂、清高的情感世界。旷小菲恰恰又不具备这种性格,时间一久,她最初留给我的那点好感也慢慢在心目中淡化了。

(六)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婧茹跟母亲从外地来到东安后,她下乡到了我们农场。她的到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个安排,因为她一来到农场很快就进入了我的情感世界。初到农场的她将面临着许多的磨炼和考验,无论是锄地、插秧、上山砍柴,甚至犁田,她都学着去做,从不示弱。她这种要强的犟劲引起我对她的好感,于是对她也挺关心,无论在干什么活时我都会经常帮她。她也出于一种感激,见我的衣裤脏了总会主动拿去洗了。这样时间一长,我们俩自然相互贴近了许多。我们俩都有早起的习惯,起床后都会先去山下的小河边洗脸涮牙,于是小河边也就成了我们俩每天早上相聚的地方。她告诉我:在自己没下乡前就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我。来到农场后又进一步了解了我,对我挺有好感。她觉得我和别的男知青不一样,不仅多才多艺,衣着讲究好干净,还挺喜欢帮助人。她最喜欢听我唱歌,说我唱的歌像和李双江一样。她挺喜欢看书,知道我的书多就时常找我借书看。我在农场创办了《风华正茂》墙报,专门刊登自己的诗文和其他人写的文章。为规范版面,我经常将收到的稿件统一抄写一遍再配制插图,有时经常忙到深夜。她见我一人挺忙便常来帮我,于是我的劲头更足了。我们俩的交往很纯正,也许正是这种纯正的交往才是情感加深的基础。我们俩的交往自然免不了受到了他人的注目,招致了一些人的羡慕和嫉妒,于是我和她也就成了自洪涛和姜薇以及闻欣和方莉莉之后又一对惹人耳目的男女了。也许我在她的心目中是属于那种值得信任和相交的男性吧,所以她并不在意别人怎样议论和注目,总是大方、坦然地与我相处。

很快又到了“双抢”季节,我和主管农场的副书记阮明回到了生产队劳动。自从我下乡后,只要我一回到生产队劳动,队长就会安排我同保管员一起晒谷子。保管员五十多岁,人心眼挺好,但脾气倔,见到不顺眼的事就好说。晒谷子的事尽管不是很累,但早晚得将谷子一担担从仓库中担出担进,须要累一阵子。我年轻,自然担谷子的事都得抢着干。有时我一人将谷子担进谷仓后望着满仓的谷子心里会有一种感慨:这种下乡的日子何时才会终结呢?尽管离家近,但我不能回家,因为怕回去后人家会说自己脱离了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的煅炼机会。好在阮明照顾我,让我吃、住都在他家里。

有一天收工吃过晚饭后,我们俩坐在屋里扯起了农场的一些事。他突然问我:“人家都说你跟婧茹谈恋爱,有这回事吗”?我说:“别听人家瞎扯,没有那回事,只不过是对她有些好感罢了”。他笑了,“这男女之间一旦有了好感,不就是那回事的开始吗”?我被他给说乐了。

他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婧茹是我见到你们下乡这些女知青中最好的一位女子,她和别的人不一样,如果真有这回事,你们俩倒挺合适的”。他停顿了一会儿,“可是你要多想一下,她家的条件你父母会同意吗”?我倒没考虑真的与婧茹相处后是否会得到父母同意的事,倒是婧茹的身世引起了我的触动。我记得有一次回家,恰巧她母亲在我们家里谈到婧茹因父亲的事在学校受其他同学歧视和欺负时,我特别难受,竟一人走出屋外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婧茹下乡后,我对她的关照兴许正是出于这种同情感。想到这里,我当着阮明的面禁不住又流下了泪水。阮明久久地望着我,长叹了一口气,似乎很有同感地说:“是呀,感情这东西一旦被家庭条件所限制,很令人做难啊……”他背过身望着窗外一直没再说什么,此时他好像有什么心事样。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村里其他人那里得知阮明正在和同村一个叫彩凤的姑娘相爱。这个姑娘我见到过,是农村中属于漂亮的那种姑娘,但她爷爷的成份不好,所以阮明的父亲一直不同意,这使阮明因此很为难,也难怪他对我与婧茹的相处颇感同情。

那天晚上,阮明为我和婧茹的事谈了挺多。他说男女从相识到结合都是缘份,如果没缘,即便相处再久也不会结合一起。他对洪涛和闻欣的事早有耳闻,所以他不希望我和婧茹也成了他们同样的结局。他认为农场那种环境很不适合我和婧茹的相处,建议我离开农场去学校任课教书。他说我这样的人在农村是“文人”,在农场耗着太可惜,去学校教书比较合适,一旦有机会还可以被推荐去地区师专进修,这对我个人的将来前途有好处,也对我和婧茹的相处有利。阮明的提示引起了我的深思。场里有人对我和婧茹的议论我早已清楚,可我并不在意,我只知道自己与她彼此相处的感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深,两个人都会陷入一种难以自拨的地步。这样的关系肯定会招惹他人的嫉妒而被伤害。如果我是出于对她的爱护和尊重,我必须学会维持和保护这种感情,避免彼此在心灵上烙下伤痕。

“双抢”结束后,我和其他知青又都回到了农场,我极力将自己从与婧茹相处的那种感情中解脱出来。早上起床后,我很晚才去河边洗脸刷牙,避免和婧茹在河边见面,有时换下的衣物尽量自己去洗,不想让她洗。我的这一做法令婧茹有些迷惑,同样地引起了其他知青的猜议,他们似乎意识到我和婧茹又成了继洪涛、姜薇和闻欣、方莉莉之后的又一支“昙花”。

为维持场里的生活费用,阮明决定派几名知青去公社一家建筑队打工。我找到阮明说自己愿意去。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同意我带五名女知青去建筑队做事。我离开农场时并没和婧茹说什么,但我知道她会想什么。在建筑队工作的一段时间内,我也时常会想到她,觉得自己做这样外出选择是出于一种无奈,尽管是情感上接受不了,但为了避免我们之间的感情受到外界的伤害,我必须这样去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接到大队部去学校任教的通知,于是我连夜赶回农场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去学校报到,同时也很想在走之前能见婧茹一面,向她做个告别。

第二天一早,我先来到了河边洗脸等着婧茹。没多久她来了。她比以前消瘦了一些,神情有些忧郁。她蹲在我的身边沉着脸一直没说话。我说自己要离开农场去大队部教书了。她停住洗脸,轻轻说:“我后悔当初不该来这里。我不喜欢这里。也许过一向我也要离开这里,去西北姥姥那里。”我听她这样一说倒有些蒙了,一时不该说什么好。只是哽咽地对她说:“……你走吧……我会想你的”。她听我这样一说不禁用手巾蒙住脸哭了。我见她哭了,不由也落了泪,但又怕她看见自己流泪的样子急忙用手巾擦了下脸,转身离开河边。当我沿着山路往农场走时,正看见旷小菲返身回走的身影,也许我和婧茹刚才在河边的一幕已被她看见了,她选择了回避。

回到屋后,我的心情有些乱,只是盲目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婧茹走进我的屋,手上捧着给我洗好的衣物,脸上显得轻松、平静了许多。我不想让她看见自己有心事的样子,只是低头整理自己的东西。她把衣物放在了床上什么也没说走出了房间,兴许此刻她不需要我再说什么,因为刚才在河边的表白已经让她坚定了维系我们感情的信念了。

大队部学校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所以我在学校任教期间的吃、住都在家里。除了能和父母在一起外,我又有许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我一直将婧茹要去西北的事放在心上,恰巧有一次她母亲到我们家中,我试探地问了下此事。她母亲说婧茹有这个想法,但她不同意,因为西北那边条件艰苦,即便是去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她不会同意婧茹去的。听她母亲这样一说,我心里平静了许多,于是把心思都放在了教学、读书和画画方面。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并且还拟好了提纲。我把提纲拿给爱好写作的同学看,他很支持我写这部小说。我写了小说的二个篇章后,觉得素材太少,只好搁笔,等以后素材丰富了再继续创作。

我在学校教学的班里共有五十多个农村孩子。虽然是五年级学生,但年龄个头参差不齐。个头高的比我还高,个头矮的如同六、七岁的孩子。学生各自的学习接受能力也相差悬殊。一个班的所有课程,包括美术、音乐都由我教,好在自己在行还能承受得了。令我棘手的是班里学生的管理工作。农村孩子能吃苦,但也很顽皮,每次上课都须花精力去整治纪律,否则难以上课。一次,学校旁的公路上发生了起交通事故,一过路行人被汽车压死了。我担心学生们知道此事会跑去看,于是我在上课时告诫他们不要去,却不料我话音刚落,全班学生“轰”地一下像赶鸭子似跑了出去。还没等我缓过神来,教室里一下空空荡荡仅有一名当班长的女孩独自坐在那里。我不解地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女孩笑着说:“柳老师,你真不该告诉他们这件事。你不说,他们兴许不会去;你一说,反倒是让他们知道了都跑去看热闹了”。我实在是有些纳闷。我说:“告诉他们的意思就是怕他们去,怎么反倒是我不该说呢”?我很生气,心想这些学生的组织纪律也太散漫了,呆会儿非得要好好地整治他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些学生三五一群地先后回来了,而且嘴里还吱吱啧啧地议论着看到的场景。我望着他们一直没吭声,等全都回来后,我拿起桌上的教鞭使劲敲了一下,对他们瞪着眼吼道:“都给我出去!谁叫你们回来的!你们不是喜欢看热闹吗?今天就不上课了,都去看个够”!这些学生被我的吼声给震住了,一下全静了下来,愣着双眼直望着我。有几个胆大的站了起来走出教室,其他学生也都相继地走了出去。我也不管他们,只是站在教桌旁翻看着教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外面没什么声音,心想该不是这群家伙又跑去看热闹了吧。于是便出去想看个究竟。可我一出门却见全班的学生排成一溜全靠着墙边站着,一个个被太阳晒得直冒汗。我有些不忍心了,向他们说道:“都给我进去”!话音刚落,这班小家伙如获特赦般地一窝蜂地跑进了教室。等他们坐好后,我只好将不让去的理由给他们说了下,并重申以后再不能出现这种无纪律的现象,否则我就不客气。从那以后,他们似乎好像是规矩了许多,也不像以前那样散漫了。

班里有一位姓李的学生,个头不高,黑黑的皮肤,一双眼睛倒也机灵,同学们都叫他“铁砣嵬”。从其他人口中我知道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又另找了个女人给他做继母。父亲长年在外做事,很少回家。他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对他很苛刻,总是让他做家务事。早上起床后先去打猪草,回来后先喂了猪后才能吃饭然后再去上学。放学后他先去拾了柴禾才能回家。如果这些事没做好他就少了不挨继母的打骂。了解他的身世后,我倒挺同情这个小家伙的,有时迟到也很少说他。“铁跎嵬”大冬天总戴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破旧帽子,帽沿向下耷拉着,上身穿着一个破棉袄,下边穿着条单裤,趿拉一双破旧的大号军鞋,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繁重的家务和继母的严厉苛刻并没压垮他。他个头小,免不了要受到大学生的欺负,可他性格要强,从不示弱,碰到谁欺负自己就硬着头跟他干。他滑稽俏皮,上课时总好讲些俏皮话和做怪动作,惹得同学哄堂大笑。他的脑瓜特别灵,接受能力强,尽管学习时间少,但我教的东西一点就通,每次考试都能得高分。在我参加工作几年后,县里有一次开展“严打整治”活动惩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听别人说“铁跎嵬”因参与了一起抢劫事件,恰在“严打整治”的风口上被当地公安部门判了死刑。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挺沉重的,我为“铁跎嵬”不幸的家世和最终走上歧路感到有些惋惜,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我在学校任教招致了其他知青的羡慕和好奇,有些知青趁到大队部办事之机总喜欢偷偷地躲在教室的窗户下听我上课,每到这时我就有意提高嗓子尽情炫耀自己的口才。我倒很想让婧茹看到自己上课的模样,但没见她来过。冬季,听说她被派去大山里参加公社的垦荒,后来又听说和其他的知青一起去参加公社的疏通河道工程。没多久又说她在劳动中挑河泥时把脚扭了,正在家中休息一天。那天放学后我抽空去看望她。她正靠在床上看书,见到我后很是高兴,让我靠着她坐在床边。我问她脚扭的情况,她告诉我不是很厉害,贴点药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她也问起我的教学情况。当我向她说起学生们调皮的趣事时,她乐的不得了。她说自己中学期间曾在学校代过课,有一些教材讲义材料对我会有用,如我需要的话可以送给我做参考。我临走时她拿出一个本子说是一本《第二次握手》小说的手抄本,让我回去看。我回到家中翻开本子见里面夹了一张照片,而且还有一条红丝带。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也为此心动了许久。我看完了手抄本给她写了封信,夹在还给她《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中。这也是我的第一封“情书”。这封信交给她后,我的心倒平静舒坦了许多,因为此时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达到了那种“心心相切”的地步了。

(七)

七八年底,我们结束了知青下乡生涯。我和先下乡的几个男知青返回矿里参加工作。婧茹幸运地和其他一些知青安排去了公司技校读书,这也是她最盼望的事,终于如愿以偿了。在即将离开农场的那段时间里,我为自已一生最灿烂的时光竟然会在农场度过大为感慨。但我对农场山下的那条小河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小河流水的浪花荡出了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竟然是我和婧茹。

我想在离开农场之前去看望一下旷小菲,她和我曾是小时的同学,又同在农场共同一起“煅炼”了几年,这不能不说也是种缘份。她下乡的身份和我们不一样,没能和我们一起被招工挺遗憾的。我一直没能再见到她,有人说她身体不舒服,好长时间没来了;也有人说她在家中复习准备去地区卫校去读书了,但愿老同学会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吧。她住的屋外墙壁上仍清晰地保留着我在下乡时书写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大字。我特意在下面照了张相留做对下乡生涯的纪念。阮明在我们没走之前就调到大队部去工作了,很难见到他。等我们参加工作没多久却听到了他的“惊人之举”,他辞去了大队书记的职务,抛弃了“江山”,毅然和同村的彩凤姑娘比翼双飞去了海南,到天涯海角播撒爱情之果去了。

婧茹和其他知青很快就去技校读书了,在她临走的那天晚上,我去车站送了她。在上火车之时我紧握住她的手。我们都没说什么,只是双目注视着鼓励自己。我们都知道:与其他知青相比,我和她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农场那块土地上用真挚和纯洁培育出一株爱情萌芽,我们俩才是农场知青中一对真正的爱情伴侣。当然,这株爱情萌芽的健康成长还需靠我们俩共同去呵护培育,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经受考验。

火车启动了,我向站在窗口的婧茹不停地挥手,直到火车消失在浓浓的夜幕中……

望着远去的火车,我在心中默默地说道:但愿这种爱直到永远。

责编:房凯元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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