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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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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来源:海疆在线 2015/12/26 10:26:34 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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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导读: 学习毛泽东,重温和掌握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高国家战略能力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二、军队建设

学习毛泽东,就不能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回避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但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却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这里提出了一问题,即甲午战争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没有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我们知道,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的军事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

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特殊贡献。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地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

在此特别值得我们体会的是,与资产阶级比如普鲁士式的军人绝对和被动服从原则不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人民主体思想,具体表现为它并没有将军事及其军人机械地隶属于而是有机地融入政治,古田会议报告特别强调“官兵一致”的原则,认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原标题: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2015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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