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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不居功的战将郭天民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5/11/25 10: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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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46年秋,晋察冀军区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的进攻,组织了怀来保卫战,郭天民同志率第二纵队负责正面防御作战。郭天民同志刚直不阿,胸怀广阔,就是在斗争中遭到诬陷,受到错误处理,也不发怨言,总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1970年5月26日,郭天民同志在广州逝世了。他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优秀指挥员。

郭天民同志是湖北红安人,青年时代参加了红安的农民运动,1926年进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震惊中外的广州暴动,1929年春到达赣南苏区,加入红四军战斗行列。从此,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历任中央苏区红四军大队长、支队长,红十二军教导大队长,红三军副官长,红二十一军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九军团参谋长,四方面军红大教育科长、一局局长、三十军参谋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二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鄂豫军区副司令员,二野四兵团副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军事出版部、陆军训练部和院校部部长。

郭天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中央苏区,他参加过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中,他协助罗炳辉等同志率领红九军团同红五军团一起,担任红军长征的后卫,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军北上的任务;任三十军参谋长时,在李先念等同志领导下,为挽救西路军余部走出祁连山,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晋察冀战斗了整整七个春秋,同赵尔陆、刘道生等同志一起,为巩固和发展晋察冀二分区和晋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解放战争时期,他同王树声、段君毅同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鄂豫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尔后协助陈赓同志率部南下,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广东“两阳”战役、桂西南战役和滇南战役,取得了歼敌1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全国解放后,他更是勤奋学习,拼命工作,为建设边疆,保卫国防,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郭天民同志一生中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朱德同志曾高度赞扬他是一个“有功不居功的人”。他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长期武装斗争中,郭天民同志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带兵打仗。他一生征战,视死如归,勇猛顽强,战绩辉煌。

长征途中,九军团一次在贵州织金县猫场宿营,由于部队过于疲劳,警戒麻痹,在凌晨4时遭到黔军突然袭击,敌人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布置火网,同时封锁市镇街口,前堵后截。当时情况十分紧急,他临危不乱,率先抓拢部队,组织反击;同时派人保护军团领导罗炳辉、何长工同志越过笔直险峻的鸡飞崖,撤到安全地带;自己则率领部队从拂晓坚持战斗,直到打退全部进攻之敌,才随部队转移。

1946年秋,晋察冀军区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的进攻,组织了怀来保卫战,郭天民同志率第二纵队负责正面防御作战。敌人使用了全套美式装备,在向我发动全线进攻最激烈的一天,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轰平。我军四个团在他的指挥下,顶住敌人先后两个军的进攻,坚持11昼夜,保障了主力在侧翼歼敌的胜利,受到军区领导和中央军委的表扬。

郭天民同志指挥作战灵活机动,坚决果断。1945年8月日寇投降,苏蒙联军正沿张北大道南进,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已在我解放区包围控制下,但国民党的部队在黄河后套,依托平绥铁路,随时可抵张北。在此形势下,他根据中央命令,及时指挥冀察北线部队,不顾山多路远,日夜兼程,于8月22日抢在国民党的前面,顺利解放了张家口,缴获了日寇侵华期间储备的一大批战略物资。他自己在率领南线部队向北平方向进军途中,得知北平已被蒋介石抢先占领;国民党的部队正乘我北线兵力较少,立足未稳,向张家口进逼,他便按照中央和军委意图,立即回师北上,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夺占张家口的企图。聂荣臻、程子华和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对此给予高度赞扬,并说:“中央对你们解放张家口,保护了城市和物资完整,粉碎敌人夺占张家口的阴谋很满意”。郭天民同志十分重视作战保障工作,并把它当作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1934年7月,九军团奉命护送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七军团北上抗日,返回途中打开福建军阀卢兴邦的兵工厂,缴获火药4,000箱,食盐3万斤。他考虑到能否获得这些苏区奇缺的物资,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于是,同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在敌情十分复杂,又无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克服一切困难,长途跋涉20多天,终于把全部的缴获品运回苏区,有力地支援了苏区反“围剿”斗争。

1949年,四兵团南下进军,在新区作战,无后方依托,运动频繁,辎重前送任务很重,时间紧迫,他以极大力量组织后勤部门,充分利用已经解放的城市和各种运输工具,进行物质准备和保障工作。并直接指挥工程兵部队沿途修桥铺路,亲自动员开展人马健康运动,具体提出保护马匹健康的各项要求,保障了部队胜利进军。部队入滇后,为解决在边境巡逻和长期驻守的住房问题,他领导部队自己动手盖营房,为建设边疆,保卫国防解决了一个新问题。

郭天民同志一向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对部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多次受到刘伯承、陈毅等老帅的赞扬。

他常说:“任何军队都没有天生的将军,也不会有天生的战士,部队要能打胜仗,就要靠训练。”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在红四军、红十二军就积极办教导队,加强对干部战士的军政训练。在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他是刘伯承同志领导下得力的军事教员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战斗如何紧张,条件怎样艰苦,他总是利用战斗间隙,按照作战需要,制定训练计划,把军事理论和部队的作战经验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抓紧部队整训、练兵。1955年他到训练总监部工作后,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训练方针,在采用专家帮助制订的全军训练大纲时,十分注意结合我军实际,区别各种类型部队,因地制宜地实施。为探索在“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他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先后在青岛和新沂地区组织了海岸防御和夜间攻防战斗的实验性演习;在我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训练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郭天民同志对办学校十分热心,特别是1958年他兼任训练总监部院校部部长后,曾多次深入院校,到教职员工中间调查研究,强调依靠教员扎扎实实地搞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反对教学上的浮夸作风。他要求院校领导亲自授课,亲自抓学术研究和教员的培养提高;重申教学工作上多年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促进了教学秩序的稳定。

郭天民同志教育训练部队极为严格。九军团成立之初,部队成分复杂,军政素质差,游击习气重,他在军团党委领导下,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支部队经常挺进到敌人的中心地带活动,散得开,收得拢,机动灵活,敢打敢拼,屡建战功,周恩来同志曾称誉他们是一支“战略骑兵”。部队长征抵四川天全时,周恩来同志还专程赶去迎接他们。

郭天民同志历来认为:指挥员再高明,仗还是要靠战士去打。因此,他总是把爱兵作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来抓,不能容忍对战士的任何歧视和鲁莽行为。他每到连队总是要看看伙房,详细了解战士的生活情况。战争年代部队行军宿营,总要问到战士洗脚没有,睡觉的地方铺草没有,病号是怎样安排的等等。即使发现战士没有及时理发,掉了纽扣,也要问问连长、指导员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郭天民同志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历次重大原则斗争中坚持真理,旗帜鲜明。

1930年年底前后,江西苏区内部肃反搞扩大化,使许多好同志遭到打击。他对这种错误做法当时就有考虑,一面向陈毅同志陈述意见;同时告诉其他领导同志:哪能每个团、每个连都有AB团?我们不能这样搞,不能随便怀疑人。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江西苏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有些单位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正确主张。当时,郭天民同志任江西军区参谋长,他不怕残酷打击,站出来说,江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都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反对正确的东西。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为此,他被指责为江西军区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撤职调离,送到红军大学当学员,并勒令他写揭发、作检查。郭天民同志坚贞不屈,硬是不写一个字。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根据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他所在的红九军团,参加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二纵队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看作他个人的武装,公然提出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路线,并擅自成立伪中央。郭天民同志闻讯后,表示坚决反对,张国焘当即撤销他的军团参谋长职务,调到四方面军红大任教育科长。他毫不畏惧,对人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仍然不顾张国焘的严密监视和威胁,利用一切机会,打听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北上的动向;议论红军当时的形势,宣传红军北上是唯一的出路,揭露张国焘的反党罪行。张国焘极为恼怒,竟然提出将郭天民同志处决,幸被朱德同志及时干预,才未受害。

郭天民同志刚直不阿,胸怀广阔,就是在斗争中遭到诬陷,受到错误处理,也不发怨言,总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1958年,人民解放军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他看到运动错误地反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并把矛头指向主管教育训练的某些军委领导同志时,思虑万千,忧心忡忡,常常吃不下,睡不好。运动中,有人示意他揭发某些老帅,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随风摇摆。最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教条主义者”的帽子,被诬陷为“反党宗派集团”成员,三番五次作检查,挨批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仍然勤奋工作,丝毫没有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坚定信念。由于这一次的沉重打击,郭天民同志在战争年代本来已经积劳成疾的身体,更为衰弱了,一年之内连患皮癌和心肌梗塞,从此多年不能正常上班。虽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依然没有放过他。1969年10月,在他抱病卧床时,竟然被限期赶出了北京,以致病情迅速恶化,不到半年,便在广州含冤去世了。

郭天民同志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顾全大局,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

1945年,冀察部队解放张家口,缴获日军大批战略物资,部队纷纷要求尽早用这些物资改善自己极端简陋的装备。郭天民同志从全局着想,既考虑本部队的需要,更考虑到兄弟部队的需要,立即提出先人后己的意见。除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如数调出物资外,凡兄弟部队提出的要求,他都尽力满足,并决定对中央派经张家口去东北工作的干部,每人支援一件皮大衣,一件绒衣,一顶皮帽,一双皮靴,既大大减轻了中央的财力负担,又利于这些干部迅速到达东北。

郭天民同志为人正直,待人宽厚。他对同志推心置腹,从不背后说人坏话,更不存心整人。在使用干部时,只要德才优秀,他就大胆重用。抗战时期,在研究一位同志是否担任主力团团长时,有人说那个干部是四方面军调来的,不同意。郭天民同志当即说:“张国焘犯错误,不等于四方面军人人有错误,关键是他能否胜任。”实践证明,那个同志很称职,后来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郭天民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严于责己,拼命工作;不争名利,不计待遇;吃苦在前,不讲享受。自己有缺点错误,从不文过饰非,一经认识,他坚决改正。在云南工作期间,有段时间机关一些同志对他脾气大有意见,他知道后,主动在群众大会上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并请大家监督改正。他下部队不讲排场,不要招待,不要任何照顾。他说,我们这些人官再大,也不过是一名革命战士,不应该搞特殊。他更不允许亲属利用自己的职位谋私利。

郭天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他的战斗业绩和高尚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激励我们同心同德,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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