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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为枪:抗日救亡与民族新闻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11/11 11:13:53 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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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记者与新闻团体用专业化的报道,推动中国抗战的国内、国际传播,鼓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争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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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传播

王润泽 肖江波

国际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治传播,其目的性强,追求传播效果,注重信息接收者在政治观念和态度上向传播主体希望的方向转变;传播内容侧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于传播者的外交政策有积极推进。传播主体是政府或政府主导的传播,传播途径必须倚重国际声誉和地位较高的世界主流媒体和记者。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国际传播均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在华记者等,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国际传播,争取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

借力外媒“为我宣传”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连日用英语向世界播报,颠倒是非,将战争罪责嫁祸于中国。国民党高层意识到中日之间,军事战争外,更有国际宣传战不可忽视。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舆论动员工作,1937年底,国民政府成立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宣处”),国宣处的主要职责是坚持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加强与世界各地通讯社和报社的联系,争夺舆论主导权。该处由媒体经验丰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董显光等人负责,由总部和附属机构构成,设有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和总务科,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日本研究室。对外文字宣传、采集新闻、建立与国际著名媒体的关系以及审查新闻稿件是“六科四室”的主要工作。国宣处还在世界各地如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悉尼、墨西哥城、巴黎等地设置办事处;在海外组建“别动队”,进行独立的个人宣传活动,如搜集情报、演讲、游说和募捐等活动。

1940年,国宣处曾提出“劝说美国人士来华”计划,其中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重庆聚集了世界上知名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和杂志的办事处或代表,如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媒体,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哈瓦斯社以及苏联的塔斯社等,重庆成为当时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国际媒体中活跃着许多中国籍记者,比如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林芳白、孙瑞芹,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法国哈瓦斯社的潘少昂,德国海通社的陈云阁,苏联塔斯社的刘尊棋等等。作为中国籍记者,他们向所供职媒体国家报道中国的新闻,积极帮助中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因为熟悉中国国情,他们常为多个国外媒体服务。比如在抗日期间,赵敏恒同时为7家国际媒体发布新闻,并且由他促成“中央社”和路透社的合作,帮助时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收回各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

积极对外传播中共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也需要谋求国际社会的认同,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其合法地位和进步主张,改变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偏激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调整了对外政策,从敌视所有的帝国主义,转变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1936年前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成为很多记者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斯诺、海伦、卡尔逊、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通过不同渠道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部的军事成绩、传播中共主张。通过西方记者的切身观察,延安在国际媒体上成为中国进步、光明的象征,白修德(《时代》周刊记者)、安娜丽和斯坦因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共的赞赏和认可,“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是光芒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是洁白的;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雄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权威”;“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西方记者,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阐述中共的意见和主张。

国际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其中典型代表为卢斯创办的美国《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周刊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的舆论支持,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情感和支持大幅增加。

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

除了借助国际媒体力量,中国还主动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争取传播主动权。1939年2月,国民党建立短波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40年1月定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英、日、法、俄等语言进行新闻广播。共产党也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建立国际广播,在海外创办报刊,直接宣传中共的声音。

1935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后改为《救国时报》)创刊于法国巴黎,与纽约的《先锋报》共同承担中共在海外的宣传任务。另外,共产党还利用香港通讯社进行海外宣传活动,如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刚刚成立时,就有一位日本女同志担任了日语播音员,每星期三播送对日军的广播节目。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传播。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局的职员首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

在国际宣传的队伍中,除了政府的宣传机构以及外派工作人员外,还有各大媒体派出的驻外记者。这些专职驻外记者常常要深入战场,比如《大公报》驻欧记者萧乾,1944年,他领到随军记者证从英国出发,抵达法国和德国战区。萧乾曾经报道了波茨坦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和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中央日报》的乐恕人、陆铿和毛树清成为驻盟军总部随军记者,活跃在欧洲战场上,被新闻界称为“欧洲战场三剑客”。毛树清在欧洲战场三年,足迹几乎踏遍整个欧洲。在苏德战场和印缅战场同样活跃着中国报人的身影。胡济邦是中国派往苏德战场的唯一女记者,她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战地报道,并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提升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据研究,抗战期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逐年增加,从1937年8月的43%上升到1938年5月的74%,这促使美国政府在战争初期的“孤立主义”原则发生了改变。1944年,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6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1941年1月1日,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国被列为反法西斯世界四强之一。上善伐谋,次善伐交,下善伐城,中国民族救亡中的国际传播为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抗日救亡与中国报人群体

齐辉

抗战时期《大公报》曾撰文表示,“在民族大战中,现在我们奋全力拼生死争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我们第一应为尽力国家自由而感奋;第二为自己的尽力不够而惭愧”。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报人群体迅速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以笔为枪,奔赴前线,用巨大的职业牺牲,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为保障战时信息传播,弘扬民族精神,向世界展示中国不屈的民族形象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报人救国”彰显民族精神

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感召下,中国报人群体自觉成为“言论界一兵卒”,以各种宣传形式为抗战奔走呼号,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当中既有抗战初期即牺牲于华北前线的《大公报》记者方大曾,也有在上海“孤岛”不畏敌人恐吓而被敌伪暗杀的朱惺公。

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报人深入敌后,出版了一批抗日报刊,全面报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状况,坚定了广大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此外,以《大公报》为代表的爱国报人群体则拒绝与日寇合作,或果断停刊,或向西南地区转移。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张季鸾、胡政之等人先后发表了《不投降论》、《看重庆念中原》等社论名篇,以饱含爱国情感的朴素语言,激励国人坚持抗战。

抗战时期,爱国报人牺牲殉国的事迹,借助报章的广泛报道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追思与缅怀。他们承担了“弘扬国策,揭发敌谋;振人心,作士气的任务”,付出了巨大牺牲,其事迹可歌可泣。1939年记者节,适逢上海《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被敌伪杀害。《大公报》、《中央日报》均以大量篇幅,详细报道朱惺公遇害殉国的经过。据相关资料显示,抗战期间仅山东《大众日报》即有500余名报人先后牺牲。抗战后,上海一地即表彰“忠贞报人”13人,公祭牺牲报人15人。

巨大的职业牺牲,使得民国报人的职业形象和职业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报人团结前所未有

抗战爆发后,中国报人各自为政的职业状态开始被打破,他们加强了内部的团结,以一致对外的姿态展开救国宣传。1938年范长江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带领青年记者奔赴抗日战事最激烈的津浦路前线采访,撰写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大量反映战局形势和前线战况的新闻通讯。1941年中国新闻学会成立,此后每年举行记者庆祝活动。

在民族危亡之下,中国报人打破了地域与党派的畛域,以职业为纽带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敌人周旋。

1939年5月3—4日,日寇飞机持续不断地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重庆报业也因此次轰炸“损失者十之八九”,不少报社已无法维持正常出版。为此,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十家在渝报纸负责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1939年5月6日发行《重庆各报联合版》。在发刊词中,报人表示“敌人对我们的各种残酷手段,我们的回答是加紧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拿组织的力量,去粉碎敌人一切阴谋诡计”。《重庆各报联合版》前后共出版99号,成为中国报人群体团结一致参加抗战的一段佳话。

树立“爱国”、“负责”报界新形象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和残酷杀戮,中国报人群体并未被侵略者的屠刀所吓倒,而是以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为后盾,坚持抗争,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获得了新的进步,赢得了国内外民众和舆论的尊重。

抗战中,国民党新闻业及其报人群体先后内迁西南地区,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党营新闻宣传网络。据统计,截至1944年国民党省、特别市一级党报发展到41种,县级党报397种,数量已超过战前规模。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抗战中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成为共产党的喉舌,忠实而坚决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路线和纲领。特别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报刊大多坚持民族气节,将中国近代以来文人论政的影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抗战救亡运动中,中国报人不断摸索中国新闻事业在战时条件下的转型,开始了“战时新闻学”的理论探索,有力推动了中国新闻学术的发展与传播。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态度》,全面系统分析了无产阶级新闻学诸多基本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重要文献。《大公报》、《中国建设》等也撰写新闻理论研究的专论。这些思想与理论相互争鸣互动,从而丰富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内容,提升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的理论研究水平。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报人的不断努力,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形象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赢得举世赞誉。晚清至民初,中国报人多被世人认为是“文人末流”,缺少职业的自律与操守。而抗战救亡,恰为报人群体清除职业积弊,提供了契机。抗战时期,中国报人群体大力弘扬职业道德,通过“表彰忠烈,严惩奸逆”,在弘扬爱国报人忠勇敬业精神的同时,揭露卖国报人的可耻行径,彰显了“国家民族正气”。中国报人的爱国行为,为国人树立起一个“爱国”、“负责”的报界新形象。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报人用专业化的报道,赢得了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尊重,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抗战中报人群体积淀而成的爱国传统和新闻操守已成为中国现代新闻职业精神的重要组成内容,值得永远继承与弘扬。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重庆抗战新闻传播史”(106112015CDJSK07XK1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13&ZD154)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战时动员:记者笔下的滇缅公路

向芬

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曾经一度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线”,受到海内外记者的广泛关注。战时关于滇缅公路的舆论宣传鼓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达成了国家战时动员的目标,同时,舆论宣传也为中国抗战赢取了国际支持和援助。

“现代中国的长城”

1939年春,萧乾从昆明到大理、龙陵、芒市,自畹町到缅甸腊戍,风尘仆仆来回奔波了近三个月,一口气写了五六篇通讯,登在港版及渝版的《大公报》上。萧乾深入的采访,适时顺应读者的渴求,带给大后方一股不小的信息震撼。

1940年《南华早报》登载了《滇缅路的劳工:中国记者的讲述》,报道介绍了青年记者萧乾给《亚洲评论》写的一篇关于滇缅公路建设情况的文章,萧乾将这条道路称为“现代中国的长城”,将滇缅公路视为“目前转型时期的标志”。

范长江也于1940年12月撰写述评《滇缅与滇缅公路》,开篇就称赞滇缅公路是“支持全民族抗战的一条国际交通要道”,“不但是中国交通史上的奇迹,而且是世界公路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滇缅公路完成后,据称“第一位行经此地的外国新闻记者”杉姆森(曾任路透社驻华记者)认为“滇缅公路工程之伟大,实有历史上之价值”。

另一个壮烈的“战场”

修路时,除了洪水的侵袭、炸药的悲剧、坠崖的死难等意外事故之外,还有瘴气引发的各种疫病。不过,环境恶劣、筑路艰辛、牺牲惨烈都没能挫败中国劳苦大众。在艰苦的条件下,滇缅公路的劳工们没有怨言,只是感叹“这就叫国难呀!”

萧乾在采访中感受到了民众为国奉献的精神:“这趟旅行使我看到了抗战的另一面,壮烈的一面。多少华侨青年为了支援抗战,丢下他们在海外的安定生活,奔回祖国,用原始工具协助修建那条通往广大世界的公路——海岸被封锁后,它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在采访那位印度铁工时,我问他为什么志愿到中国来支援。他擦了擦沿着头上穆斯林头巾淌下的汗水,朴素地回答我说,因为他恨侵略者,一切侵略者;他自己的祖国当时也处于奴役中。”

范长江如此描述滇缅路的建筑情形:“现在经过的人只知道它的伟大,而不容易知道它建造过程上的辛苦。若干友人都曾在滇缅路建筑时去参观过。完成这条伟大公路的,不是开山机、建筑机,不是近代化的工程队,而是这一向被视为边僻之地的劳苦人民,使人触目惊心的是,这批崇山峻岭中的建筑队,不只是壮丁,还有无数的老人、幼童、妇女,甚至孕妇也参加其间!他们都是平日受国家恩惠最少,经济教育最落后的人民,然而在抗战大潮流之下,他们吃着自己的饭,无工资地为国家筑路,而他们所用的工具,除简单的农具外,就是他们的双手了。”

体现反法西斯斗争舆论导向

萧乾旅欧游学期间,正逢滇缅公路被迫关闭。由于萧乾刚从战火中的中国来到英国,又是采访并报道过滇缅公路的驻英记者,英国援华会就安排萧乾赴伦敦及英伦三岛各地演讲,他主要谈的就是滇缅公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

1940年《良友画报》也刊载了王小亭(Nensreel Wang)的专题摄影《滇缅公路重行开放》,照片所附文字写道:“滇缅公路是目前中国西南通达海口的唯一国际交通线,从欧美来的军火由此路而直达重庆,内地的土产也由此经仰光而转运欧美,但是观于这次开放消息发出前后所引起国际间之紧张情形,又表示滇缅公路的重行开放与否,决不单是军器货物的运输问题,而象征着英国远东政策的坚定,英美合作援华的愈趋积极,中国前途的无限光明,未来历史家定会把廿九年十月十八日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日子的。”

当时,在国际宣传处从事战时国际宣传工作的骆传华在Amerasia杂志中介绍了滇缅公路重开的情况。他对滇缅公路的未来做出了乐观的估计:“滇缅公路总有一天要成为世界瞩目的路线,至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外货及旅客之经由中国后方门户入内者,迅速增进,实可预卜。”不过,骆传华的预卜与战后滇缅公路的情况有较大差异。

作用或被高估

《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 阿班(Hallett Abend)在《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一书中提出滇缅公路重要性被高估了。1945年《经纬》转载《纽约时报》上鲍尔温(H. W. Baldwin)《滇缅战局与滇缅路》一文,谈到“即使如此,运输数量也还不足以支持中国境内对日巨大的陆空战事,如果美国要在东方与日本从事大陆战争,中国东海岸的港口的开辟,将是运入供应品的主要入口”。他认为“滇缅路的开辟,主要是政治与心理上的价值,军事上的重要性还在其次”。

总体来看,滇缅公路在战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军需品,客观上支撑了国民政府的抗战信心,这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有利的。同时,滇缅公路的通畅与否,与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息息相关,也反映着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的舆论导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编:谭莹莹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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