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线
延安当年的大科学家陈康白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11/11 10:09:36 戴旭
字号:AA+

导读: 一个大科学家来到了延安,是留德的博士,这个人就是陈康白。解放以后,陈康白历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国务院参事等职。

1937年年底,各方面都在蓬勃发展的延安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大家纷纷传递着一个喜讯:一个大科学家来到了延安,是留德的博士,这个人就是陈康白。毛主席、朱总司令知道后亲自接见了陈康白,欢迎这位大科学家来到延安参加人民的解放事业,并希望他为陕甘宁边区多做贡献。这个大科学家就是自然科学院的缔造者之一、自然科学院的第三任院长陈康白。

自然科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而北京理工大学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这段光荣而又神秘的历史和老院长陈康白有着紧密的联系。

陈康白名陈运煌,字康白。他出生以后一直到大学毕业,一直用陈运煌这个名字,直到1929年在浙江大学工作时才改名陈康白,在当时这叫改“以字行”。

1902年7月7日(档案中记载是1898年,经家人确定更改),陈康白出生在湖南长沙县麻林桥乡的一个普通的清苦家庭。其父陈淡园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私塾教师,靠教书维持全家人的生计。陈康白自幼随父读书,在10岁的时候,陈淡园送陈康白到麻林桥小学读书。1918年,陈康白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那时的师范都是免费的,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全新的课程,而且基本上不用花费家里的一分钱,这对于子女众多的陈家来说简直太重要了。那时陈淡园的好友徐特立就在第一师范学校当老师,陈淡园和徐特立非常熟悉,有了这个老友的照应,陈淡园就放心多了。在这里陈康白第一次见到了徐特立先生,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师生情谊。

当时徐特立已经辞去了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专任教师。因为有陈淡园的重托,徐特立对陈康白一直是关怀备至,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业上一直悉心呵护着这个要强的学生。陈康白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全面接受了新知识和进步文化的熏陶,开始了解中国社会,学会为民族而思考,懂得了新青年未来的责任。同时,陈康白在思想上受到了恩师徐特立的重大影响,深刻认识到教育、科技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些为他日后奋发学习、立志科学救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1919年7月,徐特立离开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赴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徐特立叮嘱陈康白要认真完成学业,将来要有作为,陈康白依依不舍地与恩师作别。

1922年,已经20岁的陈康白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陈淡园打算让陈康白到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去读书,选中的学校是沪江大学。沪江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大学,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也正是在这里,陈康白进入了化学王国,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早期化学专业大学生。可是,陈康白在沪江大学的学业并不顺利,虽然他功课很好,勤于钻研,是个公认的好学生,但是由于陈康白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反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组织了反美学生运动,而被校方勒令退学。这样,陈康白中断了在沪江大学的学业,又回到了湖南老家。

1924年的夏天,徐特立从法国回到了长沙。陈淡园和陈康白听说后赶快到长沙去看望徐特立。分别5年,大家有说不尽的话。徐特立看到自己的学生长高了,长大了,而且变成了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优秀青年,心中甚是欢喜。席间,徐特立了解了陈康白目前的处境。作为老师的徐特立,看着陈康白一步步成长,学业上好,又有头脑,将来一定会有大的作为,觉得应该为他寻找机会,继续上大学深造。徐特立想起自己的一个老朋友在厦门大学任教,就写信求得老友的帮助。1925年夏天,陈康白以转学的方式进入厦门大学继续攻读化学专业,使得陈康白的学业没有半途而废。

1927年,陈康白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留在厦门大学任教。也就是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陈康白结识了美丽矜持的湖南姑娘杨慎宜,当年杨慎宜也在厦门大学读书,1932年杨慎宜在厦门大学顺利完成学业。同年陈康白与杨慎宜在湖南老家完婚。

陈康白在厦门大学潜心研究,奋发工作。慢慢的,陈康白在学术上有了点儿小名气,经常发表论文,并有不少创新。这个勤于钻研的年轻人被浙江大学相中,浙大邀请陈康白到浙江大学化学系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在1929年,陈康白惜别了自己的心上人,来到了浙江大学继续从事化学研究工作。浙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国内外大学交流,陈康白的学术研究已经瞄向了世界,立志攀登更高的科学高峰。1930年,刚刚在浙大工作一年的陈康白又一次得到命运的垂青,他的学术能力和敬业精神被北京大学看重,聘请陈康白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作研究员。至此,陈康白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贫家子弟,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靠着他对自然科学的不懈追求,终于踏进了这所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大学,成长为一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

陈康白在北京大学工作了近3年,这3年,他没有辜负这片热土,取得了令世人羡慕的成绩。这期间,陈康白一边工作,一边发表了多篇论文,许多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同行们多有引用。其中一篇论文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道夫·温道斯的重视,邀请陈康白适时到哥廷根大学讲学、作学术交流。阿道夫·温道斯的认可传到国内后立即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使国内化学界更加看重陈康白的研究水平。

1933年,陈康白通过考试,获得了公费留学资格,由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出资,送陈康白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研究院做研究员,专攻生物化学。这是陈康白人生道路上又一个新的起点。陈康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远渡重洋,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陈康白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并不是读什么学位,而是直接参与重要的研究工作。至于后人说的“陈康白博士”,完全是一种尊称和臆断。陈康白后来曾多次声明“其实我没拿过博士学位”。哥廷根大学对陈康白非常重视,大家都非常钦佩这个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学校特意安排了一层楼给陈康白作为办公和实验场所,并给他配备了专门的助手,这是个极高的荣誉。但陈康白绝没有辜负这个荣誉,来到哥廷根大学化学研究院时间不长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论文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得到了同仁们的一致称颂。特别是院长阿道夫·温道斯更是对陈康白大加赏识。对于一向傲慢的日耳曼人来说,让他们佩服一个人,要是没有真正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正因为如此,哥廷根大学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为陈康白的夫人杨慎宜提供特别助学金,让杨慎宜也来德国哥廷根大学,一边学习,一边照料陈康白的生活。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工作期间,陈康白、杨慎宜有了他们第一个孩子陈廷倚。一家三口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震惊了世界。远在德国的陈康白听到消息以后义愤填膺,为自己的祖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心急如焚。他和妻子商议后,决定立即回国,要为祖国的抗日作出贡献。1937年7月下旬,陈康白一家人带着成包的专业书籍和实验器材,登上了回国的轮船。1937年8月中旬,陈康白一家人回到了湖南老家,暂时安稳了下来。在这期间,陈康白听说自己的恩师徐特立就在长沙,就到长沙去找徐特立,这次师生相见彻底改变了陈康白的人生轨迹。

徐特立当时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住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和主任王凌波一起负责长沙办事处的工作。徐特立和陈康白一别十几年,师生相见自是感慨万千。徐特立看到陈康白为了抗战而回国,心中很是欣慰。问及陈康白将来的打算,陈康白道出了自己的迷茫和苦衷,特别是谈到回国后的所见所闻,更是对国民党的统治表示出极大的失望和无奈。徐特立对陈康白讲:坚决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能够救民于水火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救国就要去延安参加革命。陈康白听了恩师的一席话,仿佛在心中打开了一扇天窗,豁然开朗了许多。虽然自己以前也听到不少关于共产党的事情,知道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的坚定立场,但是从来没有和共产党人接触过。这次通过恩师的投身革命和详细介绍,使陈康白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愿意跟随共产党去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1937年年底陈康白历尽艰苦来到了延安。

来到延安,边区人民的热情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使陈康白始料未及。没想到,自己这个漂泊多年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竟受到如此的礼遇。陈康白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发誓要在这片土地上贡献自己的一切。初到延安的陈康白和很多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进步青年一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教育。1938年2月,陈康白和同样是刚来到延安的进步青年董纯才、高士其、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1938年下半年,陈康白被调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这里兼任西安“八办”主任。在林伯渠的直接教导和关心下,陈康白迅速成长。时间不长,陈康白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经党组织批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由此陈康白完成了由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奋斗的伟大改变。

1939年上半年,陈康白回到延安,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财经委工作,同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工局技术处处长。1939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1939年4月,中央成立了边区生产运动委员会,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由于林老是边区政府的主席,年龄大且公务繁忙,所以具体领导大生产运动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财经部副部长李富春。也就是这期间,陈康白直接接受李富春领导,跟随李富春在陕甘宁边区从事经济工作,从而在这片红色的根据地上开始了他新的“科技救国”的不懈探索。在这期间,组织上交给了陈康白这个大科学家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筹备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二是筹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

1939年4月,中共中央提议要举办一次陕甘宁边区大规模的工业展览会,由中央财经委员会、边区政府等各部门统一筹划,并任命陈康白为边区工业展览筹委会主任。这是他到延安以来承担的第一项全边区范围内的大型工作,他深深感觉到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为了办好这次工业展览会,让大家更深地了解展览会的重大意义,陈康白还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文章:《边区工展会之召开与抗战之经济建设》。整篇文章充满了革命斗志,展现了一个红色科学家的胸怀,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陈康白立志要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大工业的雄心。同时,陈康白也对边区的经济状况作了客观的分析,要通过工展会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推动军事工业的发展。陈康白对这次倾注了自己汗水和感情的工展会寄托了厚重的期望。

1939年5月1日下午5点钟,在夕阳的光辉下,展览会的开幕典礼隆重举行。会场上挤满了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部队等各界的群众上千人。开幕式由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同志主持,毛泽东、王明、李富春、张浩、高自立、刘景范等中央和边区的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幕式。会上,陈康白介绍了展览的筹备情况,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展览会开了十几天,参观者达数万之众,屡有观众要求延长展期。从各方面的反映可以看出,这次工业展览会办得极其成功,通过观看展览感染了边区各阶层的人士,让他们了解了边区工业建设的新面貌,为边区的工业建设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人们看到了边区建设的曙光。在工展会结束以后,陈康白及其工展会筹委会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及各方面的称赞。

工展会的工作刚一结束,陈康白就把精力投入到另一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任务中——筹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陈康白接到这项任务以后感到非常光荣而神圣,同时又有很大的压力。一方面陈康白感到中央的决定英明而又及时,刚刚开过了工业展览会,人们对边区的工业状况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大家已经认识到为了让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持久快速地发展,边区必须建立先进的科技组织,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科技难题。另一方面,他觉得边区的科技基础太过薄弱,连起码的科研设备都没有,科技人才更是短缺,就是有一些科技专长的人也是分布在各个地区和部门,都有各自的工作。如何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其实这些问题不仅陈康白在考虑,作为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富春同志更是认真思考,多方筹划。他和当时的组织部长陈云多次讨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人员组成问题。陈云同志对此也非常关心和重视,他认为:“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员是后方万万不可缺少的,抗战中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所以专门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央为此明确表示:要求全党支持这项工作。有了中央的大力支持,陈康白心里就有了信心,他向中央保证: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把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顺利地建立起来,让研究院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改变边区的工业状况,取得全面的大发展。

陈康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一班人马,克服种种困难,开始了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当时陈宝诚、杨作材负责院务、基建工作,黎雪负责人事工作。大家在一起分工协作,有的联系勘察院址,有的联系挑选科研人才,有的抓紧时间调研。在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之后,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筹备处在1939年5月30日的《新中华报》刊登消息:《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定期在延成立》。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以后,大家就积极行动起来赴基层进行调研,开始为解决边区的科技困难紧张忙碌起来。根据中央指示,研究院先进行了“延安难民纺织厂”的恢复生产工作。陈康白带领大家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共同建厂房,调试设备,并对工厂的整个作业流程有了科学的筹划,使工厂在很短时间内就具备了生产能力。然后,陈康白又组织人员全面参与了振华造纸厂的建设工作。研究院的华寿俊、王士珍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人们反复试验,最后终于试制出了马兰草纸,完全适合报纸和期刊所用,解决了延安的用纸难题。马兰草纸的成功使同志们受到鼓舞,陈康白带领大家主动走出去参与各个手工业工厂的技术改造,为生产部门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如当时的纺织厂、皮革厂、农具厂、茶坊机械厂,都有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在参与技术改造,为这些工厂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12月,党中央责成中央财经部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对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讨论。作为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主要领导,陈康白为了开好这次科学讨论会做了充分的准备。1939年12月25日下午5时,科学讨论会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俱乐部正式开幕,当时的中央领导王明、陈云、吴玉章、张浩(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等亲自参加了讨论会开幕式,陈康白致开幕词。讨论会开了近10天,也就是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建议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要把自然科学院建成边区的一所真正大学。同时,中央还决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初步决定于1940年2月召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具体筹备工作也由陈康白负责。会后,李富春、陈康白向中央汇报了大会的情况,李富春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成立自然科学院的报告,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任命李富春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陈康白任副院长并负责全面筹备工作。就这样,从1940年年初开始,陈康白一边筹备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一边开始筹建自然科学院。当时延安这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科技活动,都压在了陈康白肩头。

1940年2月5日下午3时,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八路军大礼堂隆重召开。到会各机关学校代表及自然科学界的同志共1000多人,中共领导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吴玉章等亲临参加。大会推举蔡元培为大会名誉主席团主席,并由曹菊如、饶正锡、李强、马海德、祝志澄、傅连暲、刘景范、周扬、陈康白、李世俊、屈伯川组成大会主席团,由陈康白任主席团主席,屈伯川任驻会干事长(大会秘书长)。大会结束后,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大会宣言》,全面阐述了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目标、任务和纲领,明确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陈康白为大会的成功召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结束以后,陈康白马上又转回到自然科学院的筹建中来。虽然基建工作已顺利展开,但马上面临的招收学生、课程设置、师资安排、学制规划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陈康白一步步来解决。在陈康白的心里,他已经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把自然科学院建成一个像样的正规大学,无论是在学制上还是在专业设置上都要向国内正规大学看齐,办一所边区的最高学府,培养真正的大学生,体现边区的科学水平。通过陈康白带领大家半年多的紧张筹备,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设有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招生专业有:化学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农业科、林牧科。至此,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自然科学大学终于成立了。

自然科学院终于建成了,这其中融入了陈康白“科技救国”的理想与抱负,也让陈康白付出了巨大的辛苦与劳累。就在陈康白筹建自然科学院的同时,1940年8月,中央又给陈康白安排了一个紧急而又特殊的任务:任命陈康白兼任三边盐业处的处长,解决提高食盐生产产量的问题。

俗话说三边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在这三宝当中又以食盐最为重要,整个西北主要靠三边的食盐来供应。而对于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陕甘宁边区来说,对外出口盐的收入占到了边区自然收入的近95%,所以提高盐的产量对边区的经济影响太大了。陈康白接到任务后没有丝毫怠慢,立即把学校的工作向屈伯川等人做了交代。带着陈宝诚、华寿俊日夜兼程来到三边。在三边,他们迅速向盐民了解情况,认真分析当地的地质结构。在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调查以后,在盐民的帮助下找到了“海眼”,改善了制盐工艺,盐产量一下子提高了五六倍。这个好消息传到中央和财经部,朱德和李富春等领导非常高兴,指示陈康白再接再厉,迅速在三边全面推广这种新的打盐办法,为边区经济作出更大贡献。陈康白一边忙着提高盐的产量,一边抽空回杜甫川筹备自然科学院开学,在两边不停地奔波。

所以1940年是陈康白在延安时期最为忙碌的一年。从年初的自然科学讨论会,到2月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从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开学,到三边的盐业生产,哪一项不是中央的重大事情?又有哪一项任务是能够轻松而就的?但是,陈康白从不叫苦,从不知累。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接受着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总是把党和人民的重托放在心头,用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的诺言:要在这片土地上贡献自己的一切。

自然科学院走上正轨以后,陈康白主要的精力就放在学校的发展建设上。1941年年初徐特立接替李富春担任自然科学院的院长。陈康白在恩师徐特立的领导下更是信心百倍,在学校的发展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创造了自然科学院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自然科学院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生活、人才培养、科普宣传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41年11月延安生物学会在自然科学院成立。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数理学会在自然科学院成立。自1941年8月以后,边区陆续成立了机电学会、化学学会、地质学会、医药学会、物理学会、农学会、土木学会、军工学会等,使延安成为了抗战烽火中的一片科学绿洲,陈康白和大家一起为延安的科技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43年5月,陈康白接替徐特立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1944年6月,中央派陈康白跟随王震旅长南下,赴江南开辟新的大后方。

解放以后,陈康白历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国务院参事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委员。

1980年在北京工业学院(原名)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之际,老院长陈康白最后一次回到了学校。看着这所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红色大学一天天的成长、壮大,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国防工业大学,作为学校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陈康白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

责编:房凯元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网友评论

评论内容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