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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回忆父亲袁国平的抗战岁月
来源:新民晚报 2015/11/13 10:03:18 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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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动用优势兵力围攻向北转移的新四军。战斗中,父亲身中四弹,重伤难行。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不连累战友,父亲英勇自尽,实践了自己“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 1938年,新四军首长陈毅、项英、袁国平、李一氓、朱克靖、粟裕、叶挺(自左至右排列)在皖南合影

“戎马一生为革命,驱逐日寇勇杀敌。”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父亲袁国平为了这一伟大胜利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奉献了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智慧以及他所能奉献的一切,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探索统一战线新路径

全面抗战爆发之际,父亲担任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国统区内公开活动的共产党组织,陇东特委面临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局面和错综复杂的工作关系。父亲坚持一个原则: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

1937年8月初,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团来陇东参观,受到父亲的热情接待。这些人中,居然有父亲在黄埔军校里的同窗,可是大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分道扬镳,甚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但父亲对这段历史却很大度,“过去的事就别提它了。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一切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弃前嫌,携手前进”。现场气氛顿时轻松起来。交流过程中,一名国民党军官悄悄对父亲说:“以袁兄的才华,若能到国军去,肯定能授予高位,委以重任,俸以厚禄,何必固守这穷山沟,过这种苦行僧一样的日子。”父亲回答:“多谢你的美意!如果要是为了当官发财,就不当共产党员了。我此生别无它求,只愿为劳苦大众、为我中华民族做些有益的事,能让四万万同胞不做日寇铁蹄下的亡国奴,我也就知足了!”

11月,父亲到甘肃镇原县检查工作,给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以及各界人士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讲。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热情地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党派、信仰,共同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赶走日本侵略者。这次演讲扣人心弦,醒人眼目,既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又争取了中间派,打击了顽固派,受到与会者的交口称赞。

父亲在领导陇东特委开展统战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放手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全面支持抗战,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陇东地区很快就出现了一派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大好局面。

开拓新四军政治工作

1938年,根据党中央的安排,父亲前往皖南,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在给母亲刘冬秀的信中说:“儿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母亲的光荣。敌人正张牙舞爪,想吞噬全中国,我们要斩断敌人的爪牙,为一切死难的同胞复仇,解放上海、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

在皖南三年的战斗中,父亲既为开拓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铸造铁的新四军而艰苦奋斗,又亲临抗日最前线指挥作战,奋勇杀敌。

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斗争环境更为复杂,经常要在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下坚持斗争,壮大自身力量。为了适应特殊的战斗环境,父亲在继承红军优良政工传统的基础上,打开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父亲参与主持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做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对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做出具体部署。他制定并颁布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他积极参与军分会和东南局的集体领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以及革命斗争的开展做出突出贡献。他同新四军其他领导一起,按照中央的方针,经过艰苦的努力,使新四军成为名副其实的“铁军”。党中央在发给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说:“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发扬着布尔什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统一战线造出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这是你们的光荣,是新四军党领导的正确。”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父亲就有过“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生命线”的论述,他根据红军政治工作经验,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把政治工作基本任务归纳为:(一)健全党的工作;(二)正确执行干部政策;(三)深入政治教育;(四)确立政治制度与健全政治工作系统。

父亲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新四军能否成为铁军的关键。因此,他紧抓党的建设,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努力发展党员。至1939年2月,新四军党员占全军总人数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25%增加到40%。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组织基础。

他特别要求用先进思想武装人。父亲认为,“建军必先建人,建人必先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加强宣传教育,用先进思想把头脑武装起来,以阶级教育为基础,培养每一个战士都具有伟大的政治理想。他说:“要把我们的政治主张形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是要依靠宣传教育,把这个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没有这个前提,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要把我们的军队变为铁军,就必须要有信仰。”

父亲推动成立教导队、教导总队等单位,培训新四军各级干部。他自己还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不仅参与制订教导总队的教育计划、办学方向、方针,确定学习内容,还亲自走上讲台,以自己编写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为教材授课。他的教学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从理论和实践上具体阐明了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教导总队对新四军广大干部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对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团结艺术家为兵服务

父亲还是新四军文艺工作的开创者、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新四军的文艺工作从无到有,从初创到繁荣,为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素质起了很大作用。他亲自制定方针,指导文艺演出,物色和团结知识分子。他在《抗战中的艺术观》一文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艺术越易受政治支配,并越多影响政治”。在当前抗日战争时期,艺术的阶级性与民族革命的艺术是相一致的。他明确提出,“当前我们应该毫不隐讳地提倡国防的、大众的、抗敌的、爱国主义的艺术。一切进步艺术家,今天应该是彻底的爱国主义的艺术家”。

在他的指导或参与下,新四军创作出了一大批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文艺作品,如剧本《送郎上前线》《人财两空》《繁昌之战》等,小说《捧血者》《五个鸡蛋》《在茅山下》等,音乐作品《反扫荡》《我们站在父子岭上》等。新四军的美术工作也很活跃,他团结沈柔坚、涂克、李绚、孙从耳、赖少其等艺术家,为抗战服务。父亲还亲自主持了《新四军军歌》的集体创作,与著名的作曲家任光共同创作《别了,三年的皖南》。

父亲当时在军部主持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老百姓画报》等报刊,并支持各支队出版报刊杂志30余种。他把这些报刊作为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及时传达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军暴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报道新四军、八路军打击侵略者的胜利消息和英勇事迹,交流作战经验,宣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促进部队的各项建设。他还亲自撰稿,《抗敌报》的许多重要社论都出于他的笔下。

父亲在运用各种方式鼓舞部队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抓紧战区群众发动。在部队由岩寺集中后东进或转移途中,他让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亲自起草布告,要让新区群众一见新四军,就知道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他要求部队走到哪里,就将群众工作做到哪里,播下红色种子,将敌人的后方变为抗日前线。他还派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用歌咏、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向战士和群众宣传抗日,并亲自为江南前线输送了大批文艺人才。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动用优势兵力围攻向北转移的新四军。战斗中,父亲身中四弹,重伤难行。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不连累战友,父亲英勇自尽,实践了自己“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袁国平和所有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作者介绍

袁振威

袁国平烈士之子。1939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国防大学,长期在海军装备系统工作。1986年后从教于海军指挥学院,任作战指挥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2110工程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已退休。

现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和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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