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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工成了我终生的工种
来源:北大荒之情网 2015/12/14 10:54:39 作者:朱成泽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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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终于到北京站了,当我告别了其他南下探亲的战友,踏上生我养我的土地时,迎面而来的是暖暖的和风与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的原籍是北京,很小因为家庭变故过继给了远在房山琉璃河没有子女的二姨,并随姨夫的姓改名为朱成泽。

我是1974年1月24日(阴历初二)因享受独生子“困退”条件返城的。当我在兴凯车站坐上火车,望着窗外大雪纷飞的站台上,全连70多位送别人群时,我忍不住心中的难过失声痛哭。先前我虽然也像大多数知青一样梦想回北京,但当我真正拿到返城《调令》的那一刻,五味俱陈一起涌向心头,却是深深的舍不得。就像凤凰涅槃一样,有痛苦,有失落,也有新生和希望。望着这些水血交融的前辈和战友,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批良师益友,我怎么舍得离开呢?那一刻,我觉得经过四年零六个月的共同生活,自己的心已经永远烙刻在这块边疆的黑土地上了。

随我同行的还有几位探亲的战友,虽然他们一直在祝福我,宽慰我,但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的心底有一个外人不知的秘密:在我接到返城《调令》时,我被保送上大学的资格同时也被取消了,这意味着我能以上大学的名义,堂堂正正回北京的机会再也没有了。凭着我的文化底子和年龄,我清楚的知道,我的大学梦可能永远破灭了。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我是打着红旗去边疆,扛着白旗走的,这到底是对还是错?虽然国家有支持政策,但我离开兵团是好还是坏?对父母亲那种越俎代庖的关爱所造成的这种结果,是应该爱,还是应该恨?我说不清。我的心在难舍的情谊和对未来的渺茫当中交织着、挣扎着。

我们在哈尔滨停了四个小时,送走了去齐齐哈尔探亲的战友们。望着这个大雪纷飞的城市和扑朔迷离的远方,我的心情也像这个冰雪世界一样,沉沉的、凉凉的。列车继续往南开,大雪渐渐变小了,最后不知道什么时间停了,而冰天雪地的景象也在列车往南的过程中逐渐变少,最后索性彻底消失了。在过了山海关以后就像到了春天,太阳暖暖的,而身上的厚棉衣也几乎穿不住了。在天津停留了两天,我们住在战友袁美娟家,陪着范文英看望了尚在天津探亲的几位战友,看着他们对我能够返城流露出的羡慕眼神,我的内心苦味谁能知晓?终于到北京站了,当我告别了其他南下探亲的战友,踏上生我养我的土地时,迎面而来的是暖暖的和风与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身穿秋衣薄衫的北京人望着我这棉衣皮帽的装束,露出的是热情的关切和羡慕的眼神。许多不相识的人挤过人群来和自己打招呼,问询和打听着黑龙江的消息,他们的家庭也有去兵团的知青,大家都在关心着自己的亲人什么时间能够回来。原来春风送暖,政策变迁,七十万到边疆的北京知青早已成为全体北京人共同的惦念了。处在他们中间,我忽然理解了在兵团的知青们为什么人心浮动想返城的真正原由,正是来源于这种互相的牵挂和深深的思念。

走进熟悉的家门,见到了热盼的养父母,几天当中回答着成百上千人的问候,在亲朋好友操办的久违而纯正的京味接风宴会上,我又想起了和战友们坐在麦垛上啃馒头的景象,又想到离别时大家一起喝酒一起流泪的景象,我默然了很久。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到“房山知青办”办理了调转手续,到原住地“首都水泥厂”团委转入团组织关系,这时我的出生日期因为养父在开始办理返城申请手续时出现错误而不能再更改,就只能随错就错的变成了8月30日。虽然我对以后的工作分配结果不知道,不过对自己承受艰苦的能力是很自信的,我憧憬着未来,盼望尽快就业。从房山回来以后,我就安心在家等分配通知了。

我的原籍是北京,很小因为家庭变故过继给了远在房山琉璃河没有子女的二姨,并随姨夫的姓改名为朱成泽。但因为生母和养母的姐妹关系,两家来往曾经很密切。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养母不知什么原因搬弄出许多谁也说不清的家务事上纲上线,到姐姐的工作单位去争论曲直,使共产党员的姐姐多次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最后不得不离开城市去了偏僻山区的‘五七’干校改造。两位母亲关系恶化直接导致了我的尴尬处境。其实去边疆,虽然是当时的政治使然,但免受无端猜疑的夹板气,逃离满是硝烟的家庭也是我的无奈选择。我走后一年多,一直陪伴我长大的姥姥却在这种过分压抑的环境中亡故了,没能床前尽孝,没能分担她的痛苦,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愧疚和痛苦。而今我又回来了,为报答养父的养育之恩和对姥姥的赎罪之情,除了甘当“孝子”事事都依顺着他们,我没有第二条路。

1974年3月,因为我当过连队卫生员,档案中说我积极上进可供培养,在北京的部队医院点名要我,我自己也非常想去,而养父却坚决希望让我留在水泥厂离他们近一些。为此学校负责分配的刘老师专门来到我家做父母亲的工作,但和父母的谈话不欢而散,最后那个老师也负气而出。面对既成事实,居于中间的我已没有任何挽救的机会。谁知养父的暴躁和倔犟把那个人激怒了,他利用养父当过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把养父对他个人的意见无限上纲说成是阶级异已分子对知青分配工作不满,而我作为不服从分配的反面典型被上报给房山知青办,他成了捍卫正确路线的英雄,当年还因此当上‘先进’。简单的‘要求离家近一些’的要求已经被上升为‘大事大非’的政治问题,而我却浑然不知问题已经变了性质,还在静静着等着下一次分配。当我眼看着四个从兵团回来的‘独生子’都陆陆续续被分配了工作,只有我被留下来时才感到事情不妙。而当我从学校那里得知房山再也不给我分配工作时,才感到事态原来如此严重,当时真有一步失足万劫不复的感觉。那个年代的计划经济,知青们除了通过组织正常分配工作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就业机会,不给分配意味着我将永远失去正式工作和身份,也就意味着老了没有退休金。我很着急,也很无奈,但木已成舟没有办法。

第一次分配夭折了,我的噩运也开始了。以后的多次分配,学校上报送审的人名单里都没有我。我也多次去找那个老师,碰到的不是一副水火不进的冷面孔,就是一堆冷嘲热讽的闲话,再就是避而不见。我这个曾经被公认的好学生成为了不服从分配的坏典型,一步错棋改变了一生,这对一直追求进步的我来说,对心灵和情感的打击有多大可想而知。学校其他人悄悄地告诉我,我的事情都是那个人一手制造和导演的,而在当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环境下,他正处在大红大紫之中,自己根本没有地方去申诉、去改变。由于分配的极不顺心,想起兵团那些关心我的战友们,他们对我的殷切希望,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说得明白,我无法提笔与他们联系,也就渐渐的与其他的战友减少了往来。在这段情绪低落的日子里,是兵团的邱昇师傅几次来信鼓励我,开导我,他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随着待业时间的延长,养母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从开始的盲目自大,逐渐的有了一些微辞,从我不会说话到我不会做事,从恨我不争气到说我是不会感恩的白眼狼,闲话越来越多,吵闹也时有发生。当时养父已经退休,养母身体多病享受家庭妇女待遇,看病的医药费都需要自理,而且他们抽烟都非常勤,三个大人仅靠三十多元的退休费生活,窘迫和拮据可想而知。我是家里的壮劳力,却窝在家里啃老人的退休费,心里本来愧疚难当,有时养母不轻不重的几句话,常常让我吃在嘴里的饭菜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几位相好的老师专门给我借的图书看不下去,东北战友的来访也羞以应酬,其后返城的战友都陆陆续续的分配了工作,更让我无颜面对。养母曾主动给我烟抽,背后却说我很浪费钱,养父有时让我喝口酒,养母却说我生活不俭点,一次养母让我去北京生母那里住几天散散心,但刚一回来就莫名其妙的大吵大闹没完没了……养母的固执多疑、反复无常使我左右为难欲哭无泪,我的心冷到了极点,也痛苦到了极点。这时我想到了彻底解脱,我曾对着电源插座发过呆,也多次望着呼啸而过的火车,但我忘不了黑土地对我的培养和希望,我真是不甘心。

为了当“孝子”,我心里流着血但咬牙硬挺着,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相信命运也不会总这样对我。在东北的磨练养成了我要强的性格,为了自立,我干过临时工挖过地沟,在一起干活的大部分是又老又小的闲散人,看着人不少,但是几天也干不了多少活,与他们一起干活累的我够呛,最后算账时我连饭钱都没挣出来。为了挣钱,我给招待所拆洗过被子,和我一起干的全是半老妇女们,疑惑写在她们脸上,而我委屈的泪水只能咽在肚子里。耿直的居委会翟大妈曾直接找到了学校替我抱打不平,虽然绝大多数老师很同情我,但一手遮天的那个老师仍然不依不饶的不松口。他的落井下石和幸灾乐祸激怒了我,有一次我怀揣半块砖头想报复他,但最后终究因为不忍心下手而放弃了。心情平复后我时时在想:为什么假公济私的伪君子那么张狂?难道我真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人和坏人的区别究竟在哪?天使和魔鬼为什么只有一步之遥?我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终究,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

我的噩运到1975年8月才出现转机。由于养父多次去学校的上级党委告状,我也多次向学校诉苦,经过上级党委的过问,学校给了我第二次分配的机会。这次是房山县农机局招工,其中有一个单位是离我家七八里远的董家林农机厂。得知那里有我一位发小的妹妹杨向平,我决定先去看看了解一下。单位是县办小集体企业,规模只有100多人,社会人员复杂,领导更换频繁,工资待遇也很低。从前途看,大家并不看好这个厂子。但我为了赶快逃离那个让人窒息的家,赶快逃离那个掌握我命运的分配,赶快重新找回活着的自我,我反复说通了养父,义无反顾地报了名,决定去这个单位。而在通知我去报到的时候,那位老师却阴阴地笑着对我说:“这回你父亲高兴了,离家这么近……如果还不满意,我再也不能帮你了。”看着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恨恨的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丑陋的人?

与我一块儿分配的待业青年有20名,除了我是健康人以外全是几年以来无法分配出去的病残学生,其中还有刚从东北“病退”回来的刘宝良和周美丽两位战友。当我与他们排在一起参加岗前培训时,我心里的希望之火迅速降到了冰点。这些人里面有的耳朵有残疾,有的眼睛有残疾,大部分是腿脚有残疾的学生,一到我们整好队伍出操时,东倒西歪的行列就会引起围观人群的哄堂大笑,这种羞辱让我的心都碎了。给我们训话的党支部古书记对着我明确指出:你觉得这里屈才了可以立马走人,这里不缺大爷……我想,这是那个老师在介绍我的情况时垫下的话儿,当然这也是他最后能报复我的机会,这只不过是往我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而已。面对着农机厂第一把手极不信任的眼光,我忍下了。换位想想也是,这么好的身体条件,倒和残疾学生一起分配;档案上说得不坏,怎么能屈尊到这个小单位来?你肯定有什么问题,谁能相信你是一个好人?

在培训中,我想到了在兵团的日子里受的磨炼,想到了拼命苦干的范文英,我暗暗下决心要少说话多干活,我认为是金子总会闪光,有哪个单位不喜欢踏实干活的人呢?面对着疑惑的眼光,面对着大家不信任的言词,我决心用时间来换取生存的空间,以证明我的为人。

培训结束了,我和一位耳朵有残疾的姑娘分到了铸工车间。带着我干活的是一位胖胖的女师傅叫索桂珍,为了照顾她是女同志,我尽可能的挑最苦最累的活儿来干,我想用自己的真诚,用百分之二百的努力来赢得这来之不易的自主和重生。但在刚开始的几天时间里,为了完成两个人的定额任务,索师傅流产了。一个叫赵得振的男人找到我大吵大叫,说我没有照顾好师傅。其实我压根就不知道她怀孕的事,而且我对孕妇需要如何照顾也根本不懂,虽然我觉得这个人是有点故意找茬儿,但我还是觉的对不起师傅。

正式下车间以后,我的工资是按学徒工支付的,每月16元。虽然工作很累,工资很低,人为环境也不好,但我很知足。躺在单人宿舍里,能躲开硝烟四起的家庭,能迅速了断分配带来的苦恼,心情倒也平静了很多。我想到了兵团里那些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人们,想到了那里毫无裙带关系的成长环境,想到了那些朴实善良的新老面孔,想到了离别时大家的祝福和希望,我的心又燃起了丝丝暖意。

在这期间,我看到三三两两的战友上了大学,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战友按照政策分配到了国营企业“东炼”和“矿机”,而我自己,现在还在为生存而苦苦的挣扎着,我不甘心。凤凰涅槃重生的是充满活力的金凤凰,而我的涅槃重生却是不人不鬼的猪八戒,我要想改变命运,唯有努力拼下去。我暗暗给自己定了位:我就当好一个普通的工人,谦逊再造,夹着尾巴重新做人,别人是从零干起,而我的起点却要从冰点以下重新开始。

我就业了,虽然工作环境不尽人意,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和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我已经二十二岁了,但必须从一个徒工重新做起。而铸造工也成了我的终生工种。

原标题:风雪返城路 艰难就业人

责编:房凯元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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