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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为历史与现实的“主战”正名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微信 2016/04/21 15:58:42 张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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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往下延伸,清代末期面对西方殖民帝国的侵略,朝野上下也有“主战”与“主和”之争,如在沙俄对新疆的侵略的问题上,朝廷就明显分为“主和”“主战”两派,各自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那么,按照《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之“千年不绝”...

为历史与现实的“主战”正名

——关于“主战”与“主和”的讨论兼与袁南生商榷

最近几天,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所著《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一文相当火爆,这篇文章借古喻今、以古讽今,把中国的“愤青”掘祖坟一般地骂了一通。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拿南宋与明朝末年说事,论证中国外交中的“愤青”古已有之,并且说“愤青”就是上述历史动荡时期的“主战”派,而正是他们各种不负责任的“主战”主张,导致了南宋与明朝的悲惨灭亡。于是,“愤青”——“主战”——亡国,三者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形成似模似样的前后因果关系。中国“愤青”自古以来就这般德行,现在的“愤青”自然也不好到哪里去。“剥”中国愤青的“皮”,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基本格调。

这篇文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台并火爆起来,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中国社会关于“主战”与“主和”的争论又空前激烈了起来。前一个时期,爆发了著名的罗援将军与吴建民先生的擂台争辩赛,之后,吴建民先生又去外交学院做了演讲,再次阐发了他的“主和”主张。批判“主战”主张,同时呼应吴建民先生并为其奥援,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主旨。

但是,笔者以为,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却是一篇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且每每都玩弄偷换概念手法的劣质文字,其中的几个问题必须予以讨论澄清。

一、究竟是“主战”误国还是“主和”误国

在《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一文(以下简称袁文)中,作者先是列举了南宋灭亡的例子,把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蔡州之战同蒙古联手灭金,然后有贸然北伐,终致亡国。袁文说,“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蒙古当时非但没有吞并南宋的想法,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似乎只要宋朝自己不启动兵戈,而与金朝讲和,与蒙古人讲和,南宋就不会灭亡似的;在此之后,袁文又列举了明末崇祯的例子,认为明朝灭亡也是“愤青”们一味“主战”的结果,意思也是如果崇祯能够与关外的满清讲和,与李自成起义军讲和,明朝就不会灭亡。总之,“愤青”“主战”,“主战”既亡;“主和”则存,此乃唯一自救之道。这就是这篇《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基础与核心的观点。

我们且不说南宋联蒙灭金是不是导致南宋灭亡的原因,即或就算如此,难道这就是“主战”的罪过,而“主和”就能拯救南宋王朝吗?

事实恰恰相反,大宋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不善战、不能战。这个积弱王朝先是受崛起的辽国欺负,后来又遭受西夏与金的侵略,终至于神州陆沉,只好偏安一隅。只要稍有一点历史知识,都知道这段历史。在北宋及后来南宋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挽救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整军经武,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也就是通常说的“主战”“言战”,以此激励国家奋起、民族奋起,只有这样才有生存的希望与可能。

而偏安与媾和会怎么样呢?历史已经给出了确切的答案,那就是秦桧路线,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南宋并非没有同金国媾和,因为绍兴议和,南宋获得了暂时的平安,“主和”路线在朝廷取得了支配地位。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整个社会在屈辱的议和中沉沦了,陷入醉生梦死的苟活偷安之中。

事实上,综合地进行历史考察,人们知道,无论从北宋与辽、西夏的关系,还是后来南宋与金、元的关系,“战”与“和”的主动权从来就未掌握在宋王朝的手里,并不是宋王朝想战就战,想和就和,战与和的选择权牢牢地被握在金与元的手里。在蒙古军队的压迫下,金王朝确实急于同宋讲和,但是,这时的金王朝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已经一路败退,到蔡州只剩下残兵败将了。袁文说什么“南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藩篱,实属自毁长城之举”,这样把仅剩最后一口气的金王朝比作“藩篱”“ 长城”,还说什么“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未免有点缺乏历史常识。

同样,指望与蒙古军队讲和来保大宋江山,也完全是缘木求鱼、异想天开。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翻翻历史,勃兴的军事帝国蒙古曾经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靠和平协议维持了不战的关系,只要蒙古大军的铁蹄可到之处,哪里不是征服、哪里不可杀戮?袁文还说什么“蒙古当时非但没有吞并南宋的想法,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这是作者怎么知道的,难道袁南生同成吉思汗有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并得到了他的保证吗?

明末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明王朝处于东西两线作战、内外夹击的极端不利状态下。这一点,崇祯皇帝以及他的大臣们如杨嗣昌等,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朝廷对所谓的反贼与东掳,历来都是“剿”、“抚”两手并用,特别是对于起义军,在“剿”的同时更多地是在使用“招抚”这一手。遗憾的是,明王朝激烈的社会矛盾导致“抚”总是失败,农民起义总是一拨接一拨、一股接一股,按下葫芦浮起瓢。这根本就不是“主战”与“主和”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明朝不要“和”,而是“和”不起来、“和”不下去的问题。至于后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之际的迁都、议和之说,那只不过是应急之策,顶多不过苟延残喘,根本无法挽救王朝的灭亡,能因此把明朝灭亡的帽子扣到“主战”、“愤青”的头上吗?

与关外清朝的关系也是这样,满清在关外崛起后,一步一步发展壮大,最终目标就是夺取明朝的天下。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历史上一切少数民族政权都觊觎中原江山,如果中原政权足够强大,那么他们只能皈服;如果不够强大,他们就要分庭抗礼;如果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他们就要大举入侵,须知,关外的满族政权固然给崇祯写信讲和,同时也给李自成写信,商量能否平分明朝江山,他们在玩弄阴险的两手,这其实就是一个阴谋与策略,难道袁文以为强大起来的清王朝可以满足于关外称王,因为与明廷议和就对中原大好河山、花花世界无动于衷吗?也就是说,只要不战议和,靠一纸和平协议就能保住大明江山吗?作者对历史这般想当然,未免太有失水准了吧。

二、不能把“主战”与“愤青”划等号

袁文中,作者把“愤青”与“主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似乎愤青就是主战派,主战派就是愤青,笔者以为,不管有意无意,这种捆绑都是很不恰当的。

袁文认定“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并给中国历史上的“愤青”做了一个比较完成的画像,从心态问题、名实问题、和战关系、对外交往、人际关系、思想方法等几个方面做了勾画,并得出了“有浓厚的‘左’的色彩”的结论来。

笔者以为,暂且不去争论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有浓厚的‘左‘的色彩”这群“愤青”,我们不妨假设其有。但问题是,这些“愤青”到底算不算“主战派”的一部分,他们又在“主战派”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的确,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面对辽、金、西夏以及后来蒙古,朝廷内外都有“主战”与“主和”两派,彼此之间有激烈的争斗,“主战”与“主和”两派及两种路线确实存在。在“主战”方面,岳飞、辛弃疾、陆游以及后来的文天祥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在“主和”方面,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既然这样,我们不仅要问,岳飞、辛弃疾、陆游等,他们中哪一个是“愤青”呢?如果把岳飞说成是“愤青”,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得给秦桧平反,而宣布岳飞该死该杀呢?同样,辛弃疾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联营”,是不是鼓吹战争,是不是属于战争贩子呢?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不是穷兵黩武、至死不悟呢?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不是玩冥不化、死不改悔呢?至于陆秀夫跳海,那就更是蠢不可及了吧。既然这样,不但秦桧要给予平反昭雪,就连韩侂胄、贾似道也得给恢复名义才行,而宋代老百姓做谣,“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是不是也得解释为刁民闹事呢?这样一来,中国历史是不是得重新改写才好呢?

明代也是这样。“主战”阵营中,熊廷弼、袁崇焕等人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但他们哪一个是“愤青”呢?

当然,“主战”派阵营中不乏轻率、孟浪之徒,这些人往往大言炎炎、空发议论,也不懂战略、不讲策略,对敌我双方实际力量的对比相当无知,只凭一腔热血和主观渴望,这样的人物历来都有,尤其以明末崇祯朝为甚。但是,这样的人充其量就是一帮顽固不化的书呆子而已,也就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学了几本经典名著,记住了几句圣贤之言,就不着边际的议论干预军国大计。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说是书生误国而已。以笔者所知,凡是这样的人,非但不年轻,相反,尤其以所谓宿儒饱学老朽居多,说他们是愤“老”还差不多。

这些人是愚蠢的,有时确实误国无事,如辛弃疾所批评的那种“元嘉草草”之类,如果把他们也算作“主战”派,那这确实是“主战”派的瑕疵。

但是相比而言,“主和”派更加糟糕。历史上,“主和”派中历来甚多卖国求荣之贼,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坑害,比如秦桧,比如韩侂胄,他们之为害,不是远远大于那些“愤青”吗?不然,那个秦桧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跪在西湖边站不起身子呢?

三、绥靖、偏安与曲线救国论

其实,袁文仅仅拿宋、明说事而不提其它朝代,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既然该文作者认定“愤青”现象古已有之,那么这个“古”就不应该起于宋代而止于明代,完整的历史链条应该从宋代往上追溯,从明代继续往下延伸。往上追溯,以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认为可以追溯到西汉,西汉就始终面临匈奴威胁,因而在朝廷上也始终有“主和”与“主战”两派,笔者日前写过一篇《由汉武帝时的一则故事所想到的》,这里不妨再把这个故事引用一下:

《史记·酷吏列传》载: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 ?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

按照袁文的逻辑来诠释,是不是博士狄山就算“主和”派,而汉武帝等人就是当时的“愤青”了呢?汉武帝当时年龄大约34岁,可谓是既“愤”又“青”了。既然这样,汉武帝发起的反击匈奴的战争是不是也得予以否定呢?

往下延伸,清代末期面对西方殖民帝国的侵略,朝野上下也有“主战”与“主和”之争,如在沙俄对新疆的侵略的问题上,朝廷就明显分为“主和”“主战”两派,各自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那么,按照《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之“千年不绝”,这是时候谁是“愤青”了,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舆梓出关督战,是不是也算一个典型的“愤青”呢?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这些“愤青”们,又是怎样误国、亡国的呢?后人有诗赞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潇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现在是不是的对此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呢?

再往下延伸,中华民国抗战时期也有激烈的“主战”与“主和”之争,著名的“主战”阵营有蒋介石的国民党队伍,毛泽东的共产党队伍,他们中有谁是“愤青”呢?蒋介石不与日本人媾和,最后让共产党做大做强,后来落得个败走台湾孤岛的下场。按照袁文的逻辑,是不是这也属于“愤青”主战亡国的案例呢?如果再进一步问,当此之时,究竟是“主战”能够救国还是“主和”能够救国呢?

再进一步说,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队伍内部也有大量言必称希腊的洋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大言炎炎、空发议论,不懂战略、不讲策略,对敌我双方实际力量的对比完全无知,只凭一腔热血和主观渴望去指导革命实践,他们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而主张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气得毛泽东怒斥说,要把攻打大城市放到脑后,而且是脑后的脑后,应该是屁股后。那么,按照袁文的诠释,这些人是不是也属于“愤青”,是不是也要对他们连同他们的事业进行彻底的否定呢?

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历代都有主张对敌绥靖的势力,他们也打着“和”为贵的旗号,主张用妥协、忍让、甚至出卖国家利益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平安,比如宋代的澶渊之盟,后人有评论称,“宝符藏山自可攻,儿辈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澶渊堪笑百年功。赵普元无四方志,丰沛空歌海内风;白沟流向江淮去,只罪宣和恐未公”,笔者以为,这是很公允的历史评价。宋初的绥靖政策,早已经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有宋一代,绥靖大行其道,直至最后发展到屈辱可耻的偏安苟且。所以民间有谚曰“臭汉脏唐宋鼻涕”,大宋无论南北,都以鼻涕一把泪一把而名垂青史。

这种做法与历史上的“韬光养护”完全不同。“韬光养晦”在表面上妥协退让更甚,但是为了争取喘息的时间以图再起,而绥靖则是苟且偷安。比如汉代的“和亲”,在力量不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做暂时策略性妥协以争取时间积蓄力量是正确的,但这样的“和”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战争解决问题,没有从汉武帝开始汉匈百年战争,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叫做“汉族”都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中国历史上也每每都有打着“和”的名义而行卖国求荣勾当,并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宋代有著名张邦昌伪政权,民国抗战时期有著名的汪伪政权,这些伪政权也高举“反战”与“和平”的旗帜,并且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救国救民,这样的“和”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已经不是盖棺论定了吗?

笔者以为,“和”“战”各为战略上的两手,各自都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去“和”。就以袁文所举之例而言,李自成给崇祯写信求和,笔者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即使历史上确有其事,难道崇祯就能够答应吗?如果李自成这等分裂江山社稷的要求可以答应,那么张献忠的要求也可以答应,罗汝才的要求也可能答应,这样一来,崇祯难道不是自亡其国吗?大臣死封疆,君王死社稷,崇祯之所以还有为后人所称道的地方,亮点就在于此。至于迁都一说,这完全是历史决策问题,利弊得失很难说,瓦剌事变,明朝不迁都就是正确的,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后来北京城被攻占,南明福王在南京即位,也据有东南半壁,结果又如何呢,哪里有袁文所谓的“东山再起、大明中兴”呢?这与“愤青”不“愤青”又有什么关系呢?明代朝廷从来并非对满清少数民族政权一味“主战”,“和”的手段也屡用不鲜,如著名的俺答封贡等,但对于勃兴的清廷,这种手法已经不灵了,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历史不能凭着自己的想当然。

宋代也是这样,中原陆沉、神州沦陷、民族危亡,对这种状况能够认可、认同吗?如果不认同,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大汉族主义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和”只是手段与方法,而“战”才是最根本的和最正确的历史大方向。宋之所亡,恰恰在于不能战、不善战,而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人打着“和”的旗号投降卖国,当朝廷上主战派失败的时候,大宋王朝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国抗战时期也是这样,反抗侵略与民族救亡,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战”,而不能与敌人媾和,正因为这样,所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所签署的《何梅协定》才骂声载道,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署的《秦土协定》才遗臭万年;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热血似狂潮”的呐喊,这样的呐喊,听起来是不是更有点“愤青”的味道呢?

至于那种历史上屡屡再现的“曲线救国”,这种所谓的“和”,笔者只能说,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不得翻身。

所以,历史经验与教训证明,面对强敌,在侵略危机与民族危亡关头,“主战”的大方向与总原则是正确的,“主和”只是策略与手段的具体运用,二者并不排斥并非对立,更不能得出“主战”亡国“主和”救国的结论来。历史上有些个别“主战派”人士虑事不周,轻率盲动,这是值得警惕的危险;但是,历史上“主和”阵营里每每都有大量的卖国求荣汉奸之徒混迹其中,这是更应该警惕防范的事情,他们打着“合作共荣”的旗号害国害民,犯下无数不赦之罪,这更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愤青”,当然应该批评批判,但批评与批判立足点是促使他们改正,同时对他们的情感、热情要予以足够的尊重,更不要因此否定“主战”而肯定“主和”,历史上的“主战”不容否定,现如今的“主战”也不容否定。更不能把“愤青”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捆绑起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予以的否定,好像只有汪精卫、张邦昌、秦桧一类人物才是识时务之俊杰一般。须知,在爱国主义的定义下,“和”“战”都是捍卫国家利益手段,只是两手有不同的运用,但如果连爱国主义的前提都不承认或者像茅于轼那样予以否定,那么所谓的“和”,其实就是投降卖国。

责编:施成德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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