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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现居北京。通常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主要著作有《死火重温》、《汪晖自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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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这些“平等观”背后都隐藏着不平等
来源:破土网 2015/12/18 08:19:28 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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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这些“平等观”背后都隐藏着不平等

导读: 汪晖教授在本文为我们重新界定和丰富了“平等”这一根本价值,他认为机会平等、分配正义和能力平等这些平等观背后实际上都隐藏着不平等,他受到了章太炎的启发,提出了一种新的平等观——齐物平等。

汪晖:这些“平等观”背后都隐藏着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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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而发展,是发展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发展主义实际是一套信仰,信仰背后是物质的支撑,它的基本信条是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在过去是工业化、城市化,在今天是金融化、虚拟化。卡尔·波兰尼很早之前就说过,如果土地、劳动力、货币这三要素都在市场里面完全地大流动的话,就会带来社会的大灾难,离爆发经济危机就很近了。

回看过去的二十年,虽然社会有了很多进步,但对发展主义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深度。在今天金融化和资本化的时代,我们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这不是哪个人的腐败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模式必然带来的后果。因为社会对于平等的诉求常常是和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很多人认为我们只有经济增长,把面包做大才有可能平等。但是平等与发展真的有必然关系吗?

在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迫切任务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平等这个价值、命题本身做出再界定,丰富和深化这个概念,并将之与我们思考社会发展模式的问题结合起来,而不只是旧的平等观念。那么,什么是旧的平等观?从旧到新,我把平等观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机会平等

在今天,机会不平等依然是社会的重要问题,比如我们知道的社会关系固化,特权阶层的子女就容易得到升迁和财富,这就是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的最严重表现都落到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上,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农民工权益维护。国家也一直积极回应,通过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但这些法律常常就是一纸空文,因为80%以上的建筑工人都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签署合同的农民工也经常不知道合同里说的是什么,所以他们的工伤事故、劳保等社会保护是没有法律保障的,是典型的机会不平等。因此,这不是经济剥削的问题,而是超经济剥削的问题。

为什么呼吁了这么多年却效果有限。很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们大概是想等到这一波城市化走不下去了,建筑业自然地下降了,也就把这一代人消化掉了。这是以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为代价的不平等的发展。建筑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但这些建筑工人所承受的不平等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仅仅在机会层面来讨论平等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说过,机会平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因为它的诉求是平等的商品交换,即劳动者把自己当做劳动力商品在劳动市场上相对平等地交换,这也是劳动法的实质内涵。

在机会平等观的旗帜下,不平等大规模的发生。即便强调“发展”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消费不足,那是因为大规模的人口无力消费,这会带来生产过剩,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产生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由此,第二种的平等观出现了。

分配正义

分配正义强调再分配,最近社会热议的低保、医疗改革、劳动保护的全覆盖等都属于再分配范畴。再分配的关键是改变市场初始调节的不合理性。因此,正如托马斯·皮克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到的,尽管在社会制度层面存在竞争,但社会主义国家和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在再分配层面是相互学习的,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在李中清先生的访谈中说到,我们曾经有40年的时间,有40%的大学生是来自农村的。这说明,这是中国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关系的重建带来社会平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超越再分配层面的社会平等。虽然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很多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有很多批评是不公平的,比如认为过去的单位制是一种控制机构,认为现在单位是生产和工作的地方。单位在形成的过程中不仅是要再造社会关系的,它还应该是生活和关系的空间。而对单位单纯的生产和工作的认知会造成新的控制观,比如富士康的生产场所里面不允许有社会关系,没有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工作。而波兰尼在半个世纪前就讲过,要把生产过程、经济过程嵌入到社会当中去。这个做法在20世纪的历史中是曾经有过的,尽管它存在种种的问题,看上去是失败的,但这个实验的意义值得我们反思,重组社会关系是一种平等,是可持续性的。

再分配模式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当下的援疆、援藏。这些都集中在政府和大资本集团的投资方面,是一些外来的强势力量直接注入,而那个社会里面的生态、文化、族群、教育等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虽然看上去我们做了很多,但实际上社会矛盾却在激化。因此,在再分配的名义下,很多新的不平等产生了。

能力平等

1980年代以来,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能力平等”的概念,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equality of what”,讨论了什么是平等。他批评了分配正义,认为再分配主要是对物的再分配,而不涉及人的培养,如果贫困地区的人得不到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他们就很难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比如对于教育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关注教育物资、课本等的分配合理是不够的,因为很多孩子从一出生,就不平等了。所以,如何就地培养和提高孩子的能力,才有可能培养基础性的条件,才有可能能力平等。这个概念对联合国在后来的扶贫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我对这个能力平等概念持有批评意见。因为说到底,能力的平等,对能力的界定和对人的能力评估都是在市场前提和竞争性关系中提出来的。所以阿马蒂亚·森虽然批评了平等观的物质主义倾向,但是他所提出的能动性的平等观的背后还是包含了物化。比如新疆的语言,那里的青年语言能力并不弱,他们会很多种语言,但都没有用,只有会说普通话和英文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有能力,他们会的那些多种语言因为不能在商品市场上进行交换。换言之,能力只有变成商品才能被计算为能力。

齐物平等

长期以来,人类都在征服自然,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征服自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人对人的控制,即不平等。要把人从中解放出来,我提出了一种新的平等观,这个平等观受到章太炎的启发,他将庄子研究与西方思潮结合起来,得出了一种新的平等观,即齐物平等。

庄子的齐物论,以不齐为齐作为平等的前提。他认为平等不仅是人的平等,也是物的平等。比如语言和语言的平等,也是文化的多样性。人是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人也是一种物。因此,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超越简单的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要把人放到自然当中去,从物的角度来思考变迁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的平等的概念才能产生。

通俗的来说,是多样性,既指区域的多样性、生态的多样性,也指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多样性和平等之间如何找到可以操作的关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题。因为在历史上,差异常常是与不平等关联在一起的,因为不同,比如门第和阶级的差别,所以不平等。但如何突破这个旧的关联范式,保持着对平等的不懈地价值追求?这是晚清章太炎以来就在思考的问题。那一代人之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当时西方民族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以发展主义和追求绝对财富为重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话题并没有完结,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本文整理自11月14号汪晖教授于《2015年促进可持续发展论坛》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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