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何有抵御西方价值渗透的免疫力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16/07/15 07:01:01 作者:邹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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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历史上,美国曾试图使用和平演变和高压就范战略来改变中国政体,但均未成功。这其中的深刻原因,不是美国不够努力、策略不得法,而是中国找到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理念、制度和道路具有强大抗压性和生命力,具有抵御西方价值理念渗透的免疫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维持欧洲均势为原则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终结了欧洲对世界的支配地位。美国凭借其长期深耕于美洲大陆的“孤立主义”政策和二战胜利之威,成为远超其他国家实力的新的霸主。美国自确立世界霸主地位后,维护和强化其世界领导权和按照其价值理念塑造世界,一直是其全球战略的核心。虽然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政府更迭不断,但其全球战略始终坚定不移。即使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其世界领导地位受到历史性挑战的今天,奥巴马仍然发出“美国要再领导世界一百年”的誓言。

所谓“布局”一词,是指对事物的全面规划和安排。全球战略布局,即指基于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之目的,对自己所主导、控制和影响的所有战略要素的规划、部署和配置。因此,对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观察,应分析美国为实现其世界领导地位目标所依赖的战略要素在全球的规划和安排。从美国称霸世界的格局和途径看,这些战略要素是力量、制度和价值观。力量是器物、能力,是物质因素;制度是规范、法则,是体制因素;价值观是理念、意识,是精神因素。美国寻求的是力量霸权、制度霸权和价值观霸权,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维一体。力量霸权是基础,属底层霸权,服务于制度霸权和价值观霸权;制度霸权属中层霸权,是力量霸权和价值观霸权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价值观霸权则属高层霸权,是霸权的最高境界。美国是通过力量钳制、制度约束和理念影响这种“三位一体”战略,实现塑造、领导世界和维护国家利益的。 战略力量布局 战略力量是战略的物质基础和支柱,它是以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为依托,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力量的主要体现。军事力量与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战略的基本要素。军事力量既是确立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又是实行战略的主要工具:战略既决定着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性质和方向,又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具体贯彻实施。我们考察美国的战略力量布局,主要分析美国的军事战略布局。

安全格局和威胁来源是美国军事力量建设和部署的出发点。虽然美国在近年来出台的多个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包括恐怖主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多极化趋势对美国造成的冲击和“失败国家”造成的全球性问题等多个威胁来源,但其或明或暗所指的少数大国对其主导的地区和全球安全和秩序的挑战,则是其主要战略安全关切。《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提出,“少数国家寻求修正国际秩序的某些重要方面,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其中,俄罗斯不断显示出不尊重邻国主权、意图使用武力实现目标的迹象,破坏了区域安全”,“中国的行为在亚太制造了紧张”,“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侵略”左右着未来大国关系,“美国与某一大国卷入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虽仍较低但有增加的趋势”。从近年来美国各种国家报告和国会质询所反映的美国认知和定位看,恐怖主义是其直接威胁,俄罗斯是其现实威胁,中国是其战略威胁。

《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提出了三个国家军事目标:一是慑止、拒止和战胜国家对手,即慑止对手对美国和盟国的进攻,拒止对手达成军事目的,在所有领域投送力量打赢国家间的战争,决定性地击败对手;二是破坏、削弱和击败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即对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网络实施打击,击败多个地域的暴力极端主义组织;三是强化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网络,即维护和巩固联盟,拓展伙伴关系。在军事力量运用上,提出的优先任务包括:保持安全可靠和有效可信的核威慑,实施国土军事防御,打败敌人,保持维护稳定的全球存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拒止敌人达成目标,应对危机,开展军事和安全合作等。

美国将军事力量视为捍卫美国国家安全与世界领导地位的支柱,认为如果正确使用武力,美国的安全和领导地位均会得到加强,从而促使美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后盾,适时调整其军事战略并采取相应措施,始终保持着世界上唯一能够发动和维持远距离、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保持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难以与之匹敌的军事优势,并构建了世界上唯一遍布全球战略要地的军事联盟网络。

基于保障本国及盟友安全和军事上控制全球的军事战略之目的,美国将全球分为六个战区,分别为北方战区、南方战区、太平洋战区、欧洲战区、中央战区、非洲战区。北方战区司令部,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战区覆盖北美洲(包括美国本土)和加勒比海;南方战区司令部,总部设在迈阿密,战区覆盖中美洲和南美洲;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总部设在夏威夷,战区覆盖整个太平洋以及大部分印度洋,陆地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大部、大洋洲、南极、俄罗斯中部与远东地区及部分非洲地区;欧洲战区司令部,总部设在德国斯图加特,战区覆盖整个欧洲(包括以色列、黎巴嫩、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海域包括大西洋和地中海;中央战区司令部,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战区覆盖中东(不包括以色列、黎巴嫩、土耳其),中亚,东北非洲(非洲之角),海域包括北部印度洋和波斯湾;非洲战区司令部,总部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战区覆盖整个非洲大陆。美国军事战区几乎覆盖了全球陆域和海域,保持着控制全球所有战略要地、要冲的态势,保证了美军可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在整个美国全球军事布局中,欧洲和亚太无疑是其军事战略重点,为此,美国将大部分军事战略资源配置于这两个地区,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防范、威慑和遏制对其全球战略构成威胁的俄罗斯和中国,从而保障其对欧亚大陆进而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北约是美国二战后在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同盟组织,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冷战时,美国用北约同前苏联进行高强度战略对抗,对促使前苏联瓦解、结束冷战发挥了关键作用。冷战后,美国又用北约作为抓手和推手,围困俄罗斯、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挑起欧洲与俄罗斯的争斗。笔者认为,美国利用北约除了打压、遏制俄罗斯,实现将俄罗斯彻底变成一个地区性国家,使俄不再对其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威胁的目的外,另外一个未引人注意的意图是,用北约这一军事安全组织实现控制和主导欧洲事务,服务于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目的。试想,假如没有北约,美国何以克服欧洲随着形势和格局的演化而可能出现的“离心离德”倾向?何以将广大欧洲国家聚拢团结在美国领导之下,控制和主导欧洲事务?这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初,当欧洲失去前苏联这个战略威胁,北约失去存在动因时,美国极力维护北约存在,并随之违背承诺力促北约东扩,致使俄罗斯反弹,又让欧洲迎来新的地缘威胁,从而佐证北约不仅必须存在,而且需要加强,欧洲必须齐聚于美国主导的北约麾下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种域外大国对域内国家实施“离岸制衡”战略的历史翻版。

美国策动的北约与俄罗斯地缘博弈的战略逻辑是:利用周边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纠葛情怀和现实政治因素,促使这些国家纷纷投入西方国家怀抱,加入北约或成为北约的伙伴,挤压俄罗斯的生存和战略空间,这必然引起俄罗斯的反弹和对抗,加剧这些周边国家对俄威胁的恐慌,他们就更加需要美国保护而加快进入西方体系步伐,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俄罗斯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制措施,从而使欧洲国家与俄进入强度更高的新一轮对抗,使得欧俄对抗陷于恶性循环。无论是前东欧国家纷纷加入北约、波罗的海国家随之效仿跟进,还是格鲁吉亚战争、乌克兰危机,都是美国实施这种地缘战略的步骤,是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一环。

自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与俄罗斯对抗呈上升加剧之势,并体现出一丝冷战的寒意。北约大大加强在东欧针对俄罗斯的前沿军事部署,大幅扩充了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并在东欧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东欧各国纷纷增加了国防预算,扩充了兵力,新增了武器装备并进行部署。就连一向在国防问题上十分谨慎并与俄罗斯交好的德国,也在5月10日宣布新的扩军计划,以“应对当前形势”,这是冷战后德国的首次扩军行动,具有欧俄对抗进入新一阶段的标志性意义。除推动北约东扩外,美国策动北约与俄对抗的另一项重大措施是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实际上是将欧洲绑架在美国战车上,作为同俄进行长期军事对抗的砝码。2016年5月12日,美国宣布在罗马尼亚德韦塞卢空军基地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动,并准备与北约在欧洲的反导系统对接。同时,美国还启动在波兰的第二处反导系统建设,并将于2018年建成。针对美国和北约的行动,俄罗斯毫不示弱,采取包括强化战略核武器发展、加强西部地区军事部署、部署战术核武器、进行针对性军事演习等措施予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甚至多次提及核武器对保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暗示针对北约的安全威胁,俄不惜动用核武器予以应对。由此可见,美国在欧洲以北约为主体的军事布局,发挥着遏制、围困俄罗斯和控制、主导欧洲的双重作用,服务着美国保持和强化世界领导地位的全球战略。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对手无疑是中国。与在欧洲建立的北约这个集体军事同盟体制不同,美国在亚太建立的军事体系构架,对亚太安全秩序的控制,是通过建立和强化双边军事同盟实现的。美国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盟友关系,视为主导亚洲安全秩序的基石,不断深化和升级同这些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在对日军事同盟关系问题上,美国修订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把军事合作范围扩大至全球,并同时重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为减轻自己领导世界的成本,让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不惜纵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让日本通过了“可以对外进行战争”的《新安保法》,默认安倍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从而为日本取得军事大国地位扫清法律障碍。同时,美国提升了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扩展了在当地的军事部署,并频繁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当前,美国在亚太构建军事体系有两个新的举措,一个是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个是军事同盟的多边化。“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在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重心和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和战略态势下,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以维持和强化美国对亚太和世界领导地位的一个重大举措。为配合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将军事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从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数量看,已远超其在欧洲的军力;从武器装备情况看,美国在亚太的部署数量和质量也远超在欧洲的部署;从军演规模和频率看,美军近年来在亚太进行的军演堪比其冷战时期在欧洲的军演。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军事体制构建的一个新动向,是推动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向多边化发展。军事同盟的多边化,更易于美国对亚太的军事安全控制,更易于美国对亚太安全秩序的主导和塑造,因此,推动亚太双边军事同盟的多边化,建立北约版的亚太集体军事同盟组织,是美国塑造新的亚太军事安全体系和秩序的一个重要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寻求这种目标的努力也日益显现,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美国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上,拉近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甚至和印度的多边合作关系,渲染中国威胁、促进达成共识,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推动亚太反导系统的建设,当前以朝鲜核威胁为由力促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就是其构筑多边军事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推手。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萨德”系统固然能对中、远程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威胁中、俄战略力量的有效性,这当然会损害中俄的战略安全,但更为严重的是,“萨德”系统并非一般性质的武器系统,其在韩部署的目的也绝非“防御朝核威胁”那样单纯,其战略意涵远超本身所带来的军事效能,更深层次的是有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因为,如果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那么必然要进入美国从天基到地基的信息系统,也必然要融入美国已与日本建成的反导网络,从而实现信息的链接、融合、共享,形成事实上的作战一体化,这将是美日韩三边军事一体化实际实施的始端。不仅如此,“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将使韩国在军事上开始融入美日体制,美日也趁机在政治安全上拉近与韩关系,使韩国不由自主地走向安全完全依赖于美、同美日协作的道路。在这种大战略背景下,韩日在历史和领土上的争议必然会降调,韩日矛盾也会缓解,东北亚地缘格局也将改变。因此,未来美国必将把更多的国家纳入其亚太反导系统,以此为抓手推动建立多边军事安全同盟体系。 国际制度控制 国际秩序是基于一定世界格局形成的国际行为准则和相应机制,主要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等。美国建立和保持世界霸权的方式和途径与以往历史上的霸权国家有本质不同,以往帝国维系霸权的方式往往是分别直接针对对象国采取单边控制,世界霸权以霸主与诸多国家之间双边的主导与服从关系方式体现。而美国则通过其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和对国际秩序的控制,实现对各国和国际事务的控制与主导。其管控世界的思路不是直接控制某个具体国家,而是通过规则网络控制国与国在政治、军事、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重要领域的行为和交往渠道。因此,美国是一个依靠制度力量维系的“帝国”,或者说美国霸权是一种制度性霸权。

人类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综合国力已成为世界第一,其决策者意识到,体现在规则和秩序原则中的力量最为深刻和持久,而体现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国际制度的确立,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最佳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美国实践这一理念创造了历史机遇,它成功主导创建了新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政治上,创建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国家间行为准则、以联合国为主要组织机构的联合国体制;经济上,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安全上,构建了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的安全体系。

联合国的创建和《联合国宪章》的确定,是以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大西洋宪章》为基础的,体现其对国际秩序以集体安全和大国合作为核心的理念,也反映了美国主导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联合国的诞生,是国际制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战后国际秩序得以重建并延续至今,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美国追求的国际秩序理想变成了现实,代表着美国获得政治霸权地位。

美国在经济领域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后变为“世界贸易组织”)为组织机构,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国经济实力为基础、以西方经济观念为准则的世界经济框架。美国在安全领域组建了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多边军事同盟和其他双边军事同盟的安全机制,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上所构建的组织和体制,形成了新的国际秩序,确立并保障了美国作为世界事务仲裁者、调解者的霸主地位。

人类进入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开始演变,其主要特征是国际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正在发生转折变化,国际机制和规则处于深刻调整期。导致这一结果的动因是全球化、新兴大国崛起、金融危机和新安全问题的产生。

全球化通常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互相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问题越来越需要世界各国协调配合、共同努力,这对国际秩序调整和重塑的观念、方式和结果带来深远影响。

近年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成为打破现有国际格局、促进国际秩序调整的一大动因。在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新兴国家经济则表现强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占据主要地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东移,新兴国家开始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同时,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大幅提升,它们不仅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而且还要改进和完善现有国际体系,这促动国际秩序步入演变期。

金融危机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产生两极分化现象,各国利益和诉求分歧严重,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产生叠加效应,国家内部政治、社会矛盾凸显。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规则和观念受到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权力中心的地位受到削弱,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制面临调整。

21世纪以来,世界产生了新的安全问题,就是恐怖主义的兴盛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在全球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加重分化程度,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不计后果的干预政策,以及文化理念冲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恐怖主义呈井喷之势,成为一个世界性安全问题。恐怖组织不仅向自主化、分散化、多样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而且出现恐怖组织建立了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地面积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和一千多万人口的“伊斯兰国家”的极端现象。此外,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在惠及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网络安全、核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公共卫生安全和跨国犯罪等。这些新出现的世界性安全问题,深刻冲击着人们的安全观念和现有国际安全机制,国际安全机制面临着调整和完善。

在新的世界格局、形势、观念影响下,无论一国或集团力量多强,凭一己之力再也无法或难以解决世界性问题和难题,这对美国以前凭借自身强大实力寻求对国际事务主导和对国际秩序控制的逻辑与实践带来挑战。无论是G20取代G7承担起对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环境、能源等领域的治理角色,美国通过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寻求妥协,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是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核安全、防扩散等安全领域达成一系列协议和安排,都反映了美国必须与他国特别是大国协商并取得妥协,才能重塑国际秩序的现实。

但是,以保持和巩固世界领导地位为其全球战略,并一直保有这个特殊地位也习惯于领导世界的美国,绝不甘心失去或削弱世界领导地位。正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言,“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塑造能够应对当前时代挑战的国际秩序”“唯有如此,才能在二十一世纪更富有成效地推进美国的利益”。因此,在新的战略格局和形势下,美国仍然努力寻求主导国际秩序的调整,维持其制度霸权。美国不仅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保持着强大影响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且仍然把持着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大发言权,并主导了反恐、防扩散和核安全等安全领域协议、安排的达成。为了应对新兴国家对其全球和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挑战,近年来美国以自己的经济理念和标准,推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自贸区协议”(TTIP),覆盖了亚太和欧洲39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近百分之七十的区域,从而将世界主要贸易区均纳入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后,奥巴马发出了“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必须制定这些规则”的心声。

从国家性质(理念、制度、模式)和国家实力这两个对其重塑和主导国际制度和秩序构成挑战的主要因素看,美国的对手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从冷战后美国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的手法看,其主要实施的是西化、遏制和融入战略。西化是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的最高层次战略,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策,这种战略美国付出成本最低而效果最佳。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支持中国和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和所谓“民主力量”的发展,意欲实施所谓“颜色革命”,从内部改变这两个国家的政体,使其实行西方体制,从而将其纳入美国控制和主导的世界体系。在西化中国和俄罗斯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美国就采取了围困、打压所谓遏制战略,意欲破坏、阻止、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削弱和消除其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威胁。美国在亚太实施的“再平衡战略”、提升与亚太盟国军事安全关系、推高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土之争等,在欧洲推动北约不断东扩、部署欧洲反导系统、鼓动邻国与俄交恶、对俄制裁等,都是美国实施这种战略的手段。遏制战略并不能阻止这两个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不能最终解决中俄对美控制和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问题,基于这个现实,在不放弃实施西化和遏制战略的同时,美国又采取了所谓融入战略,即将中国和俄罗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让中俄遵守和服从现有国际制度和秩序,规范和约束中俄行为,不使中俄对美世界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正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言,“敌对国家和政府只有一个选择:遵守国际规范、融入国际大家庭。如果它们拒绝这条道路,它们必将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而蒙受损失,必将更加孤立。”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接触”与“防范”的双重战略,“接触”是为了了解对手并通过与之交往,实施对其西化和融入战略;“防范”是为了阻止、限制对手实力增强和影响力扩大,同时施加压力迫使对手融入西方体制,两者方式途径不同,一手软一手硬,但殊途同归,都是消除或限制中俄对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威胁,实现其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目的。

基于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展预期的不同判断,当前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接触”与“防范”战略侧重点不同,对俄“防范”大于“接触”,对中国则“接触”大于“防范”。虽然俄罗斯拥有广袤的土地和资源,也拥有强大核武库和先进常规战力,但从俄罗斯先天不足的经济发展结构,和相对薄弱的人口资源以及恶劣的周边地缘环境看,俄难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美国重在通过围困、打压等手段,遏制俄罗斯的发展,将其彻底变成一个地区性国家,不再对美构成全球性威胁。但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中国的内在因素决定其发展难以遏制,只从外部进行围困、打压,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将会变成现实。基于这个判断,美国在不放弃西化和遏制战略的同时,对中国更注重实施融入战略,侧重将中国融入其主导的国际体制,约束、限制中国的行为,不使中国的发展对其世界领导地位构成挑战。近年来,美国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在一些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适当增加中国的权力,推出TPP迫使中国被动加入,与中国协商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达成。同时,在国际上要中国成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操控规则解释权和话语权,将中国的合法行为上升到道德领域以降低中国运用实力的合法性,削弱中国对制定和塑造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对中国奉行融入战略的表现。 价值观输出 在全世界推行美式价值观是美国列明的四大国家利益之一,也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自20世纪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以来,一直在以自己的价值理念勾画、塑造着世界,行使对外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行为,维护美国利益。我们考察美国的价值观输出战略,既要看到其源于宗教和哲学的价值理念追求,也要认清其基于谋求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可以说,美国价值观输出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

首先不应否认和忽视的是,美国在全世界捍卫和推行其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所谓“普世价值观”,是源于其植根于骨血的基督教信仰和欧洲先哲思想。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上帝“拣选”了美利坚民族,作为“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美国不仅自己负有建立一个崭新国家为世界树立典范的特殊使命,而且也肩负将自由、民主和平等这些上帝赐予的权利赐予全人类的神圣责任。20世纪初获得世界霸主地位,二战和冷战取得最终胜利和一直保持着世界所向匹敌的实力,使美国对自身制度拥有强烈的道德自信,将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终极的、普世的制度,视为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自二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均把对外推行美式价值观和制度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罗斯福称“民主必将传播开去,取代其他统治人民的方法”;杜鲁门发誓“美国要承担世界的领导责任,不但要为自己也要为全世界人民谋求繁荣和昌盛”;肯尼迪宣告“应让每一个国家明白,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重、克服任何艰难,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尼克松说,如果美国无法发挥作用,“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势力就将威胁到全世界所有的自由与民主的国家”;里根保证美国必将成为“自由的典范”和“希望之光”;小布什将美国的责任定位于“运用自己的道德和物质资源,促进民主与和平”;奥巴马表示,“美国之所以能够从一群处在大不列颠帝国管辖之下的殖民地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因为我们一直忠诚于我们的普世价值”,发誓“将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些普世价值而不懈努力”。

同时,还应当看到美国推行其价值观更有谋求自己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人的思想规范着人的行为,人的价值观决定着人的行为模式。如果他国认同自己的价值理念,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建立同自己一样或相似的社会体系,那么,美国就会保持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他国就更会愿意接受和服从美国的领导,也就更有利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和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向外推行“普世价值观”,让全世界接受其价值理念和实行其民主制度,是美国国家的利益需要。《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的价值观是捍卫国家安全最有力的武器”“美国长期的安全和繁荣依赖于我们坚定捍卫的普世价值”“相对于那些否认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认同和拥护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对美国更友好”“只有为国家安全与普世价值筑造共同的堡垒,我们才能保障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实力,以及对国际制度和秩序的主导权,并借助世界全球化之势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美国拥有的强大物质基础和技术能力,为其价值观的全球推行提供了条件,其主要途径有:通过掌控的全球广播媒介,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通过建立和资助非政府组织,以文化交流方式进行理念渗透;通过文化商品的输出,传播美国生活方式;通过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互联网,建立全球各种媒体网络,进行媒体外交。美国拥有的国际制度和秩序的主导地位,也为美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提供便利。全球化在“普世价值”掩盖下很大程度美国化了:从经济一体化到文化同质化再到政治民主化,最终实现美国所谓的政治全球化。

从国别来看,美国向他国推行其价值理念和民主制度的主要采取和平演变、高压就范和武力入侵等方式。和平演变是一种利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软性手段,对异质国家进行价值理念渗透,从内部培育壮大反对势力,推翻其政权、瓦解其政体,使其实行西方制度的一种战略。前苏联的解体是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最成功战例和最大成果,东欧剧变和中亚“颜色革命”也是美国实施和平演变的结果。在对一国实施和平演变不奏效情况下,美国就会对其实施高压就范战略,即通过对其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等高压手段,对其进行长期围困和压制,促使其政权崩溃或逼其就范。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缅甸实行的政策就是高压就范之策。在和平演变和高压就范均不成功,且战略利益急需或出现有利时机情况下,美国就会采取直接武力入侵的方式,推翻其政权、改变其政体。美国对伊拉克、利比亚、前南联盟的军事入侵,就是这种方式的体现。

历史上,美国曾试图使用和平演变和高压就范战略来改变中国政体,但均未成功。这其中的深刻原因,不是美国不够努力、策略不得法,而是中国找到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理念、制度和道路具有强大抗压性和生命力,具有抵御西方价值理念渗透的免疫力。实践证明,异质国家是否会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渗透、演变和颠覆,不取决于西方国家,而是决定于自己,只要选择好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就能“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原标题:美国的价值观输出与全球战略布局

责编:谭莹莹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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