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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
来源:解放军报 2015/11/26 14: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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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大地上,不仅从北向南渐次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钢铁绞杀、血肉拼搏的战争;同时,还展开了中华民族与世界的良知志士一起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基因不受篡改、玷污、灭绝,与日本法西斯精神对垒、灵魂搏杀的另一场战争。

我们所说的抗日战争,通常只是指炮火硝烟的战争,倘若真正深入到战争的深处,便会透彻地看到没有炮火硝烟的另一场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大地上,不仅从北向南渐次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钢铁绞杀、血肉拼搏的战争;同时,还展开了中华民族与世界的良知志士一起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基因不受篡改、玷污、灭绝,与日本法西斯精神对垒、灵魂搏杀的另一场战争。

早在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之前,中日之间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便开始了。为了实现丰臣秀吉之“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彻底同化、征服所占的东三省,日本几乎用尽了所能之手段。电影在那时是最先锋的文艺娱乐形式,那一年,日本拍摄《东游记》《北方的国境线》《伸展的国都》等电影,目的是麻痹与愚弄、欺骗中国民众。这类伎俩配合着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一面用炮火,一面用香风,两面用力,企图以此实现他们扩张侵略的狼子野心。

然而,洞若观火的世界各国人民,早就看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针锋相对,与日本的“香风”展开了对垒。美国米高梅公司出品的电影《龙种》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斗争。而影片的主旋律,是聂耳创作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在纽约的露天音乐堂,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汉语和英语演唱了这首歌,震撼了台下所有纯洁善良的心灵。这首歌曲的词是田汉同志在被捕前一个小时内写出的;而它的曲作者聂耳,于1931年1月的两天两夜中写出。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几乎是从日寇踏入中华大地的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怒吼。

一边是日本法西斯的蓄意麻痹、愚弄与欺骗;一边是中华儿女的最优秀的子孙与世界有良知的人们“拿起笔作刀枪”,与日本法西斯的强盗文化肉搏与血拼。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文化欺骗与灭绝我血脉的种种伎俩,毛泽东在七七事变之后就指出:“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艺术家团结起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湖北汉口总商会成立。“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方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当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席台前的这两行标语,非常明确地表明着文协的宗旨。

在这次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广泛持久的文化界统一战线引领下,一支声势浩大的文化抗日大军迅速集结。1939年4月9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写到:“无论在前方和后方,或是在沦陷区中,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作家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的武器——笔杆子,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来组织民众打击和歼灭敌人”。《边区自卫军》《保卫卢沟桥》《光复台儿庄》等一批批抗战艺术经典,在民族危亡的腥风血雨中,唤起了劳苦大众和各个阶层救亡的觉悟和激情。中国的抗战文化,使中国的文化获得了新生。

1938年11月20日,日军的飞机第一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一颗炸弹在作曲家冼星海的面前爆炸了。而这次与死神近距离的遭遇,将冼星海的个人情感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在延安创作了《黄河大合唱》这部伟大的民族经典。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一百多人的合唱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最后一个乐句结束,毛泽东“嚯”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连声称赞:“好!好!”《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从延安发出,很快就响遍了中国,传向了世界。为抗战发出怒吼,为民众吼出了心声。

活跃在东方主战场上的作家、艺术家们,用一腔腔的民族热血书写着誓与日本法西斯决战到底的血性文章,其永久的生命力,昭示着一个艺术常青的真理——与国家之命运、民族之血脉相通相系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1937年7月30日,日军对天津进行了持续4个小时的大轰炸,把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焦土瓦砾。日本法西斯侵略到哪里,就对哪里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疯狂摧残。仅“七七”事变后一年内,中国108所高校就有94所遭日军轰炸。

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让中国教育的文脉得以延续,为了坚持民族教育,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受到奴化,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高校迁往内地,以保文化的根脉。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迁移运动,学生、老师纷纷带上他们的书本和教具,踏上了长达千里的内迁之旅。

当时的带队老师,著名教授、诗人闻一多先生这样描述迁徙之旅:“今天,要用我们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进书堆里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法西斯在精神文化战线上的战争。它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国难当头之际,保卫自己的民族精髓血脉、国家栋梁人才的深远宏大的眼光与胸怀。

事实上,抗战期间,在中国,还有一条著名的迁徙路线,那就是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的知识青年。仅1938年至1939年一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就有6万多人。他们都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与理想,奔向延安,经过培训,然后,东渡黄河,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中第一批从延安来的抗战知识分子。

自抗战爆发以来,许多外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东方战场,用一切可以用来表达的艺术手段,来反映中国抗战的真实状况,与日本的欺骗、愚弄、粉饰性宣传,展开了舆论、文学与艺术的较量。

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用8个多月时间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了中国人民危险艰难的处境,认识到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洪流的重要力量。

1943年春,电影《龙种》的编剧赛珍珠,为了敦促美国领导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美国举行了一场抗日文艺演出。在白宫门前的草坪上,赛珍珠亲自担任报幕员,著名歌唱家、中国共产党党员王莹用英文演唱了抗战歌曲《卢沟桥》《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坐在手摇车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夫人以及美国内阁所有高官及各国驻美使节,都被王莹饱含深挚情感的演唱感动了。一时间,中国抗日战争成为美国高层的主要话题。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它的武器,是表演、是歌唱。

卡尔逊、斯诺、史沫特、莱詹姆斯·贝特兰等一批外国作家与记者先后来到延安实地采访,向世界发出了客观公正的报道,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战斗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德不孤,必有邻。可以说,在东方主战场上,中日之间展开的精神信仰的拼搏、思想文化的较量、文学艺术的格斗,是全球性的。世界上许多正直、善良的作家、艺术家们,与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们一起,用一切的艺术手段,捍卫了正义,赢得了崇高无比的荣誉。

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揭穿并粉碎了日本法西斯麻痹、愚弄与欺骗中国人民的反人道、反人类的法西斯文化图谋。

在这次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广泛持久的统一战线引领下,一支声势浩大的文化抗日大军迅速集结,走上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场。他们纷纷组成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用独幕剧、街头剧、报告剧、诗歌、小说、电影、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大力宣传抗日斗争,动员组织全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战斗。

1942年,是中国抗战最艰苦卓绝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当时的中国,虽然极其贫弱艰难,但是一直都有一种精神巍然屹立,凝聚着积贫积弱的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奋勇杀敌,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伟大的抗战精神。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短诗,是我国著名的枪杆诗人田间的名作。一时间,这种短小的诗歌形式被抗日将士广为传抄,极大地唤起了抗战军民的斗志。

从延安出发奔向战争最前线的文艺战士,创作出一批批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中国20世纪30-40年代所独有的“抗战文化”经典,至今熠熠生辉。抗战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强大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和生命力。

正月里来闹新春。1945年2月23日,毛泽东对到枣园拜年的延安秧歌队队员们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

毛泽东在黄土高原上的预言不久即变为现实: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面对败局已定的现实,低下了罪恶的头。9月9日,中国战区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这岂止是钢铁战争与热血生命的战争胜利,这更是中国人民抗战文化与日本法西斯文化斗争的胜利!我们务必认识这一点,因为这个胜利是阶段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彻底被消灭,它的阴魂一直都在,中华民族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所包含的真正的深意。

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命运的残酷战争中,70年前中华民族亿万人民同仇敌忾、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优秀的抗战文学艺术作品,发出了激励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时代最强音。

诚如伟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概括中所说:“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永远无法灭绝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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