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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首任军长刘震
来源:人民网 2015/11/23 10:08:17 作者:叶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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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刘震,这位既当八路军旅长,又当新四军旅长的军事指挥员,在人民解放军由小变大的历程中,实属罕见,不能不说是个传奇故事。”  在空军学院的刘震,做了一回“月下老人”,新娘子却不是一般的人,她曾是毛泽东的儿媳妇刘思齐。

徐海东说:“刘震这个兵讲得好,有战术眼光,我看可以当连长、指导员!”

刘震,原名刘幼安,1915年3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小悟乡刘家嘴村。1931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鄂东北道委特务第四大队一分队当战士。1932年8月,刘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根据地。11月,留在鄂豫皖的部分红军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鄂东北道委特务第四大队改称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刘震成为手枪团的战士。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是艰苦的,大部分时间在深山老林中活动。国民党为了逼迫红军下山,滥伐山林,叫喊“砍尽大别山的树,挖尽共产党的根”。

在手枪团当战士的刘震,似乎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天赋,他写的四句话“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是红军”成了张贴的标语。

红二十五军就这样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近两年时间。1934年5月6日,红二十五军手枪团进入皖西北,奔袭了远在罗田县城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的后方仓库,歼敌一部,缴获银元7000多枚和大批武器弹药。

罗田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西撤后,红二十五军获得的首次大胜仗。部队在稍事休整中进行了总结。军长徐海东参加了这次总结会。许多同志都是评功摆好,唯独刘震的发言出人意料。他说:“这一仗应该算个胜仗,但缺点不少,主要是战术运用问题。”接着,刘震指出了三条理由:一是“火力没有组织好,机枪未能起到掩护作用,造成较大伤亡”;二是“退出战斗时,没有周密部署,队形较乱”,致使部分部队失散和伤亡;三是“手枪团进城背运银元的时机晚了一些,如果早进去,可多运出一些”。说完这些,刘震还建议:“今后部队不能只练瞄准,要加强战术训练”,重视火炮兵器的配合使用。

徐海东听了刘震的发言后,十分吃惊,感慨地说:“刘震这个兵讲得好,有战术眼光,我看可以当连长、指导员!”

有了徐海东军长的话,刘震告别了士兵生活,开始了他的军事指挥员生涯。刘震被任命为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一营一连指导员。一个战士直接升任连级指挥官,这是不多见的。用刘震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深感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讨论战略转移问题。常委会根据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传达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谋求新的发展,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刘震先后调任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一营一连指导员和营政委(相当于营教导员),参加了独树镇、三要司、华阳、九间房和袁家沟口等战斗。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胜利结束长征。9月18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震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政委。1936年4月,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扩编为红七十三师,刘震改任红七十三师政委,6月起改任红七十五师政委。 刘少奇对刘震说:“共产党员决不能争个人的兵权。”

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红七十五师改称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政委刘震。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初,好多红军战士想不通,特别对摘下八角帽和红角星,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许多红军战士不愿意。换帽徽的当天,刘震来到连队,一位老战士抱着小包,不肯交八角帽。他说:“要我交帽子,就先把我的脑袋砍掉!”

作为政治委员的刘震,看到这一幕,在心里问自己:“难道是我们的战士固执吗?”又在心里回答:“不!八角帽、红角星在每个同志的思想感情里扎根很深。它是革命的标志,胜利的象征,是我们生命里一朵开不败的花朵!怎么能说换就换呢?!”于是,刘震对这位老战士说:“现在一切都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国难当头,阶级利益应该服从民族利益!八路军改编是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我们的衣帽虽然换了,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不愿交的就保存作个纪念吧!”

有了政委的话,八路军六八八团的战士们,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六八八团成了不交八角帽、红角星的一个团。8月25日,六八八团在陈锦秀和刘震的率领下,跟随三四四旅序列,开赴正太路北抗日前线。

1938年2月24日,三四四旅奉命由正太路北到晋东南,归八路军一二九师指挥。

1938年11月,三四四旅以六八八团三营、旅警卫营和收编的国民党嘉县大队,组建了三四四旅独立团。刘震被任命为团长,李雪三为政委。自此,刘震由一名政工干部变成了一位军事指挥员。

刘震和李雪三率独立团连续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在晋东南站稳了脚跟。1940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二纵队,先是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不久杨得志接任纵队司令员,纵队政委一直由黄克诚担任。纵队下辖三四四旅、新二旅和新三旅。刘震升任三四四旅旅长,旅政委是康志强。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奉命率1.2万余人,抵达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7月,彭雪枫和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下辖第二、第四、第五、第六4个旅。第四旅为三四四旅改称。刘震和康志强分别任旅长、政委不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称新四军第四师,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3个旅。第十旅是第四旅改称的。刘震和康志强仍分别任旅长、政委。

1941年是新四军建设的最困难时期。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十旅归新四军第三师建制,实行主力地方化。用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话来讲,就叫把部队“化”下去。十旅同样要被“化”下去。这让十旅的老同志想不开:“查查十旅的老家谱,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主力军。怎么能变成地方部队呢?”

作为十旅旅长的刘震,思想上也有点想不通。刘少奇征求刘震和十旅新政委高农斧的意见:“你对这样的形势有些什么想法?今后我们的棋应该怎么走?”刘震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虽然十旅在新四军三师建制下,活动豫皖苏,遭受日伪顽三面夹击,但担心部队变成地方部队后,会固定在一个地区,今后不能再机动作战。”

刘少奇说:“你们不要犹豫,不要认为实行地方化是走回头路。这不是回头路,是坚持和发展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现在你们一个旅‘化’下去,不要多久,将会有两个旅、三个旅以至更多的旅成长起来,到那个时候,不仅人数多许多倍,战斗力也会比现在强。”

这时,快到中午了,警卫人员问要不要开饭。刘少奇挥了挥手,说:“不忙。”接着,刘少奇用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从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历程为例,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道理,反复说明十旅地方化,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的具体化。“不要只看眼前,要向远看,向前看,要有全局观念。”

刘少奇说到“顾全大局”时,批评刘震说:“你们在津浦路西,曾几次要求让你们旅的一个团从盐阜回去,这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你们要那个团回去,对不对?”

刘震和高农斧齐声承认道:“不对!我们没有从全局出发。”

刘少奇笑了,说:“是嘛,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干部,不要目光短小,不识大体;共产党员决不能争个人的兵权。”谈到这里,刘震思想通了,表示尽快把部队“化”下去。

刘少奇说:“通了就好。只是光你们通了还不行,还要十旅的干部、党员以至每个战士都要搞通。‘化’下去,就是到人民群众中生根;思想不通,根就扎不深。像种小麦一样,根不深,苗不壮,就难得丰收。”

谈话中,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在场。陈毅风趣地说:“你们师长黄克诚同志虽然是近视眼,但他看事情却是千里眼啊!把部队‘化’下去,还是他首先建议的。其实,把部队‘化’下去,就是母鸡下蛋。”

正如陈毅所说的,部队“化”下去后,“母鸡下蛋”下得可多了。当初,十旅的一个团参谋长“化”下去前,要刘震打“保票”,以后一定要让他回到主力部队中来。后来,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拉起了一个团的兵力。许多“化”下去的连、排长,两年后,都拉起来一个营或一个连的兵力,自己就给自己任命为营长、连长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部队一收拢,刘震的十旅“化”下去,却发展成了两个旅的兵力。后来,三师十旅向东北挺进,留下一个旅的兵力,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二纵队。

刘震,这位既当八路军旅长,又当新四军旅长的军事指挥员,在人民解放军由小变大的历程中,实属罕见,不能不说是个传奇故事。 刘震对刘亚楼说:“我自己连飞机都没坐过呀!”

1950年11月4日,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北京负责找刘震谈话。虽然10月,他已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但当刘亚楼在军委空军司令部会议室宣布这一决定时,刘震还是愣住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于是,刘震对刘亚楼说:“司令员,我自己连飞机都没坐过呀!”

刘亚楼说:“这怕什么?我们当红军打仗,不也都是从不懂到懂的嘛!”

刘亚楼对刘震说:“我们同在四野工作过,我了解你会打仗,善于学习新东西。这次工作调动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点你的将,经周恩来审定,毛主席批准的。”

刘震听到这里,“霍”地站了起来,以军人特有的洪亮声音回答:“服从命令。困难再大,我也要把它干好!”

第二天,刘震就启程去了沈阳。

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都是临时凑起来的“班子”,对组织指挥空军作战更无经验。于是,刘震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业务学习。很快4个月过去了,空军组织考核验收。在考核验收的19天时间里,共出动飞机307架次,取得了圆满成功。苏联空军顾问对刘震说:“奇迹,奇迹。你们真是一步登天!”

刘震则在事后回忆说:“我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其实,那时是一脚跨在门里,一脚还在门外呢。”

1951年3月15日,“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刘震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刘震指挥志愿军空军入朝,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空战。8月,美军空军开始展开大规模的“绞杀战”,集中轰炸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志愿军空军进行了反“绞杀战”。8月25日,在刘震的指挥下,由志愿军空军第四师第十二大队大队长李永泰亲自驾机升空,打下了美军空军最先进的所谓的“空中坦克”―F84,打破了美军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又在9月25日至27日,3天打下了美机26架,击伤8架。毛泽东在战报上批语道:“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一位连飞机都没有坐过的空军司令员,指挥志愿军空军在朝鲜空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空军中涌现出了王海、张积慧、刘玉堤、赵宝桐、孙生禄、鲁珉等6位特等功臣。

1954年3月,刘震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同年10月,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5年9月,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10月,刘震受命组建空军学院。1958年9月,空军学院在北京成立,刘震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政委。 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说:“我的月下老人是刘震将军。”

在空军学院的刘震,做了一回“月下老人”,新娘子却不是一般的人,她曾是毛泽东的儿媳妇刘思齐。

众所周知,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捐躯战场,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自此不提再嫁之事。

刘震是认识刘思齐的。抗美援朝前,在北京饭店的舞会上,刘震还与刘思齐跳过舞。刘思齐从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后,又进北京大学专攻俄罗斯语言文学,1961年刘思齐在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做翻译工作。此时,毛泽东想帮刘思齐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了却既做公公又做爸爸的一桩心事。

刘震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有一次,总参谋长罗瑞卿到空军学院。刘震就刘思齐的婚事对罗瑞卿说:“我们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有位教员叫杨茂之,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为人诚实正派,业务能力强,我看很不错。”

罗瑞卿当即说:“如果合适,毛主席会同意的。”

就这样,在刘震的牵线下,杨茂之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经过一番了解,觉得满意。于是,让女儿李敏将杨茂之的有关材料送给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看,并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文秋同志,我看此人还不错,想介绍给思齐做朋友,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如你也认为合适,就请同思齐谈谈;如你认为不合适,就作罢论。”

张文秋看了杨茂之的相关材料,了解了他的家庭和个人情况,觉得还不错,就回信给毛泽东表示同意。

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同意后的第二天,刘震打电话给张文秋,商量见面的事。

张文秋表示,可先让杨茂之来家坐坐。于是,第三天,杨茂之来到张文秋家。杨茂之见过张文秋,谈了些情况后,就要离开时,刘思齐回来了。两人一见面,却互相认识。原来,他俩在苏联学习期间的一次大型集会上见过面。

杨茂之和刘思齐交往了10个月后,于1962年2月在北京举行婚礼。毛泽东此时刚创作了《咏梅》词,给他们抄录了一幅作为贺礼,另外还送了300元钱。自此,杨茂之和刘思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生儿育女,并常去看望“月下老人”刘震将军,感谢牵线之恩。1987年12月27日,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刘思齐,接受《解放军报》记者采访时,其中有一句话是:“我的月下老人是刘震将军。” 年高德劭的刘震说:“老同志要有点乐退精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震与许多老将军一样,受到了冲击。1966年9月,刘震被停止一切领导职务,下放农场劳动。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刘震于1972年6月回北京治病。

1973年5月,刘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分管训练工作。1977年7月,刘震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1980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分管学术研究工作。

1985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震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的一篇抒情文章,题目是《老同志要有点乐退精神》。文章说:

三年前,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我看到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时,我就曾经诚恳地提出过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我说,少我一个人,可以为较年轻的同志让出一个位置。因为我迫切地感到,要完成党在新时期所制定的伟大任务,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的连续性,没有一个富有生气活力的中央领导机构,是难以当此重任的。因此,我有个想法:在实现干部年轻化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当在我们这些老同志中间,提倡乐于退下的精神风格。

“乐退精神”,是一种新的境界。它完全不同于旧式官宦的消极隐退,而是建立在党性基础之上的高度革命自觉性。如果没有这个境界,这个自觉性,没有此种乐退精神,即使退,也是勉勉强强,甚至是牢牢骚骚地退。

……

我们共产党人,因为深知人类的进步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有光明前景的,所以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乐退精神,乃是这种乐观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时候,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为此,我愿进者勇进,退者乐退,而老同志的乐退,也正是为着我们的事业永远年轻、兴旺发达。

“乐退”后的刘震,生活清闲自在。刘震身体很好,他喜欢和年轻战士打篮球。有时到连队和战士打40分钟一场的篮球赛,还觉得不过瘾,再叫打半场或一场。身边工作人员怕他累了,刘震却笑工作人员身体差。

刘震的另一爱好是跳舞。人家说他是“舞迷”。他自己说,“舞场上跳腾几下,活动活动筋骨,凑个乐”。1988年冬,刘震在锦州参加“辽沈战役纪念馆”落成典礼,听说晚上举办舞会,他立即换掉不“时髦”的皮鞋,借秘书的一双三接头皮鞋穿上,风度翩翩地走进舞场。

刘震兴趣广泛,除了打篮球外,还善于骑马、游泳。他坚持每天游泳,可以一口气游半个小时,几十年不间断,风雨无阻。

刘震“乐退”后,虽然生活逍遥自在,但他仍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刘震经深入调查研究,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对人民解放军某些装备改进等问题,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

责编:房凯元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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