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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6/07/19 09:27:01 作者:石仲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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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言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提出持久战理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关键词:抗战;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国民党;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根据地;势力;坚持;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能取得胜利有许多重要原因,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异军突起”和强大存在具有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尽管没有领导全国的抗战,但却实实在在地领导了人民武装力量进行的敌后抗战(国民党军队在敌占区的抗战则由政府当局领导和指挥)和解放区战场,并且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推动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起到了牵制、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1941年5月,他在皖南事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①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②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也可采用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的说法。洛川会议《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③尽管这是全面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的要求,但纵观八年抗战历史全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程中践行了这个诺言,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

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核心地位呢?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交互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国内进步力量一起担当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国内政治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华民族有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一)艰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尽管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追捕、屠杀,多年内战,血海深仇,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发表宣言,冀以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企图控制整个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这不仅进一步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而且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异常愤慨,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风暴。这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背景。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还有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明确表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④一年后,1936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⑤。这样,中国共产党已经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

国民党政府对于改变政策实行抗日,却经历了一个十分被迫的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⑥。因此,仍集中数十万军队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但是,工农红军有顽强的生命力,经过极端艰难困苦的长征转战,奇迹般地在陕北落脚生根,形成新的发展局面。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愈益扩大的侵略野心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⑦。这是个认识的进步,但这个变化是不坚定的,政府当局还对所谓的国际调停寄予幻想,并没有作抗日的战略部署和军事行动安排;再则,这时还没有改变要完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既定方针。

真正推动国民党政府实行政策转变的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民意,不顾个人安危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参与谋划“兵谏”事件,但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杨往来频繁,达成了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并派人前往张、杨处帮助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感召下发生的。不仅如此,西安事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下和平解决的。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西安,既与张、杨共商正确处理这一事变的谋略,又面见扣押中的蒋介石,基本上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也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为表达合作抗日诚意,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四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⑧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国共合作条件,从而实实在在地开启了敌对两党捐弃前嫌重新携手,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闸门。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民族矛盾更为突出地上升为主要矛盾。次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并且,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多次主动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案。但是,国民党方面仍以“投降”“收编”的傲慢态度对待历时半年的两党谈判,继续设置障碍,拒绝达成协议。在平津相继失守、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为愈益危急的局势所迫,国民党才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于次日发表谈话,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战争有了全民族抗战的政治保障。

(二)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尽管认为中国抗战是持久战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家认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提出过“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但提出完整的持久战理论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独家创造。

还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到将要进行的抗战形势,就作出了要通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战略估计。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究竟如何发展,中国抗战能否取得胜利,顿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颇有市场,既严重地影响人们对抗战前途的判断,也在部分群体中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言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提出持久战理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包括军事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和自然资源状况,以及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等诸多要素作了精辟分析,充分论证了这场中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的观点。

中国抗战既然是持久战,那么持久战的具体进程怎样?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根据互相矛盾着的上述诸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提出中国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相持阶段将是中国抗战很痛苦的时期,也是抗战最后胜利的“枢纽”。

为了取得中国持久抗战的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在全国的全面抗战进行不到一年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形势变化所作的科学分析,为后来战争的实际发展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解放区战场起了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重大影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对持久战理论颇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三)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是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疯狂掠夺、残暴屠杀的过程,经过揭露和宣传,能成为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是要努力激发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昂扬民族精神,掀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潮。还在华北危机加深之际,共产党员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就创作了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立即成为唤起民族觉醒、激励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后,全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工人群众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工商界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热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在日本侵略军对中国首都南京城残酷地屠杀血洗后,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也到达武汉会商国共合作具体事宜。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领导进步文化人士聚集的第三厅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活动”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向了高潮。抗战宣传周每天有一个主题活动,如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等。第一天活动恰好传来台儿庄战役的捷报,武汉三镇举行10万人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讲解救亡图存道理;还有的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宣传,鼓舞激励士兵们的抗战士气。在卢沟桥事变周年的大规模纪念宣传中,“七七献金活动”进一步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潮。“七七献金活动”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募钱,而是通过宣传募捐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人们争先恐后到各个献金台献金,除纸币外,还有银元宝、金银首饰等。当时媒体形容人们献金的热情时说:这捐献的不是钱,是中国人对敌军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武汉抗战宣传是全国抗战宣传的一个缩影。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也发动了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为什么只有共产党组织而国民党不组织广泛的抗战宣传活动呢?这就是两条抗战路线对立的实际表现。国民党当局害怕宣传组织起来的群众,危及其统治利益。在武汉抗战宣传周最后一天,当局竟发出假空袭警报驱散准备举行的60万人大游行。

中国共产党主张全民族抗战就必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乃至武装群众。八年抗战,共产党始终坚持全民族抗战立场,利用一切宣传形式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起了巨大指导作用,为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引述毛泽东的话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⑨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进行人民战争,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

正如前面引述毛泽东所讲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抗战要取得胜利、赢得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这个中流砥柱表现在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上,就是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进行人民战争,是发挥中坚作用的一大法宝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抗战立场一致了,都主张全民族抗战,但这不应当成为一个空洞的许诺,而应当通过具体的抗战路线和主张来体现。有没有一个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问题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那段历史的政治是非。

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对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认为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的洛川会议,就是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方针政策。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开始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动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为推动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基础。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⑩共产党主张的人民的全面的战争的思想路线非常鲜明,展示了坚持这条路线抗战必胜的充分自信。

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什么呢?我们承认,战争初期,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调集全国军队,同时在北线和东线战场实行防御战略,抵抗日军进攻,打了一些有巨大影响的战役,比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大会战等,对消灭日军部分有生力量、打破日军速胜战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当局在政治上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对群众的抗日运动有所开放,“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11)。但是,国民党由于阶级立场所使然,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和上述的进步表现;另一方面,只主张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反对武装民众,十分害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越出其所能控制的范围,尤其害怕人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样,政府始终不实行全面抗战路线,而实行史称的片面抗战路线。片面抗战路线批评的不是国民党的抗战立场,而是上述的片面抗战主张和行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虽然打了上述大仗,有的仗如台儿庄战役还打得很惨烈并取得了胜利,这要充分肯定。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不仅那时有一些仗打得不好,军队损失很大;而且到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还出现大溃败。这除了有战略部署不当和战争指挥不力等原因外,不实行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只主张片面抗战,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配合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他们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推进民主、改善民生,发展生产,普及文化教育,将一切青壮年男女,在自愿的民主的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自卫军中。其精干力量组织成民兵,逐渐形成地方部队。他们同主力部队一起,分别在所属战区参加作战,对国民党军队予以积极配合;或根据实际情况,抓住有利战机,独立自主地进行作战,从而对抵抗日军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到抗战中后期,尽管日军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但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始终掌握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这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实际上只占领了中国领土的许多点和线,没有真正控制占领区的广大地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最后承担了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的任务。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能迅速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始终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广泛而持久的游击战争,是发挥中坚作用的另一大法宝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实际战斗力出发,从人民战争路线的要求出发,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可以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它将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发挥很大威力。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此作了精辟分析。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又如果中国很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但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那样强大,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却遭到“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因日军强大,其在中国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是,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地方,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同时,由于中国有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根据地的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也发生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超出了战术范围,而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认识。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完全符合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也为后来战争的历史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实际上体现了这个战略思想。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军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经与政府当局商定,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洛川会议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参与的平型关战役取得空前大捷;为了支持华北作战,振奋士气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军队,又积极参加忻口战役。这两个战役的战争实践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所产生的认识变化,使毛泽东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更加全面的科学概括:“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概括既强调了游击战争这个战略基点,又为作战形式的灵活运用指明了方向。它为提升为战略层面的游击战争如何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具体的作战形式留下了广阔空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游击战争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毛泽东说:“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12),是“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13)。在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后,八路军实行大幅度分兵,向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随着游击战争的普遍展开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游击战争就在战略上造成对日、伪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从抗战全局看,它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策应、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这个敌后战场,不仅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钳制大量日军,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兵力转用于防守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稳定中国战场战局,起了重要作用。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

当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历时5个多月。这次战役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获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和公路近2000公里,缴获各种枪炮等大批军用物资,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从战略上讲,它还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对支持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作战,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党政府也电令嘉奖。

但是,就整个抗日战争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方式,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无数次小的战斗,即打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组织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多种形式进行战斗。这样的战斗天天进行,处处发生,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便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1942年,日军用于华北、华中的军队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进攻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的达33.2万人。到1943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0%和伪军的95%。至全民族抗战结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日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毛泽东说:“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14)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为坚持人民战争、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基地,是发挥中坚作用的第三大法宝

在洛川会议上,对我军参加抗战基本任务的规定就有创造根据地,保存和扩大我军这一内容。在山西抗战期间和其后,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地区实行战略展开,在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开辟敌后根据地。因为在敌后作战异常艰难,它脱离了自己的后方,要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而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必须有地方武装、地方政权和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以建立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并取得支持。地形条件一般先以山地为支点,逐步向平原发展。到1938年底,八路军各部先后在日伪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新四军在组建后即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皖南、苏南、皖西、皖中等地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已经升格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互为依存。没有游击战争,根据地无法存在和发展,但没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游击战争就难以长期坚持。为了坚持敌后抗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就是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争取时局好转。同年11月,晋察冀军民在粉碎日军的冬季大“扫荡”过程中,击毙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是年底,晋冀豫根据地发展到北接晋察冀边区,南至黄河,东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的广大地区。冀鲁豫根据地向南发展到陇海路,西北接连晋冀豫根据地,东与山东根据地相邻。晋西北根据地在接连三次粉碎日、伪军的万人大“扫荡”后,发展到大青山以南、汾离公路以北、东至同蒲路、西至黄河边的广大地区。山东根据地建立和发展了冀鲁边、鲁西、鲁中、胶东等根据地,同建立和发展不久的包括苏南、皖南、皖东、豫皖苏、豫鄂边、苏北、皖东北、皖中等华中根据地连接起来。位于腹地的华中在战略上又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创建和发展了琼崖、东江、珠江等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成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载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要求确保占领地区,使其成为支持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扫荡”为主的毁灭性打击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军事压力,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一方面,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大;另一方面,根据地面积缩小,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军民的吃穿等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保障。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战胜困难。对外,通过精兵强军,坚决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积极开展对日、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对内,加强政权建设和增进党政军民团结,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从1943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先后扭转,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是年夏,人民武装力量基本打通从华北到华中的战略联系,两块大根据地连成一片。次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部分沦陷区变成了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遭遇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抗战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得到完全恢复和巩固,而且八路军、新四军通过反攻不断开辟新的解放区。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还有民兵220万人。这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双方的战争,而是牵涉多国关系和多方利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方战略的调整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内两党关系,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随着抗战深入展开,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扑朔迷离。如果说日本政府是企图吞并中国的疯狂侵略者,那么国民党顽固派则可称为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处理不好这内外多方关系,就中国抗战而言,随时都有中途妥协乃至失败和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谁能处理好这诸多关系?只有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特别是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才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战到底,从而对夺取中国抗战胜利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一)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中国抗战形势,对正确把握中国抗战大局、处理两国三方关系,引领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起到了全局性主导作用

国民党政府虽然是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但因为缺乏宏大眼光的政治战略,对于世界大势缺乏科学分析,既不能把握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也拿不出如何领导国内抗战走向胜利的务实谋略主张,因此,对于夺取中国抗战胜利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反而不断制造事端,妨碍抗战的顺利发展。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和高瞻远瞩的大局意识。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使中国抗战不断克服困难乃至危机,向好的方面转化,最后走向胜利。

先看国内关系。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始,尽管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抗日高潮,但是,作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共两党,却不时地“同床异梦”。这两个党,既曾经是结盟同志,又曾经是冤家对头。自1924年大革命以来,两党经历了合作—分裂—再合作的曲折发展过程。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利益高于一切,两党才释开过去的仇怨,重新携起手来。有如前述,由于两党实行不同的抗战路线,在抗战开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内,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之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的进攻,而且自身得到了很大发展。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这必然会反应到现实的两党关系中来。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两党关系的变化异常明显,如一些外国观察家所说:国共两党的蜜月结束了。对于大片国土的丢失,政府当局不感到恐慌和惧怕;但对于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和巨大发展,却忧心如焚,从1939年初开始逐渐转向“溶共”“防共”“限共”。这样,两党关系不断出现紧张局面,乃至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际,又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摩擦。这是整个抗日战争阶段,两党所代表的阶级斗争最激烈并达到白热化的时期。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一度濒于破裂。直至抗战结束,两党关系仍时好时坏。

再看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影响。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抗战形势发生着直接影响。自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中国抗战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在汪精卫1938年12月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日本方面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日蒋谈判通过一些管道秘密进行。二是英、法、美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也影响着中国抗战的走向。在德国没有西进吞并一些西欧国家以前,这几个国家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在1940年夏天日本已暴露了即将入侵南太平洋英美殖民地的野心后,英美政府才放弃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主义”,转而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遏制日本南进。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结果使他顿时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毛泽东描述蒋介石那时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的时候”,“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15)。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的发展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第一次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国共两党合作还是完全分裂,主要是阶级斗争关系。相对地说,矛盾比较单纯些。对处理这样的关系,共产党从没有经验到逐渐地积累了不少经验,基本能够应付了。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积极抗日,把对外的一致性置于对内的矛盾性之上,国共两党关系总的说来是和平相安的,能够团结御敌,共赴国难。但是,在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并且发动反共的武装冲突的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新问题。一方面,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日;另一方面,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困难不在于要不要开展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审时度势,将这两者结合好,有理、有利、有节,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

如果说历史的特殊性和矛盾的复杂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契机,那么经过近20年战斗洗礼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走向成熟,有能力将这种契机转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的考验,是早已走出狭隘圈子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导演过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的大党。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深刻洞察。“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已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日战争大局的发展走势,不仅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没有因两党关系的恶化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累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二)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公约数,增强最大的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

首先,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变化上。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初步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明确地并不断地将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加以区分,使拥护抗战的大资产阶级都能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对最广泛地扩大抗战力量具有重大意义。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之中,首次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区别,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亲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17)。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真正的敌人。

1940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报告指出:以前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可变派,是较好的同盟者。现在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希望祖国复兴者为多,极少数是亲日派,另外的少数很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对于其中的右派也需要某种必要的批评。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分为三派:(1)右派,即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3)顽固派中的左派,也是可变派。他指出: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在军事斗争停止以后主要是批评,也要孤立他们。这与孤立投降派不同,还要团结他们。毛泽东从顽固派中分出可变派,对可变派采取分化和拉拢的办法,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批评。同年12月25日,中央在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还指出: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且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既联合又斗争的一切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的1941年6月下旬,毛泽东进一步阐述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是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所作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采取的正确方针。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这个重大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

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尽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交织在一起,阶级斗争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甚至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中国共产党却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牢牢地把握住了将主要力量放在抗日斗争基点上这个大方向。

其次,还反映在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和不断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上。所谓中间势力是个政治概念,即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持的中间政治立场而言。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它包括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其内涵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土地革命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一部分中间派可能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但整个中间势力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且在抗战时期比土地革命时期宽广得多,在打退反共高潮之后又比在此之前扩大了许多。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1937年11月的报告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认为中央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18)。这样,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在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一是明确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视为与发展进步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逐渐扩大了属于中间势力的对象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间势力增加了若干对象:“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各小党派;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的大部分;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和黄埔生。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19)

在1939年至1941年间,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对象范围,坚持实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在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共同抗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在1940年5月底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时,朱德介绍了争取中间力量的情况。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在抗战中与我们共同对敌。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大的经验,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讲话肯定朱德的意见很对,提出不但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不能把顽固派当汉奸打,不能把中间派当顽固派打。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注意了争取友军、瓦解顽军的工作,使他们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自卫立场表示理解甚至同情,在军事上表示中立不介入,共同把矛头对准日本侵略者。

由于广泛地开展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尽量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20)。这不仅是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整个中国革命经验的一个重要总结。中间派在过去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力量分散,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没有发生重大影响。自此以后,由于共产党的正确的统战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不仅对于调整国共两党关系,而且对于推动全民族共同抗日,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三)深刻分析国民党政府不断变化的对日立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起了督促性主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明确地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不仅为制定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使孤立和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共同抗战的力量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所谓国共两党关系,说到底就是共产党同以当权的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关系。由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在研究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毛泽东总结了共产党10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在制止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事件和打退其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深化和细化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以推动国民党顽固派共同抗日。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一是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如前述,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在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的摩擦和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危机。基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既要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又要竭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抗战局面,争取时局好转。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21)9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这样,“三个坚持、三个反对”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号召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口号。

二是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要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7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就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的不同意义作了具体的分析:(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摩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这是指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的这种多层面的分析是正确的,不仅概括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情况,也为随后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所证实。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三个月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22)这些认识具有思想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是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关系既然是又联合又斗争,那么这个斗争怎么掌握?这既是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门政治艺术。抗战伊始,两党关系良好,这个问题不突出。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逆转倒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在思索这个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就是在反对顽固势力不断制造的摩擦事件中逐步形成的。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事件日益增多。是年5月,毛泽东阐释此前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说: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他们的捣乱给以无情的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他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来第二条,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叫摩擦,人家摩擦来,我们摩擦去,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圣人之言,天经地义,我们一定要摩擦去。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了“摩而不裂”的“有节”思想。他说:对于国民党的破坏性摩擦和武装冲突必须给以坚决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严格站在自己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摩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摩而不裂”。同年12月,毛泽东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他在1940年3月的一个报告中,总结与顽固势力的斗争经验时对这个原则作了深刻阐述,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而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中国共产党的“三有”原则,既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也为争取时局好转,使兄弟虽阋于墙,但能外御其侮,坚持合作抗日,夺取最后胜利确立了准绳。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认识、解读和研究却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热点,在国际上并不时引发争议乃至争端。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对历史的本然能屏蔽、曲解一时,却最终会大白于天下。认识、解读和研究这段悲愤壮烈、刻骨铭心的历史,并不是以发现的这样那样一些表面材料堆积拼凑成新的板块图像,而应当是不断深入揭示其历史发展的本然和所以然。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9月3日的讲话中所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23)这应当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抗日战争何以胜利而不可颠覆的根本所在。70年过去了,历经各种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将铭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它的先进性,带领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在新的征途上去夺取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必将实现复兴强盛的美丽梦想。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责编:房凯元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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