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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教导旅传奇:一批抱着武器入睡的女兵
来源:环球网 2016/01/20 10:47:45 作者: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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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西伯利亚,亚洲最荒凉的旷野,7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却是一支特殊中国军队的栖身之地。这支叫做“东北抗联教导旅”的部队,从这里发起对故国的反攻,如同被遗忘的雪豹。

西伯利亚,亚洲最荒凉的旷野,7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却是一支特殊中国军队的栖身之地。这支叫做“东北抗联教导旅”的部队,从这里发起对故国的反攻,如同被遗忘的雪豹。

由于兵力不足,身经百战的女战士几乎都被编入了这支作战部队。她们在小分队中和男兵混编,有的担任侦察员,有的担任电台员,在和日军的作战中同样屡立战功。这是一批十分熟悉武器的女性,她们在战斗中凶猛异常,冷酷无情。她们有且必须具有这样的气质,她们是真正的特种兵。

采访一名年迈的中国特别旅女战士时,她双拳虚握举过头顶,比出了一个下劈的动作,而后平静地告诉我,当年袭杀对手的时候,都是双手持刀,从背后刺入颈椎的,这样鬼子根本不可能发出叫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标准的苏军特种兵徒手战刺杀手法。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她们和今天女兵的区别。“熟悉武器”并不足以形容她们的气质,这是一批可以把枪口贴在腮上,抱着枪支入睡的女兵,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在那个时代存留下来的照片上,这些女兵都给人异常灿烂的感觉,那种青春的绽放和传统中国女子文静的气质大不相同,也不同于热情的俄罗斯姑娘。如果说俄罗斯的姑娘像堆烈火,教导旅的中国女战士眼神中则有一种仿佛冬日阳光般的温暖。

这些汇集了东方与西方魅力的女战士,有着令人惊奇的感情世界。她们的爱情通常炙烈而稳定。教导旅的官兵曾说对他们这支部队有两个自豪:第一,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没有出过叛徒的部队,只出过两个逃兵;第二,这支部队的女战士,没有一起离婚的记录。

被命运翻弄的蒲公英

近年来,我一直在整理东北抗联老兵的口述史资料。我曾给一位导演看过一张照片,顿时引发对方连珠炮般的追问。导演一定要弄清楚:这位头戴贝雷帽、英姿飒爽的女军官的确是抗战时的中国军人吗?

我告诉他当然了,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无线电营教导员王一知上尉。1940年,数十万关东军压向中苏边境的情况下,这个清秀的中国女军官跟随着游击队长单立志(出身东北抗联的厅级离休干部,2012年去世)毅然渡过黑龙江,在枪林弹雨中去寻找仍滞留在南岸和日军苦苦鏖战的丈夫。

“东北抗联?那么她是共产党了,怎么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会穿这样的军服?怎么她还会有一个上尉的军衔?我国不是1955年才开始实施军衔制的吗?”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她们那支部队都是这样的军服。甚至按照条令,这支部队的女兵无论在怎样的寒冬都是只穿裙子的。另外,我指了指王一知上尉左侧衣兜上方:“您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好像,是一枚勋章。”“这是跳伞纪念章。这个旅的官兵‘人人都能跳伞、会攀登、会游泳和滑雪,部分同志会使用电台收发报、会照像、能测绘、制图、爆破等技术’。”

“人人都能跳伞?!”“对,包括旅长周保中将军,及所有的女兵,人人都有这样一枚跳伞纪念章。这也是抗日红色武装中唯一的一支伞兵部队,他们曾在东北对日军发动过一系列的伞降作战。”

30分钟以后,这位导演拍案而起:“我要拍这支部队!我要让这段历史的浪漫重现银幕,题目就叫《黑龙江畔的风之子》!”

只可惜导演的激情无法感染我。因为这支部队的中国人,无论男女,每一个都是百战余生。他们或她们都曾被命运翻弄,如同大风中的蒲公英,一直飘荡到异域的荒原。他们战友的墓碑,至今还屹立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中,在风中眺望着咫尺之遥的故国。

浪漫不属于这片土地,黑龙江畔的风,是天下第一等的冷酷无情。

击毙日军中将的女狙击手

要了解这群女兵,首先要了解她们所在的部队:东北抗联教导旅。

1942年,这支部队成立于苏联远东的维亚茨克小镇,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成员除了部分苏方补充人员和从当地征召的中国战士外,均为撤退 到苏联的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在这里,他们接受了苏军提供的服装、武器,按照特种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甚至使用了与苏联军队相同的军衔制度。

在“喘过一口气”之后,他们迅速重返战场,活跃在黑龙江两岸,建立了一种新的对日作战方式。面对猬集于黑龙江畔的数十万关东军,这支独特的部队以小分队的方式反复入境发起破袭和攻击,以微弱的兵力显示着中国抵抗者在东北地区的存在。在盟军大反攻的前夕,抗联教导旅付出重大牺牲,完成了对日军在东北地区作战部署的全面侦察,并以伞降和突击的方式引导盟军发起对关东军的进攻,完成了凯旋祖国、光复家园的壮举。由于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斯大林曾专门发布对他们的表彰,而日本关东军则借用苏联传奇将领的名字称他们为“伏罗希洛夫部队”。

我还采访过一位当年中国特别旅的女兵,是特种作战小分队中的狙击手。她告诉我,狙击手要测算风速,还得计算标尺在距离测算中产生的误差。“特别是不能着急。我的教官说我干什么都不着急,特别适合打狙击手。”老人慢悠悠地说。

狙击手要求很高,但一旦打中,战绩往往是惊人的。抗战胜利后,她听在旅里工作的苏联教官说,教导旅狙击手最高的战绩是在孙吴击毙了一名日军中将。

这个战绩可能并不是传说。日军战史记载,1944年8月,关东军第一师团师团长服部晓太郎奉命调职东京陆军省教育总监部。这位“爱仁亲厚”的将军接到命令后没有马上离去,而是到孙吴视察勉励部队并告别。结果这个告别成了永别,8月12日,师团长阁下神秘地死在了视察途中。

日军没有记载服部晓太郎到底是怎么死的,反正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死亡,而这位师团长阁下,恰好是个中将!

在我的要求下,老人摆了一个当年狙击手的紧急立姿射击姿态。她站在门厅的走道中侧对大门,背靠一面墙,一脚蹬住另一面墙,双手环抱,模拟步枪的一根 木棍竟是平平地横放置于双手之上,枪口向着左前方的门口方向。老人略略弯腰,侧头作出瞄准的姿态。看着我茫然的神态,老人微微一笑,依然是慢悠悠地说道: “狙击啊,几百米外,那个人哪个部位,也就跟个麻巧儿(麻雀的意思)差不多,你要打他的头,打他的心口,就跟打麻巧儿还要分打哪条腿儿似的,你要把枪抵在 肩上,你心一跳啊,就打不着他了……”

我忽然注意到一个令人张口结舌的细节:整个说话的过程中,老人一直保持着瞄准的姿势,双手纹丝不动,帕金森氏病顽固的影响在这一瞬间竟然从老人的身上消失了。

被杨靖宇打动的日本女作家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可以让不同国籍的人震撼的部队。

日本记者泽地久枝,幼年时曾在伪满洲国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女岁月。1981年,她重新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北京、哈尔滨、长春和通化。这位曾经获得菊池宽奖的女作家归国后写下了一部名为《另一个满洲》的著作。

泽地在描述自己试图写作这部著作的心情时写道:“抛开反满抗日的战争,抛开那些战斗者的存在,作为一个日本人,便无法谈关于‘满洲’的体验了。我想通过追踪杨靖宇这名中国游击领袖的生与死,在昭和史上重新定位日本人对于‘满洲’的所谓怀旧。”

对杨靖宇,泽地久枝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她记得,日本移民和伪满职员中流传着哄小孩的儿歌:“别哭,可爱的小孩,你哭怕‘杨匪’出来。”如果说,在写作的初始,泽地还带着旁观者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旅程,那么随着追踪的过程,她的感受变得不再那样理性。她记录道,听着被访者描述中国抵抗者的殊死苦战, “作为同样在这块大陆养育的孩子,我的胸中有着难以言喻的炙热之痛” 。

她所说的“抵抗者”,便是东北抗联。“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曾派遣大批优秀成员前往东北投入抗战,包括杨靖宇、赵尚志、张甲洲、于天放等,大大加强了当地的组织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区域依托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形成南满、北满、吉东三大地区,部队编成十一个军。

抗联的所谓军,实际兵力并不多。这其中,实力最强的第三军总兵力为6000余人,其余各军总兵力多在一2000人左右。1938年,其总兵力—包含 接受抗联指挥的义勇军、山林队—接近5万人。这支部队的很多成员,从1931年起,便和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他们是最早发起抵抗的中国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苦斗了1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中国,除了东北抗日联军,没有谁有这样漫长的抗争。

在通化访问的时候,泽地见到了音乐家李汝栋。据说,李汝栋手中有大量的抗战歌曲录音,泽地很想听一听当年被日本人视若蛇蝎的中国抵抗者,到底唱过什么歌。

李汝栋从自己的珍藏中选择了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李小凤、即后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女广播员李敏所演唱的歌曲,大约有50种,录制成两盒磁带,赠送给泽地。泽地发现这里面大部分是抗联第三军的歌曲,而杨靖宇部队也就是第一军的歌曲很少,对她的书来说,似乎价值并不是很高。

不过,在此后的旅程中,泽地还是把这两盒磁带带在了身边。在列车上,她打开自己的小随身听录音机,放入其中一盒磁带,听了起来。“渐渐地,人们说话的声音,物理的噪音,都仿佛听不到了。小小的录音机中流出的歌声弹动心弦,仿佛带着某种热力,自然地,我的热泪倏然流了下来。”

第二次来到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时,泽地久枝送上了自己制作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是这样写的:“爱国烈士杨靖宇将军千古 哀悼 泽地久枝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四日。”

四十比一的生存苦战

1938年开始,作为从远东进攻苏联的准备战役,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连续发动大规模讨伐作战,将兵力压向作为中苏界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1941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远东红军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在这一年年底,关东军的总兵力竟然达到了三十一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当日军全力扑向中苏边境时,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北满和吉东,正夹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

为了扼守这块中国人在东北的最后阵地,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这种抵抗的顽强程度令人震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荷兰、挪威亡了国,却没有一支军队的总司令战死沙场。而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杨靖宇、赵尚志都死在战场上,抗联的大多数将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争结束。

2012年,我在哈尔滨采访了抗联女战士吴玉清,此时的她已经92岁高龄。从依兰坐了几个小时汽车来到哈尔滨的吴玉清,个子只到我的肩头,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人,完全看不出原抗联第五军女战士的样子。

她说,仗打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连女兵都上了前线,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能和日军讨伐队遭遇。面对严峻的局势,各部队的后勤人员都开始发枪。吴玉清拿到的是一支小马盖子枪,她这支枪一直用到撤入苏联。

“那时候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了。”在黑龙江尖山子,五军直属部队和日军打了一仗,她身边的于秘书腿部中弹,吴玉清背着他撤下火线。于秘书个子高大,吴 玉清又瘦又小,情急之下她想了一个办法,用绑腿把于秘书绑在自己身上,拼命地背着他跑。跑一路,血洒一路。眼看快到密营了,于秘书却因动脉被打断,流血过多死在了吴玉清背上。“我把他放在雪地里,问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会儿呢?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的泪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冻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着他的尸体哭。”

1942年,根据日军统计,在东北境内的抗联抵抗力量已经不及千人。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抗联部队开始有组织地向苏联境内转移,期望“喘过这一口气来”,使顽强的抗联可以涅槃重生,重新点燃白山黑水间的抵抗烈火。日军则试图努力彻底打垮抗联部队,围追堵截,甚至出动飞机助战。激战中,最终突破日军封锁退入苏联、加入中国特别旅的抗联残军—根据我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不超过1200人,其余大部分抵抗者战死沙场。

在这场苦战中,四十比一的生存比率,决定了那些不熟悉武器或者无法和武器合二为一的战士,根本不可能杀出这场生死之战,无论男女。这是最残酷的战场,每一个幸存者,必须是最优秀的战士。

男兵掩护女兵撤退

令人惊异的是,这支部队女兵的比例远远高于正常的野战部队。抗联最后的部队中,女性的生存率远远高于男性。

女性本是军中的弱者,她们何以能够从这种地狱般的搏战中获得生还?

一批在日军作战中缴获的档案文件似乎揭示了其中血染的秘密。这是一批抗联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总政委魏拯民留下的信件。魏拯民本名关有维,陕西人,杨靖宇的亲密助手,也是杨靖宇殉国后代替他的抗联指挥官。由于他坚定顽强的指挥,使杨靖宇的部队在他牺牲后仍在敌后坚持了超过一年之久。

魏拯民是抗联残余部队撤退入苏的重要组织者和决策者之一,在他的信件中,也留有这方面的内容。然而,正是这尘封的信件,却让我们对抗联的突围有了异样的感受。魏拯民在给部队的信件中部署让老人、伤员和女兵撤过边界,先退往苏联,他为他(她)们开出了自己署名的介绍信,有战斗力的男兵则要继续战斗下去,掩护战友脱险。

冬季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是封冻的,可以从江上撤到苏联境内,但是从岸边一直到江边都是结冰的冰面,没有任何掩护,这个时候过江牺牲非常大。在关东军的追击之下,撤下来的抗联部队就像魏拯民在文件中要求的那样,有战斗力的官兵在南岸坚持,掩护老人、伤员和女兵过江。在日军疯狂的追击之下,他们伤亡惨重,却至死坚守着这份承诺。直到几十年后,提到那些掩护自己过江和坚持到底的男兵,有些老人还会热泪盈眶。

殉难者中,包括下达了这一命令的魏拯民。那是真正的中国男人,他们用生命护卫着自己的女性,用血为她们换得生存的希望。能够退入苏联境内的抗联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部队,答案大约就在于此。这一点也明显影响了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女性。她们的丈夫无一不是来自那批护卫过她们的男人。

她们几乎都嫁给了自己的男战友:李兆麟和金伯文,于保合和李在德,陈雷和李敏,李明顺和周淑玲,刘铁石和庄凤……他们的婚姻无一不是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不离不弃。这些战火中得以生还的中国女性,用她们的一生回报了自己的英雄。

2012年,我和中国特别旅曾经的女准尉李敏老人一同返回了这支部队位于维亚茨克的旧营地。面对荒原上已经风雨剥蚀的营地,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群年轻而忠诚的中国人。70年前,他们从这里离开,重归故国。

李敏老人对着大江敬了一个礼,她说,只要不死,我还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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