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想象与美国的焦虑
来源:美国研究 2015/12/10 08:52:26 作者:孔祥永
字号:AA+

导读: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国内族群格局的变迁和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变化所造成的心理落差是其焦虑产生的直接的、现实的原因,但最具根本性的原因却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之中的“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的想象方式。

一、美国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的“他者”想象

就我们所熟悉的群体认同而言,想象是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实际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民族和国家也概莫能外。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属性是当代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他把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他说:

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

也就是说,国家身份一方面要求共同体成员产生一种自我意识,界定谁是“我们”的成员;另一方面则要求共同体成员识别外部世界,界定谁不属于这一共同体。要区分“我们”与“他们”就必然要比较;要比较就要评价“我们”与“他者”的做法孰胜孰劣。共同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成员证明“我们”比“他者”强,“我们”的群体具有优越性。此种认知模式固化以后,就会将“他者”妖魔化,变成敌人。通常情况下,对国家或民族的想象仅仅是指对共同体的共性、同一性的想象,比较固定的因素包括祖籍、性别、语言、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国别,对这些因素的想象主要用以培育和加强共同体成员的“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国家或民族的共性与同一性在此类想象中被凸显与强调。然而,对国家或民族的想象过程还包括对“他者”的想象。通过对“他者”的想象,“自我”与“他者”的差别得以强调,自我特性得以彰显,身份得以界定。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共同体的同一性需要“他者”的差异性来辨识与塑造,“他者”想象也就成为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意大利学者安娜·特里安达菲利多指出:

国家身份还暗指差异性。国家身份的存在预设了“他者”、其他国家和其他个人的存在,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一集团,我们集团必须与他们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国家意识既包括共性意识,也包括差异性意识。它既涉及对团体的自我感知,也涉及对国家寻求与其相区别的他者的感知。这意味着,国家身份本身是无意义的,而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有意义。

在特里安达菲利多看来,“他者”既可指“外部他者”,即另一个民族或族群集团;也可指“内部他者”,即处于民族共同体内部,威胁或被认为威胁自己的族群或文化纯洁性的人。王立新也说,“内部他者”可能是一个少数族群,也可能是一个移民共同体。当一个少数族群的语言、宗教和习俗被认为威胁了主导族群的文化和种族纯洁性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他者”。在谈及“外部他者”时,他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外部他者”:“其一,如果某一民族处于形成阶段,正在寻求从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或寻求与主导民族相分离,该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通常会把原来的主导民族或国家视为‘他者’;其二,与自己民族敌对或被视为敌对的民族或国家是当然的‘他者’;其三,被认为具有与本民族迥异甚至低劣特性的异邦通常被当作‘他者’。”如同许多国家一样,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正是在美国人有意识或下意识地“杜撰”一个前后连贯的民族“故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是长期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一步到位地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根据国内和国际情况的变化,通过创造一套民族性话语而不断构建、再构建的。在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对“他者”的想象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用戴维·瑞安的话说,美国“缺乏统一的族群特性、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历史积累”,因此它更倾向于通过“界定其对立面来确定国家身份”。

在构建国家身份的过程中,美国反复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争取独立并建国的过程中,北美拓殖者逐渐产生了自己所处的“新世界”不同于欧洲“旧世界”的观点。在拓殖者眼中,北美疆域广阔,物产丰饶,与远隔大洋的英国本土相比,具有无以比拟的自然条件。同时,殖民地的人口大都是来自英国、信奉不同宗教派别的移民和移民子女,这些移民不畏艰险横渡大西洋,或是为了追求更加平等的成功机会,或是为了寻觅更加自由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环境,他们多是一些勇敢、富有冒险与创业精神的人。因此,在殖民地人民的心中,“新世界”就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充满希望的土地”,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上帝的选民。

早在1630年,率领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州的清教领袖约翰·温思罗普就宣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所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护,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乔赛亚·斯特朗也说:“人的精神、知识和体力特征……将通过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编织成一个新时代的最高文明……所有这些人都结合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个民族是极其胜任的,因此是上帝的选民,准备在人间为他的天国的完全到来做准备。”法国人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其1782年发表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中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新人,美国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他就是美国人,这个人把一切古老的偏见和习惯丢在一边,从他们所拥有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从他们服从的政府中,也从他们处的新的地位中接受了新的见解和习惯。”赫尔曼·梅尔维尔也曾写道:“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拥有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经预定,人类也在期望我们的民族做出伟大的事情,而且我们的灵魂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伟大的事情……当其他的民族的声音还含糊不清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已经传向了远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怀疑自己,我们确实曾怀疑政治上的救世主是否已经降临。如果我们宣布他到来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来了,并和我们结为一体,那就是美国。”

与光明、自由的“新世界”相比,“旧世界”的英国乃至是整个欧洲在美国人心中自然成为“他者”,欧洲的贵族生活腐败、堕落,政治生活充满了尔虞我诈,森严的等级制度严重地限制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强权政治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美国的国家身份则被想象为欧洲的对立面,这里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是伴随着“启蒙运动”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承袭了启蒙的精髓,代表着人类普遍性的美好愿景,与封建的欧洲截然不同。托马斯·潘恩不仅在《常识》中反复强调英国是“他者”,是新世界最大的敌人,而且在其一系列以《美国危机》为题的文章中,他继续把英国描绘成“暴政”和“奴役”盛行的国家,并指出与失去自由、实行暴政的英国人作战是为了“让一个国家自由,要在地球上为诚实的人开辟生活空间”。在许多当时的美国人眼中,欧洲就是美国的对立面。托克维尔也说:“我们昔日创制的人民主权原则,在美国正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无限、最绝对的形式在美国得到了实施……然而,欧洲的一切民族不是被战争所破坏,就是由于内讧而衰败。在整个文明世界,只有美国安然无恙。”在《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写道:“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他那一切措施都只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即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

正是在“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的想象中,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词》中告诫彼时的美国人要洁身自好,不要被牵扯到欧洲的纷乱事务之中,“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同胞们,我恳求你们相信我),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所以,如果我们卷入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27年后,詹姆斯·门罗总统在向国会发表咨文时宣称:“(神圣)同盟各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和美洲有本质的不同。其不同的根源存在于它们各自的政体中。”不仅如此,门罗总统还警告欧洲列强:“如果他们(指欧洲国家)企图把他们的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我们则认为是危及我们的和平和安全……对美洲的事务,不论是北美或南美,从今以后美国都不能置之不理,有关它们的一切政策问题都与美国的切身权利和利益有直接关系,他不能听任纯粹遵循欧洲原则和欧洲利益的欧洲列强们来加以安排。”

以上有关外交政策部分的咨文被后世称为“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同样隐含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身份对立,即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是特殊的,与作为“他者”的欧洲截然不同,因此,欧洲既无理由也无权力干涉美洲事务。

随着“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的想象方式被反复地使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民族话语中,在它们不断被建构与再建构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逐渐地被赋予了实质性的内容。“他者”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概念,而是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某种既存之物;一旦成为某种既存之物后,“他者”也就似乎具有了某种物质性的特征;而“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是自由、民主等人类普遍价值的旗手,别国效仿的榜样,这亦是马克斯·勒纳提出“美国例外论”的根据。在不断地援引这种二元对立想象方式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把它当作不言自明的“事实”,即:“我们”是完美的,“他们”是邪恶的,完美的“我们”必然要抵制和战胜邪恶的“他们”,这种使命感逐渐发展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天定命运论”。对于“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的想象贯穿于美国的历史之中。1942年1月26日,罗斯福总统在讲话中使用了“我们”与“他们”的国家身份建构的想象方式。他说:“‘上帝以其形象创造了人类。’我们正努力继承这个神圣的遗产。我们前仆后继不懈斗争,维护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而敌人正试图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来建造这个世界--一个充满专制、残酷和奴役的世界。”再以“冷战”为例,杜鲁门总统之所以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并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采取“遏制”政策,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的“我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受到“扩张性”的“他们”(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乔治·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写道:苏联“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并在一切合乎时机和有希望的地方扩大苏联势力范围”,而克里姆林宫这样做的根源在于“俄国人那种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不难看出,美国人的逻辑是,由于”他们“决意要把共产主义推向西方,破坏西方的民主政治,所以一定要对其加以遏制。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反复强调反对共产主义,认为苏联是“罪恶帝国”,是世界上“发生一切动乱的根源”。之所以这样讲,里根总统也是在援引并重新建构这种“完美的我”与“邪恶的他们”的二元对立,用他的话说就是:“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悲惨的、极不协调的一章,而且这个历史还在继续”,美国的精神力量“终将战胜那些奴役自己同胞的人”。克林顿政府更是把某些美国人不喜欢的国家描绘为失去理性、丧心病狂的“流氓国家”。小布什总统不仅承继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想象方式,还提出了所谓的“邪恶轴心”的说法。在谈及反恐战争时,他宣称:“现在我们把敌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憎恨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他们本着一种清晰明确的意识形态进行屠杀,这是一套邪恶但并非疯狂的信仰。”在运用“邪恶的他者”的想象方式方面,奥巴马政府更是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其突出表现就是“斯诺登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被美国监控的对象又成了“他者”。这些“他者”不仅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还包括日本、韩国、墨西哥、印度、土耳其等38国驻美大使馆及代表处,甚至欧盟总部和欧盟驻华盛顿外交使团及驻联合国办事机构也位列其中。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美国各届政府的做法不仅是在使用“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的想象方式,同时也是对这一想象方式的不断建构和再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在构建“自我”与“他者”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切经历都可以兼容并包。为了避免身份认同出现自相矛盾,就必须对需要认同的内容有所取舍。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所沉淀下来的东西,是其“选择性记忆”的结果。美国尤其如此,美国的“好处”往往被绝对化了,而那些与自由、民主、进步等观念不相符的经历,都被抛弃在“民族记忆”之外。美国要成为“山巅之城”,就不能提及其奴隶制的历史,不能提及种族隔离的经历。美国黑人境遇虽是美利坚民族的疮疤,是压在白人心头和肩头的负担,但这不会在其“民族记忆”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有关美国的正面叙述前后一致。在谈及其他国家时,美国精英更是通过一系列的话语策略来塑造一个“完美的自我”的虚幻概念,以此反衬“他者的邪恶”。可想而知,当“邪恶的他者”成为多数或变得强大时,“完美的我们”必然要感受到威胁,焦虑之情也就成为自然的心理反应了。如前所述,在美国精英的“他者”想象中,既有“内部他者”,又有“外部他者”,当前美国人中尤其是精英人士的焦虑情绪也因此而表现为“族群焦虑”和“霸权焦虑”。

原标题:“他者”想象与美国的焦虑

责编:许舒琦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网友评论

评论内容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