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2) | 我们怎么可能拿的是中央情报局的钱
来源:环球视野 2016/04/22 07:32:08 作者: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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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美国的意识形态争夺战直指要害。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首先争取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认同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再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辐射作用,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念,最后渗透到“铁幕”后面。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隐身”,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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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何向外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如何让人们把美国的社会制度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如何抢占意识形态制高点?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 奈提出“软力量”(soft power ),这是一种能够“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的力量。[1]这个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国学界把它翻译为软实力,也进行了一番讨论。但是,这个翻译没有把soft-power的精髓翻译出来。什么是“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在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最有效的宣传:“宣传对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2]这才是软力量的精义。

软力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操纵。就是操纵者通过隐秘的方式,让被操纵者不知不觉地改变原有的观念,接受操纵者要传播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操纵者认为这是自己经过思索得出的观念。

彼得·科尔曼是澳大利亚文化自由同盟杂志《四分仪》的主编。1967年,有媒体采访他,问他是否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经费。彼得·科尔曼和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志愿者,自愿地传播“自由民主”信念,反对“专制独裁”,他们都是为了理想而工作,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纠葛。

文化自由同盟是在当时享有盛誉的一个文化组织。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远在柏林的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闻风而动,成立“文化自由同盟”。其宗旨就是宣扬自由民主,反苏联反极权。这个组织长达17年之久,其中不乏重量级文化名人,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影响巨大。在最鼎盛时,该组织在3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用280名工作人员,用几十种语言出版20多种有影响的刊物,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抗议苏联专制独裁,反对压制文化自由,并且开展各种艺术展览、音乐会等文化活动。[3]在我国思想界颇有影响的瑞蒙德·阿隆、汉娜·阿伦特、丹尼尔·贝尔、悉尼·胡克等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

彼得·科尔曼属于文化自由同盟的基层组织。他带着疑问,开始深入采访和调查,结果却令他挨了当头一棒。文化自由同盟完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文化组织,其目的就是要与苏联展开文化冷战,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

美国的意识形态争夺战直指要害。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首先争取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认同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再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辐射作用,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念,最后渗透到“铁幕”后面。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隐身”,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中央情报局往往成立大量的外围组织,以民间组织的身份活动,打出“公益”大旗。中央情报局还成立一些外围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是空壳,没有实体。中央情报局把资金打入这些基金会帐户,把钱“洗”干净之后,再来资助他们看中的知识分子,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成立文化组织,宣传美国制度的优越和自由民主价值观。

“文化自由同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从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巨额经费。1966年,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高达200万美元。当时的美元还是金本位制,200万美元在文化领域可以说是绝对的巨资。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这个文化组织成立到60年代末,美国的经费投入可想而知。中央情报局对这些组织的资助和操纵是极其秘密的,只有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才知道。许多外围的工作者根本不知道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他们。因此,当彼得·科尔曼这样的外围工作人员最初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自然勃然大怒,断然否认自己和编辑部受控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一些手法也确实非常漂亮。比如,在它所控制的文化自由同盟中,并不吸纳拥护资本主义的极端右翼的知识分子,而是大量吸收非共左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但又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失望。其中很多人曾经热烈地支持过苏联,到过苏联,最后产生幻灭感,又转而反对苏联。

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翻阅大量美国政府解密文件,采访当时人,写成颇有影响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据书中披露,匈牙利裔英国作家亚瑟·凯斯特勒是文化自由同盟的发起人,他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过革命宣传活动,在苏联生活过。中央情报局暗中策划出版他的《正午的黑暗》和《瑜珈信徒和人民委员》等描写苏联社会问题的著作。1948年,又出版《上帝的失败》(The God That Failed)一书。该书的六位作者伊格纳齐奥·西洛尼、安德烈·纪德、理查德·赖特、亚瑟·凯斯特勒、路易斯·费希尔和斯蒂芬斯彭德,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其中有三位真正参加过革命宣传活动。这些文章都是讲个人的经历、个人在政治上的悔恨以及自己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中醒悟过来。

从人的心理来说,一个极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如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攻击社会主义,读者大致会对他们的言论存疑。而如果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过革命,在苏联生活过,最后又反对苏联的人,当他以细致的文学手法描述心路历程时,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从中央情报局控制文化自由同盟的过程,可以充分体现文化操纵的最根本的特征。操纵的目标隐藏起来,操纵者隐身,操纵的过程隐藏起来。从表面上,看不到操纵的痕迹,完全是被操纵者自己主动的选择。

还是重温一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言,最有效的宣传:“宣传对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美国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外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把美国的社会制度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点。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奈:《硬权力和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转引自[英] 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达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前言第5页。

[3]参见[澳]彼得·科尔曼:《自由派的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黄家宁、季宏、许天舒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原标题: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2) | 我们怎么可能拿的是中央情报局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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