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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方方败诉的时刻——评一评法院的“智慧”
来源:光明网 2015/11/09 11:11:11 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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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柳忠秧们如果觉得“胜诉”就能挽回其道德形象,而并无一丝一毫的反思和检讨,那么,即便方方们再一次“败诉”,也只是“形而下的败诉”,却是充满道德勇气的“形而上的胜诉”。

又一次见识了法院的“智慧”。

上一次是方舟子和崔永元互告,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互为侵权,互为道歉,互为赔偿。于是我们就很想看到那个滑稽场面:在同一个媒体的同一个版面,既是原告又是被告的方舟子和崔永元,互相承认侵权,互相表示道歉,然后互相向对方的账号打出数额相同的赔偿款……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场面是不会看得到的,因为这样的判决意在理念,不在操作。于是不免要问,既然难以操作,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判决呢?无它,被逼所致。只要你没有“不予受理”的理由,你就得接下案子。接下了,就得判案。怎么判才能既没有“技术漏洞”又兼顾“民意舆论”呢?当两者无法调和时,怎样才能规避“法院的尴尬”呢?于是“智慧”就登场了。

“智慧”的要旨是: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也给公众一个交代。然而某种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满意了,公众未必满意。比如“老人跌倒案”,法官认为,既然你没有撞倒老人,你干嘛去扶他救他?判你赔付没错。实话实说,中国国情下,这样的判断或许符合“一般情况”。但缺陷是,碰到真正的好心人,你的一般推理就有可能造成枉判。更危险的是,“判例”具有引导社会公德的能效,如此一来,就把“好心人”的路给堵死了。“好心”一碎,“坏心”必涨,社会成本就太大了。理论上说,谁主张谁举证,但真正该举证的,不是“撞人者”举证自己没有撞,而是“被撞者”举证是否其人所撞。但在道德底线普遍不堪的现实下,怎样选择都有可能伤及无辜。假如没有探头录像,没有旁人佐证,“谁讹谁”的难题真无解。“坏老人”和“好心人”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概率”与“特例”究竟各占多少,你能掐算么?谁都不敢打包票。于是法院的“技术派”容易选择最省力的办法,而往往忽视了法律的普适作用和溢出效应。

“柳忠秧诉方方侵犯名誉权案”也是采用“技术派”策略,读得懂法院“智慧”的人们可以透过判词,看到“胜诉败诉”以外的“意蕴”——

比如,法院避开柳忠秧“是否跑奖”的直接议题,将焦点集中于是否“把所有评委搞定”。这真是一个所罗门难题,就算柳忠秧“请吃”了,“研讨”了,你能证明这些手段与“搞定”之间的因果关系么?永远无法“直接证明”。于是“法院认为”,方方哪怕提供了一部分“跑奖”证据,但不足以证明柳忠秧“把所有评委搞定”,柳忠秧也没有“把所有评委搞定”。如此一来,方方就输定了。

方方是吃了“嘴快不严密”的亏。我们不妨设想,假如方方当初“冷静严谨”地说:柳忠秧存在“跑奖”嫌疑,且有部分确凿证据,鉴于此,即便无法证明“把所有评委搞定”,也不宜参评鲁奖——这样说,或许“授人以柄”的因素就大大降低。

然而人非圣贤,谁能在愤怒之下“滴水不漏”?只因“嘴巴把关不严”,就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在我看来,是否“跑奖”才是关键所在,哪怕你只有一例,也应对之“亮剑”。受贿十万与受贿百万当然轻重不同,但是受贿这件事的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你能受贿十万,就有可能受贿百万,你不能说,“你既然不能证明我受贿百万,那就是诽谤!我就会告赢你!”于是把受贿十万的糗事也一笔勾销了,而且,理直气壮!

说实在的,真正应该到法院去告的,不是柳忠秧,而是那些“被污的评委”。你们明明没有被他搞定,明明投了反对票,还要被冤枉,当然可以去告。或者,你们明明觉得柳忠秧的诗歌水平卓然超群,方方不顾审美共识刻意贬低,那也可以告,阐明“举贤”和“被污”之间的逻辑错误,证明自己的公正立场与“跑奖”无涉。但是请注意,假如谁的身上有“短板”,就是在“敏感时期”接受吃请,那么对不起,即便你不属于“被搞定”的对象,也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你就应承担相应的质疑。

道德舆论和文艺批评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为倡导或平衡价值观、审美观所用的。方方对柳忠秧的质疑,就是在行使这个功能。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必备通道,否则“黑箱操作”就能搞定一切,社会不就“墨墨黑”了吗?方方对“跑奖”行为的道德谴责,以及对柳忠秧诗歌水平的文艺批评,都是一个公民、一个作家的自由选择,是具有社会良知的行为。看不到或低估这样的前提,是极其危险的短视。对这种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的直率批评,法律、道德、舆论、民情、整个社会,都应立场鲜明地予以支持!尤其在社会风气堪虑的当下,更应鼓励这种难得的勇气!

是的,我们理解法院的苦衷,也理解法院的智慧。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法院不能只是以“技术派”的立场对待案子,更要以“思想派”的立场“把舵”案例的导向意义。在社会转型期,在价值观有所混乱的当下,“优秀案例”的正面意义,是对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社会的有力推动。法官如果缺乏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坚定的信念、美好的理想(注意,这不是“虚词”而是“实词”),就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被所谓的“过硬细节”牵着鼻子走,一不小心伤了大众的心。

我们不妨这样解读这个“方方败诉”的判决:柳忠秧为了评上鲁奖,确有跑奖行为和事实,但还不至于“把所有评委搞定”。所以,方方的败诉也只是部分败诉。当然,部分败诉也是败诉。虽然方方肯定会上诉,并且“坐牢也不道歉”,但这一切显然是法院的“早有所料”。他们不在乎你的上诉,也绝对不会因为你拒绝道歉而让你坐牢,他们或许心里有八分同情和两分无奈,但是为了给原告“一个说法”,只能出此下策。在他们眼里,这样的判其“败诉”,绝对是轻打一板;而方方这头,绝对认为是重打一板,乃至是非不分。站在各自角度看,都情有可原。

那么,要我们这些“看客”做什么呢? 如果“看客”不能洞悉法院的尴尬和智慧,而是走向两极——或者由此认定“法律和道德就是两码事”,或者认定“中国的法律无益于主持正义”,那么,这样的“立案”和“判决”有积极意义么?有一个“常识”必须强调:某些情况下,法槌的尘埃落定并不是真理的尘埃落定,“赢了案子”并非就是“赢了人心”。柳忠秧们如果觉得“胜诉”就能挽回其道德形象,而并无一丝一毫的反思和检讨,那么,即便方方们再一次“败诉”,也只是“形而下的败诉”,却是充满道德勇气的“形而上的胜诉”。

尤其在“方方败诉”的悲怆时刻,我们这些“看客”,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我们真的就只是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

责编:杨琳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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