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习总一句话问出了国人心声!
来源:微察 2016/06/09 1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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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习总在交流过程中,专门问了这么一句话:“我国是否有条件在全国高铁网全面恢复350公里时速?”后来,习总还就高铁恢复速度和高铁持续创新等问题向身边其他领导同志作出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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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国人的骄傲!

它,是中国装备制造走出去的一个名片!

它,也是我们推进“一路一带”战略的重要工具!

壮哉,高铁!

如果没有高铁,中国将会怎样?!近年来,每次出行,坐在风驰电掣的高铁上,总是觉得很舒适、很便捷、很自豪、很愉快。难以想象,没有高铁,我们的生活该有多么地不方便!

习总对高铁也非常关注!

6月3日上午,在“十二五”科技成就展上,作为中国高铁领域的技术带头人之一,北京交通大学贾利民教授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高铁科技创新成就。央电《新闻联播》头条也报道了习总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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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过程中,习总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与贾利民进行了交流:我国高铁在经过“十二五”的努力后,现已达到怎样的水平;在目前条件下,我国怎样才能在世界高铁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从技术上来看,我国是否有条件在全国高速铁路网全面恢复350公里时速的运行速度;我国与俄罗斯高铁合作进展情况。

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是,习总在交流过程中,专门问了这么一句话:“我国是否有条件在全国高铁网全面恢复350公里时速?后来,习总还就高铁恢复速度和高铁持续创新等问题向身边其他领导同志作出明确指示。

真是抓住要害,一语中的!

习总这一问,可谓问到了广大网友的心坎上,也问到了当前中国高铁关键问题中的关键问题。

2011年7月前,中国高铁的速度,一直都是每小时350公里。可是后来,就降到了300公里以下。

为啥降速?这要从2011年7月23日晚上发生的甬温线事故说起:从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发生追尾,造成40人死亡。

一时间物议汹汹,不仅指向了高铁这一新生事物,而且指向了中国的经济模式。记得一篇上纲上线的“中国,请放慢脚步等等人民”的煽情之文疯传,很多人金刚怒目,大爆粗口,甚至要求“泼脏水乃至泼掉孩子”。众口铄金,口水差点把高铁淹死。

迫于舆论压力,高铁开始“降速运行”——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开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开行;既有线提速到时速200公里的线路按时速160公里开行。这意味着,除了京沪高铁等少数高铁保持300公里的运营时速外,大多数线路均回到了2007年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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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这种“降速”的折衷办法之后,还好,高铁没有下马,而是始终在党的领导下保持高速发展,成为了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也成为中国制造走出去的一张靓丽名片。但代价是,5年来,我们的高铁一直以低于设计时速来运营。有人形容,这是“奥迪”当“奥拓”开,浪费相当大。

一降就是5年啊!

中国社会,为自己的不宽容,付出了代价!

非专业人士理解专业问题,容易流于一种想当然的片面。比如,甬温线事故发生原因,很多人第一感觉,是因为高铁速度太快,进而推导出:列车越慢,追尾事故的严重性越低,越安全。其实该想法大谬不然,高铁安全首先应该保证的是不发生追尾,而不是以何种速度追尾。实验证明,高铁速度越高,脱轨系数越小。

回头看,把甬温线事故的责任安在高铁头上,堪称”张冠李戴“。当年甬温线事故的列车运行速度只有100公里/小时左右,根本与“高铁”是两码事,事故原因也非轨道和机车,而是信号设计等运行指挥系统出了问题。中国高铁本来就是按照350公里时速设计的,目前世界上运营速度最高的高速铁路是日本的东北新干线,最高时速320公里,其最小曲线半径4500米,而京沪高铁的最小曲线半径是7000米。实验表明,在京沪高铁上即使以时速430公里行驶,也比目前日本新干线时速320公里的列车更稳定、更安全,承受350公里的时速更不在话下!

涉及专业领域的事,普通民众就是乌合之众。该由专家决策的领域,就该让专家负责。然而,铺天盖地、上纲上线的社会舆论,让这个本应该属于专家的领域,被大众意见所绑架。很多的所谓大V,凭借一些感性认识,迅速发出了“高铁只能是高速运行的活棺材!该刹刹车了”等言论,一呼百应,成了正义和公正的化身。然而,今天高铁恢复原速度,证明他们其实是错了。去年,这位大V又发微博称:“南京—上海动车;上海—杭州动车;杭州—宁波动车……快捷、方便、效率……我喜欢乘咱们的中国高铁。”

然而,这已经是降速三年之后的事了。

一种新生事物的诞生,往往要经历艰难的阵痛,关键是社会能否宽容这种创新,能否平常心待之。高铁也不例外。

高速铁路诞生50多年来,一共发生了三次重大事故。加上甬温线动车事故这本算不到高铁头上的事故外,1999年德国ICE事故死了100人,2014年西班牙高铁事故死了79人。对于这些事故,德国和西班牙社会都比较平静和包容。但在中国社会,则掀起了轩然大波,面临汪洋肆虐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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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再回头看这些恐慌,显得很非理性。生命是最重要的,这当然没错。但关键是,无论是从事故率来衡量还是从死亡率来衡量,高铁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没有之一。2013年高铁旅客运输5.3亿人次,航空国内是3.27亿人次,接近2倍;2014年则接近3倍这一数据。高铁的安全性,远远少于包括航空、道路交通以及普通铁路旅客运输在内的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为什么飞机掉下来没有那么大的社会震荡,而遇到动车相撞则歇斯底里?或许还在于:高铁是一种新事物,对创新,我们的社会往往更加求全责备!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高铁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创新创业和社会惯性心理博弈的缩影。这也说明,中国社会还不够成熟,还有一些容易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对于创新,我们的民众还不够宽容;对于创造,我们的民众还不够平和;对于试错,我们的民众还不够淡定。善良的人们,还很容易被一知半解所支配,被道听途说所蛊惑,进而非理性地发言和行动。

钱学森在临终前,曾经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成为了关于中国创新的一道艰深命题。钱学森老人自问自答:需要社会具备创新意识与科学精神,能够鼓励与众不同的创见,更有浓厚学术氛围与竞争气氛。

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这是一个好消息,同时也是一件坏消息。因为它说明,我们的后发优势正在逐渐消耗,下一步发展,更多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创新创造来支撑。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也要求我们的产业发展,从依靠便宜的劳动力,向依靠创新创业转变。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汲取中国高铁突破性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营造一个能够宽容失败、更加从容淡定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氛围。

中国的未来发展,实有赖于此。

终于,习总一句话,问出了国人的心声。

我们期待,经过专家论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中国高铁能够以更加矫健的身影,昂首飞驰在神州大地上。

原标题:这次,习总一句话,问出了国人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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