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是如何甩掉雾都的帽子
2015/11/09 11:26:08 作者:MIRANDA SEYM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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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科顿的书中更严肃的记载是关于伦敦污染史上,商业的考虑是如何战胜了人性。经常刮西风意味着住在东边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有钱人纷纷搬家,而伦敦东部,也就是泰晤士河流入格雷夫森的地方,成了下层阶级居住的所在。有办法的人总可以经常逃离讨厌的雾霾,真正受苦的还要算那些无法逃脱的人,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穷人。

一座城市已经深深沉浸在硫磺雾霾之中,被称之为人间地狱,这样的污染究竟应当如何治理才好?答案很简单:把城市里所有制造浓烟的工业设施都搬出去,用散发扑鼻香味的花朵与优雅的树篱环绕伦敦。

这听上去很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韦伯夫妇(Webbs)等人喜欢的那种疯狂的、旨在改良人类的费边主义(Fabian)方案。事实上,剑桥学者克里斯汀·L·科顿(Christine L. Corton)在她引人入胜、研究周详的新书《伦敦雾》(London Fog)中写道,这种“芬芳抗烟方案”,是17世纪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想法。据说,查理二世国王对伊夫林这个点子“非常满意”,一份相应的抗烟害法案也被拟定出来。之后——这其实是科顿一书悲哀的主旋律——就没有下文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把公共健康置于商业利益之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这些五颜六色的雾霾却成了受人喜爱的伦敦生活一景。“我是雾霾的画家,”惠斯勒(Whistler)带着他典型的谦逊说。1870年,另一位画家克劳德·莫奈逃出遭围城的巴黎,爱上了伦敦蒸汽缭绕、如同变异的雾霭。他住在萨沃伊的一处河畔小屋,把常见的雾霭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如果哪一天意外放晴,空中没有笼罩雾霾,莫奈就会特别失望:“我的所有画布好像都要空白一片了,”他不得不等待,直到“随着一家家的炉火渐渐点燃,烟雾与雾霾终于又回来了”。

来自国外的访客们或许很喜欢雾霾,但本土艺术家们却得点上蜡烛,还得徒劳地从脏兮兮的画室窗子上擦去煤尘污垢。“给我们光!”1882年,弗里德里克·莱顿(Frederic Leighton)在一次市长大人举办的宴会上向无动于衷的宾客们请求,请求他们可怜可怜这个贫苦的画家,“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只能在那绵延不绝、无处不在的黄色雾霾中虚度时光。”J·M·W·透纳(J. M. W. Turner)始终未能画完那副弥漫烟雾的《泰晤士河上的滑铁卢桥》(Thames Above Waterloo Bridge)的草图,因为根本就没有买家。

作家们分成两派。在小说中,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使用雾霭弥漫的形象和隐喻,创造出充满威胁的感觉,逐渐揭示出善良的杰克尔博士(Dr. Jekyll)另一个邪恶人格所作出的神秘行为。在生活中,史蒂文斯是个温和的人,毕生都受呼吸道疾病困扰。他说自己深沉的抑郁感“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棕褐的色调”,这也正是邪恶的海德身上披挂的“巧克力色的尸衣”。

与他相反,狄更斯陶醉在雾霾之中,为它赋予个性,特别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把它描述为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一种力量,后来他的崇拜者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密探》(The Secret Agent)中也对之着力进行描写。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来访时,从伦敦的雾霾中找到了道德教训,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则为之赋予了社会意义(在他笔下的工人阶级场景中,总是缭绕着阴冷的雾霭)。马克·吐温(Mark Twain)到烟雾弥漫的伦敦演讲厅演讲“艰苦岁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这里,几乎看不见台上的他,他只好缩短了这场不幸的讲演。

吐温抱怨这团看不透的黑暗雾霾,这让我们知道,遍布伦敦的黄色浓雾(它还有个别名叫“豌豆汤”,是一种非常难喝的汤)不仅仅是街头才有。隔着贝克街一扇关闭的窗子,它紧贴在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身边,令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想象一个谋杀犯是如何悄悄走过浓雾,“如同猛虎走在丛林,只有突袭时才现出身形。”有意思的是(但也令人不安),书中记载,“一战”后圣保罗大教堂里的一次宗教仪式上,雾霾实在太浓重,讲坛上刻着的字(“我是这世上的光”)都看不见了。

科顿的书中更严肃的记载是关于伦敦污染史上,商业的考虑是如何战胜了人性。经常刮西风意味着住在东边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有钱人纷纷搬家,而伦敦东部,也就是泰晤士河流入格雷夫森的地方,成了下层阶级居住的所在。有办法的人总可以经常逃离讨厌的雾霾,真正受苦的还要算那些无法逃脱的人,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穷人。

东伦敦的贫民区居民们对维多利亚时期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这样的自由贸易捍卫者一点都不感兴趣(布莱特其人活像是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小说里跳出来的一样,他自夸自己击败了议会中提出的所有反对雾霾的法案)。19世纪50年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曾经为受雾霾所苦的东区人说话,责备那些大熔炉的主人们(他们都住在伦敦城外),说他们站在自己的受害者们(所有不幸的居民们)的对立面。后来通过了一项法案,但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最后,人们发现伦敦持续不断的雾霾也应当归因为市民家里的舒适炉火。这个结论显而易见。悲伤的是,流行的“一战”歌曲,如《让家中的炉火继续燃烧》之类并不能敦促人们改用无烟燃料。

直到1952年著名的“杀人大雾”(Great Killer Fog)导致死亡率再也无法忽视,英国媒体才终于行动起来。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动用房屋部长手中的关键权力,阻挠对呼吸有利的决策获得通过。直到1956年,固执的杰拉德·纳巴罗(Gerald Nabarro)下议员才努力令《空气清洁法案》得以通过。短短几年之内,虽然反对污染的战斗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可怕的浓雾便已经开始退去,成了神话般的存在。

科顿的书把内容详实的社会历史和丰富的古怪轶闻结合起来。我们从中读到,伦敦之所以到处都有法国梧桐,主要是因为它们闪闪发亮的叶片能够抵御雾霾。“开膛者杰克”其实都是在没有雾霾的夜晚外出尾随受害者的,电影制作者们却要伪造出雾霾遍布的阴郁伦敦场景,满足观众们的期望。类似的知识令《伦敦雾》成为一次非比寻常、兴奋刺激而又充满教益的阅读体验。

责编:许舒琦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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