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苏联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
来源:环球视野 2016/06/14 11:24:40 作者:李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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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冷战以来,美国对苏联和俄罗斯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至今的“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是美国对俄语言战略的重要手段,体现了美国以语言为工具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战略意图。事实证明,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还在于美国对其他国家内部情况的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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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交往中,国与国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互间的了解程度。冷战期间,美苏之所以没有发生热战,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苏联国情的深入研究,而研究的工具就是语言。冷战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加强俄语学习和俄罗斯研究的措施以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安全战略。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警惕,在语言政策上,继续支持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语言文化的研究,并通过国际教育等途径增加外语人才储备。2013年10月,由于资金短缺,美国国务院叫停了实施近三十年的“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此举受到美国学界的猛烈抨击。事后不久,乌克兰出现政治危机,不久后克里米亚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美俄关系跌至冰点。美国国务院再次认识到了解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重要性。2015年4月,国务院恢复了该项目的拨款,继续支持美国学者、研究生和科研单位进行东欧和欧亚地区的研究和高级语言技能培训。从政治上看,这一项目的“复活”,表明东欧地区在美国全球利益中始终如一的战略地位。从理论上看,美国的做法是对语言战略的调整,即根据国际局势和本国语言需求,调整外语人才储备,应对外界挑战。

针对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过去的了解和分析大多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人手,没有剖析美国如何利用语言资源达到政策目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对语言功能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语言、国家安全与外交的重要关系。另一个原因是缺少解释国家语言规划行为的相关理论,还没有将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行为当成战略对象来研究。本文以“东欧及原苏联独立国家研究和培训项目”为例,探讨美国的全球语言战略规划以及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语言战略及所采取的措施。

一、美国的语言战略规划

战略是调动一切力量与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学。战略可涉及不同的领域:经济战略、国防战略、外交战略、文化战略等。战略的目标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必须有相应的战略资源(如人口、自然资源、地理、军事、经济、政治、人文、语言等),战略资源的多少体现国家实力的强弱。当语言为国家大战略目标服务时,语言就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有效丰富和利用语言资源而制定的各项措施就是国家的语言战略规划。

(一)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美国语言战略

国家语言战略(National Language Strategy)是基于国家语言需求,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长远性的宏观语言规划。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对语言需求的应对能力。外语人才越多,国家语言能力越强。国家语言能力是重要的软实力。当语言能力被视为沟通各国文化的工具和增进国际间理解的桥梁时,语言能力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当语言能力被视为战略武器用来了解敌情和与敌人作战时,语言能力能增强一个国家的威慑力,较低的国家语言能力会损害国家的安全利益。例如,美国高层把九一一事件发生的部分原因归咎于情报机构没有及时翻译重要信息,美军在伊拉克战场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是美军对当地语言和文化缺乏了解。

语言战略依据国家及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体现不同的政策导向——安全导向、经济导向、意识形态导向或政治导向。美国是一个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非常强的国家,导致其在制定国家战略时必然偏向国家安全。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迫使美国立即通过《1958年国防教育法》,该法第六章支持高校发展外语教育和国别研究。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将国家语言能力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于2006年公布“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加强关键外语的教育。

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语言战略紧紧围绕国家的核心利益实施。美国历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其核心利益分成国防、经济、价值观和国际秩序四个方面。语言战略必然为这些内容服务,语言的作用表现在:在国防方面,为美国本土和同盟国的安全服务,提升国家硬实力;在经济方面,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应对亚洲经济腾飞,出台了《1984年经济安全教育法》,首次将外语能力和经济安全联系在一起);在价值观方面,推动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文化的传播(例如,通过广播、电视和外援等途径传播美国文化);在国际秩序方面,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树立世界领导者形象。

(二)关键语言规划

美国语言战略的国家安全导向主要表现在关键语言的规划上,即哪些语言对美国利益来讲是关键性语言,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根据该法第六章的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教育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关键语言列表,并以此为据确定国家优先扶持的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1959-1961年,教育办公室连续发布四个公告明确了六个最关键语种(按字母顺序排列):阿拉伯语、汉语、印度斯坦语(现在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日语、葡萄牙语和俄语。在1961年7月1日的第四个公告中,教育办公室确定了四个关键级别的83个语种:一类关键语言6种(国家最需要的语言),二类关键语言18种(不是特别急需的语言),三类关键语言59种(现在不太重要但将来可能重要的语言),其它“被忽视的”语言被列为第四类。此后,美国政府根据形势需要对关键语言列表作出多次调整,语种的认定原则是:有利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异军突起,美国的危机意识凸显。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台了《1984年经济安全教育法》。该法第二章规定,教育部在指定期限内公布关键语言列表作为政府资助外语教育的依据。随后,美国教育部长于1985年8月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最终的173种关键语言。九一一后美国的关键语言规划继续走向制度化。根据2008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美国教育部要与其它政府部门协商制定并公布年度关键语言列表。2009-2015年公布的关键语种没有变化,共78种,最关键的语言是: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波斯语、韩语、俄语和乌尔都语。除了教育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分别确定了本部门认可的关键外语,但总体差异不大。这些部门在实施关键语言战略时根据项目不同,支持的语种也不同。如国务院“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支持的关键语言有13个:阿拉伯语、阿塞拜疆语、孟加拉语、汉语、印地语、印尼语、日语、韩语、波斯语、旁庶普语、俄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国防部“国家领航语言计划”支持的语种是9种:阿拉伯语、汉语、印地一乌尔都语、韩语、葡萄牙语、波斯语、斯瓦希里语、土耳其语、俄语。还有其它很多类似项目。

总体而言,美国政府通过规划关键语言引导外语教育朝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方向发展。关键语言列表作为美国政府认定和支持外语和区域研究中心的重要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美国国家战略调整的一个风向标。

(三)语言战略实施体系

自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50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四位一体的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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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实施途径和内容。共同的目标是:(1)建设从中小学到大学再到职场的外语人才一条龙培养体系;(2)增加外语学习者人数;(3)增加外语教师数量;(4)增加非通用语种数量;(5)建设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实施途径是管理部门依托高校建设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实施关键语言教育项目(见表2)。国务院国际交流项目——东欧及俄语培训是这一实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美国教育部、国防部、情报部门、国务院语言战略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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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对苏联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

美国的语言战略是冷战的产物,苏联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是美国支持语言和区域研究的主因。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语言战略是遏制苏联的工具,手段主要包括通过俄语学习了解苏联的动态,通过英语教育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罗斯的语言战略有所转变,关注的地区和语言更加广泛,重视俄语的同时还加强了东欧语言及新独立国家语言的学习,目的是深入了解欧亚地区的局势和国情,为国家决策服务。

(一)冷战时期对俄语的高度重视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朝野。当时极端反共的参议员亨利称苏联发射卫星是“对美国科学、工业、技术优势地位的致命一击”。在自信心极度受挫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加强了俄语及苏联问题研究,1958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教育法》更是以法律形式支持俄语教育。从此,美国的俄语教育和苏联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由美国政府和大财团支持的相关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并快速发展起来。1968年美国“国际研究和交流董事会”成立;1974年,美国“俄语教师协会”成立,同年“凯南高级俄罗斯研究院”成立;1977年,“苏联及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成立。这些机构主导了美国苏联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库。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因核武问题日趋紧张,美国对苏联的战略转向强硬。里根政府提出要对苏联这个“邪恶的帝国”进行一场“十字军的征伐”。此时,美国迫切希望了解苏联的政治军事动向,但苏联及东欧专家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新战略的实施。为此,1983年,美国国防部委托美国大学协会对国家的外语能力和区域研究能力进行评估,于次年4月形成了一份国家语言和区域研究能力报告——《超越增长:语言和区域研究新阶段》。报告指出,美国从事苏联、东欧、非洲及拉美地区研究的专家严重不足,且这些专家的外语能力普遍不高,例如,掌握俄语、乌克兰语、波罗的海语言、高加索语言、亚洲语言、波斯语的专家比例分别只有19%、25%、50%、27%、10%和20%。在支持者的呼吁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84年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每年拨款500万美元资助美国高级学者提高语言技能并开展相关区域研究。同时,美国加大了对教育部“第六章”俄语研究的投入。

相关计划实施结果显示,几十年来,美国俄语学习者的数量呈波段式上升。1958年,美国高校俄语课程修习人数为16 042人,1968年增至41 280人,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速度。经过70年代外语教育的低潮,1980年学习俄语的人数跌至23 987人,在政策干预下1990年又回升至44 476人。在某种程度上说,冷战期间,美苏之所以没有发生热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俄语教育的重视及对苏联国情的深入研究。

(二)冷战后对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语言的重视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多重变化,美国对其语言战略作出重大调整。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1991年戴维·博伦国家安全教育法》(简称《国家安全教育法》),该法与教育部的“第六章”,国务院的“第八章”成为美国政府支持的语言和区域研究的三驾马车。鉴于俄罗斯不再构成美国的主要威胁,政府对俄语和区域研究的关注度相对降低,投入相对减少。这时期的语言战略规划扩大至新独立国家及对美国利益攸关的国家和地区。在关键语言规划上,在东欧地区,除俄语之外,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白俄罗斯语、波斯尼亚语、保加利亚语、车臣语、克罗地亚语、格鲁吉亚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乌克兰语,以及中亚五国的语言(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成为美国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等公布的关键性外语。

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事件是美国语言战略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恐怖袭击事件暴露了美国语言能力的缺失,迫使其重塑语言战略。美国政府从2002年大幅增加关键语言教育投入,特别加强了对阿拉伯国家语言的研究。同时,考虑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重要战略地位,俄语及东欧语言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例如,2002-2006年,国务院“第八章”项目资金每年拨给美国俄语教师协会约50万美元,用于俄语及东欧语言的培训。

美国对东欧中亚地区语言和区域研究的重视源于美俄关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直接影响了美国的语言战略。例如,2008年发生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促使美国支持格鲁吉亚语教育。2013年,乌克兰局势动荡,美俄关系降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美国高调介入乌克兰局势,帮助乌克兰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并拉拢原苏联独立国家与俄罗斯对立。2014年12月11日,美国通过《支持乌克兰自由法》公开支持乌克兰并制裁俄罗斯,同时以语言为武器向东欧地区传播美国的声音。该法规定:美国政府将在2015财年拨款3.5亿美元向乌提供反坦克炮和穿甲弹等武器装备;划拨5000万美元专项基金向乌提供紧急能源支持和修建能源基础设施;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建立同盟关系;对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等大型公司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在语言战略上,法律授权美国广播理事会加强对原苏联国家的俄语广播,对抗俄罗斯联邦的宣传。该法还规定,通过“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加强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广播,后期的广播范围还扩大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加强除俄语、乌克兰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关键语言的广播。这项广播计划2016-2018年每年拨款1000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招募语言人才。总之,美国对俄罗斯的语言战略手段从主要利用俄语资源扩展到新独立国家的语言,即东南欧、中亚等地区的语言。美苏关系越紧张,美国越重视与双方利益相关国家的语言教育。

三、“东欧及原苏联独立国家研究和培训项目”的语言战略意图

语言战略意图是国家行为体为了解对象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发展动向,以语言为工具,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构想。美国的语言战略意图是:学习当前战略对手和潜在战略对手的语言,用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国情,帮助美国政府作战略决策。美国对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意图是:美国不仅要学习俄语,还要学习东欧中亚国家语言及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语言以及俄罗斯联邦内各共和国的语言,特别是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1983年出台的《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的实施和发展正是这一意图的体现。

(一)《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的出台与变迁

20世纪70年代,受资金短缺的影响,美国的俄语教育和苏联研究陷入低谷。进入80年代,美国人发现老一代苏联专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新一代苏联专家短缺。美国人还发现,在新形势下,他们需要更新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认识。因此,苏联及东欧研究再度受到重视。1983年11月,在相关组织、学者和议员的呼吁下,美国会通过了《1984-1985财年国务院授权法》,该法第八章是《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向苏联研究领域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用于学术交流、语言培训、研究生和学者奖学金等的支出。

《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的出台有两个刺激因素,一是美国对苏联的战略调整,二是国内堪忧的俄语教育和苏联研究。

首先,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强势复兴,其外交政策更具侵略性。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他恢复了对苏联的强烈谴责,将其称为“邪恶的帝国”,并竭力游说北约在欧洲部署短程核武器以阻遏苏联。然而,重新开始的军备竞赛及里根关于核战争的任意言论引起了国内外的恐慌。一些国会议员担忧美苏两国的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是核战争。为了避免冲突,议员们希望政府设立一个教育交流项目以增进美国对苏联及东欧的了解。在这一大环境下,由李·汉密尔顿牵头,70多名议员联合提出《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当时,与该提案一同进入议程的还有另外两个议案:《以增进认识为宗旨的交流法》和《以和平为宗旨的美苏学生交流决议》。这三项议题都强调美国政府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通过美苏学生交流和语言学习增进双方了解,消除误解,更新认识。1983年7月25日,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三项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雷古拉议员指出,“这些交流项目的成本不及一艘巡洋舰、一艘战舰或20辆坦克,但就长远利益而言,它们能带来更长久的和平。没有交流就没有和平,这对外交尤其重要。”在三项议案中,《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最为紧密,因此得到议员们和政府高层的普遍支持。该法案明确声明:“有关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知识,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对于在对外关系中促进国家利益以及对于审慎处理国内事务,都是最为重要的;发展和利用有关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知识,取决于以国家力量来支持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专家从事高级研究。”可以说,美国政府重新重视俄语和苏联研究,体现了美国对苏联新遏制战略的特点,即通过深入研究苏联,找到苏联体制的弱点,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其次,美国的外语教育在经历60年代的高速发展后,由于缺少资金投入,在70年代发展放缓,外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下滑,受此影响,很多高校因资金问题停止了苏联研究。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调查,1972-1980年,美国高校俄语学习者减少了三分之一;在每年全美高校毕业生中,懂俄语的只有千人左右,精通其它东欧语言的不足百人。此外,高级俄语研究者少之又少,1974-1979年,全美平均每年提交的关于苏联外交的博士论文只有8篇。从政府部门的语言需求看,东欧研究专家的缺口极大(见表4)。前国防情报局局长尤金·泰伊指出,在他担任局长期间(1977-1981年),有约250人从事与苏联相关的军事、经济、地理等情报工作,但能称为专家的不过12人,而且这些人当中很少精通俄语。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苏联及东欧研究专家青黄不接的事实。

4 1981年美国政府部门苏联及东欧研究职位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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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我们极其缺少相关专家服务美国的外交。培养一名苏联专家要十几年,所以我们必须提前作好准备以应对90年代的需要。不懂对象国的语言就无法了解他们的社会,就如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加强对战略对手的了解至关重要,(与硬武器相比)这些议案不能射击、不会产生放射性物质、不会让人感到恐惧,但它们会加强美国国防,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钥匙”。这些呼吁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即美国继续对苏实施遏制战略,通过军备竞赛、经济制裁等硬手段削弱苏联的综合实力,同时以公共外交的软手段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政府支持的语言和区域研究项目的本质是为和平演变服务。多项措施联合起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法律通过后,国务院随即成立了“苏联及东欧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国会图书馆负责人、美国斯拉夫研究协会主席及美国大学协会主席。国务卿授权委员会委托研究单位资助高级学者、研究生和博士后开展苏联东欧地区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每年平均投入500万美元,总投入期为10年。项目资金主要分配给:美国俄语教师协会(后更名为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现名全国欧亚及东欧研究委员会)、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等组织和机构。然而,十年未到,苏联解体,但项目继续实施,实施目标有所改变。

1993年,“第八章”项目更名为“东欧及原苏联独立国家研究与培训”,实施目标从获取对方信息改变为在东欧推广美式民主。例如,1998年的项目申请明确规定:项目委员会特别鼓励受资助者在对象国从事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政府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活动。2000年以后,申请说明中又增加了一条规定--要求受资助者为美国及外国受众传播与当前美国政治利益相关的知识,具体内容包括:(1)和平与安全(如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跨国犯罪、缓和冲突、维稳行动和国防改革);(2)公正和民主执政(如法律和人权、善政、政治竞争、公民社会);(3)深入群众(如卫生、教育、社会服务和保护弱势群体);(4)经济增长(包括贸易与投资、环境、基础设施与金融)。项目还规定,海外的研究者要与美国大使馆保持密切协作关系,积极参与美国政府在海外的相关活动(如在对象国进行演讲或授课等)。在研究内容上,新项目支持一切符合美国政治利益的、与对象国有关的国情或历史文化研究。受资助者在学业结束后可选择在联邦政府、美国驻海外大使馆和非政府组织等地工作,为其提供政策咨询服务。项目资助的重点地区是东欧和欧亚国家,研究问题主要是这些国家的跨境、跨区问题(如中亚、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的民主进程问题;中亚跨地区反恐问题;五个“斯坦国”的历史、种族、语言、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它们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中国及土耳其国家的文化联系)。关键性语言必须是中高级俄语、欧亚语言及美国国内学习者较少的东南欧语言。

至2013年,“第八章”已经实施了近三十年,在起起落落之后,俄罗斯和东欧研究再次面临资金危机。201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停止2014年对东欧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的资助。然而,没过多久,乌克兰反政府示威爆发,美俄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东欧项目支持者随即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称必须加强培养新一代俄罗斯及东欧问题研究专家,因为相关专家及高级外语人才的严重缺乏将严重威胁国家利益。经过长时间争论,2015年4月,国务院恢复了对该项目的资助,虽然资助金额较之前少了一半。

(二)“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的关键语言规划

“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政策研究,另一部分是语言培训,两部分互为支撑,前者以语言技能为基础,后者以政策研究为目的。就语言培训而言,“第八章”项目资金主要分配给美国俄语教师协会(简称“美国协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等。近几年,亚利桑那大学关键语言研究所和印第安那大学夏季语言培训班也争取到了该项目的资助。这些机构通过国内培训和国际交流的方式选派高级研究者到对象国提升语言水平和进行科学研究。一般而言,初中级语言培训在国内进行,中高级语言能力提升培训在国外进行。

如前所述,美国的关键语言规划是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措施和手段。在语种确定上,“第八章”实施机构根据国际形势、国家战略变化及语言资源优势不断调整并丰富关键语言,再通过提供奖学金等方式鼓励美国学生学习这些语言。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重点教授东欧地区的十几个语种,如阿尔巴尼亚语、波斯尼亚一克罗地亚一塞尔维亚语、捷克语、匈牙利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马其顿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等等。

亚利桑那大学梅里坎中心关键语言研究所是专注东欧地区语言培训和研究的机构,九一一事件后发展迅速,2016年可教授的语言有11种。该机构拥有强大的语言教学能力,成为国防部和国务院关键语言项目实施的委托单位。

更为强大和专业的东欧语言培训机构是美国俄语教师协会。该协会自1986年起承担国务院“第八章”语言教育项目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可教授的语言越来越多,声称可以提供欧亚和东南欧国家任何一门官方语言的教学。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教授的车臣语、雅库特语、布里亚特语、巴什基尔语、鞑靼语都是俄罗斯联邦内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从美国应用语言学会的历年统计数据看,目前,美国高校没有提供这些语言的教学。显然,该协会能够提供这些语言的教学是有其战略目的的。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车臣战争提升了车臣语在美国关键语言中的战略地位。雅库特语所在地区--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行政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美国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鞑靼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内的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权的地区。鞑靼斯坦在苏联解体后,分离主义势力膨胀,其官方语言鞑靼语本来使用西里尔字母书写,2000年起改用拉丁字母。俄罗斯政府要求鞑靼语采用西里尔字母,但遭到鞑靼斯坦政府强烈反对。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鞑靼斯坦和乌德穆尔特都有使用。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邻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布里亚特语的战略地位也在提升。因此,出于政治和经济因素考虑,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学习俄罗斯境内的民族语言和跨境语言了解各共和国的动态。虽然这些语言的教学才刚刚起步,学习者还非常少,但可以从关键语种的变化观察美国战略的动向。

结语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这个国家真正拥有无可匹敌的霸权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对其他国家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包括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历史和政治体系、经济和人口状况。美国通过实施语言和文化战略创造了诸多智库,这些智库拥有擅长外语、对历史敏感以及能深入了解外国社会的学者、研究者和学生,政策决策者能够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他们自身甚至也能成为决策者。因此,不了解对象国的语言,区域研究很难开展。正如美国学者阿兰·坦斯曼和日本学者中村光男所称,区域研究者必须具备当地语言能力,能运用方言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用当地语言完成第一手资料和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因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和区域研究专家应携手研究外语教育和区域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内容。

此外,有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及俄语教育正在衰落。美国学者彼得·拉特兰通过对1991年以来美国公开发表的俄罗斯政治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对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主要议题的总结和评价发现,这20多年间,俄罗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声望日渐衰落。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资金削减,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科学更倾向于数理分析,国别研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此外,俄罗斯转型与西方的预期和希望不符,也减弱了美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研究的兴趣。这是导致俄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下滑的主因。而实际上,根据我们对美国语言政策的分析,在美俄关系变化的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语言战略进行了调整。冷战期间,美国的语言战略主要培养的是俄语人才,是了解“敌人”的手段。冷战后,美国的语言战略手段多样,内容不断丰富,特别表现在关键语种的灵活认定上,掌握东欧、东南欧、中亚及俄罗斯联邦内各共和国地区的语言成为美国了解俄罗斯和保障美国在欧洲利益的重要途径。再以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为例,美国的关键语言列表中不仅包含汉语普通话,还包含粤语、闽南语、吴方言、赣方言、藏语和维吾尔语。这表明,在全球化加速背景下,只学习一国的官方语言已经远远不够,语言学习还要和区域研究充分融合,国家语言战略规划的制定应该细化和制度化。

原标题:美国对苏联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以“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为例

责编:胡玲莉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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