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为什么说张国焘败局由此而定?
来源:司马南微博 2016/09/19 09:27:51 作者:司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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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次会议,就是在这个小关帝庙里召开的会议。非常庆幸的是,八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够拍到这个会议真实的旧址。尽管周围已经搞了一些轰轰烈烈的纪念馆样的建筑,毕竟这个小庙部分还在。两河口会议会址位于小金县城北70公里两河口镇的关帝庙,据称主体建筑已毁无存,现仅余后部马房。这个马房也很珍贵啊!

这几个字是从毛主席的手写体当中挑拣出来的。中国的书法不仅要看字法,而且要看章法,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编排中就有不同的表现,尽管这几个字都是毛泽东的手书,但放在一起,相当别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两河口会议,毛主席的印象很深刻,他后来在斯诺谈到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明确地讲,那1935年和张国焘斗争的那个时间。两河口会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斗争。

尽管这个小庙看上去不起眼,斑驳陈旧,而且它的体量比起我们想象要小得多。但它毕竟是真实的开会的地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反对那些对共产党实行斩草除根,心怀叵测者搞的那种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那种好心的、善意的、死要面子的动机之下搞的那种历史虚无主义。重走长征路的途中,我写的某一篇游记,因为对某地对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址搞张冠李戴(尽管是出于发展旅游经济方面的考虑),我的那篇文章被利益攸关方密令封杀了。

党史上关于这个会议基本的情况介绍如下: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统一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等。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强调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在我看来,懋功会师假如不是因为张国焘心里边长出了一个毒汁四溅的虫子,红两大主力会师,由此会开辟一个新境界新局面。站在今天的历史位点上看待八十年前的那场斗争,必须指出,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张国焘“提出了错误的主张”,提出错误主张仅仅是表象,问题实质在于自恃兵强马壮与中央分庭抗礼,直至发展到自立中央。张国焘在讲话中公开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西进方针。他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四川)、康(西康)、新(新疆)大局面的更好条件。”他的说法给会议蒙上一层阴影,给今后党内斗争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之前,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青稞酒。酒桌上推杯换盏,但无法掩饰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复杂艰辛。张国焘找到周恩来探底,得知中央红军只剩下2万多人的时候,他心底的那颗毒汁四溅的虫子破茧而出了。张国焘从上海带到鄂豫皖又带到懋功、两河口的陈昌浩,忠实地帮助张国焘打探虚实。他与张闻天都是莫斯科留学回来的,畅叙旧谊,好不亲热,但张问到四方面军的现有兵力、装备和今后的打算时,陈却闪烁其词,怎么也不肯吐露真情。张国焘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一则自己的兵力至少五倍于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会师的时候,尽管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尽自己所能表现出了由衷的热烈,他觉得对他的拥戴和恭维不够;二则他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自己当山大王思想袭上心来挥之不去,并在行为中流露无遗;三则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想退回川西北……张国焘和朱德比较谈得来,他找到朱德彻夜长谈,想争取老总,毛主席也找到张国焘长谈,推心置腹,张国焘虚与委蛇不讲真话。假如仅仅是认识问题,这事情相对容易解决,张闻天是笔杆子,善于笔墨文章,一篇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文章,油印在《前进报》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语重心长。张闻天从“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到“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再到“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旁征博引,道理说得很充分,但是一个组织内部一旦出现了紊乱,有认识、利益、宗派、山头等诸多因素搅在一起,不是什么讲道理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一点,直到今天,很多书生依然不懂。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为了这个而召开的,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遵义会议。也就是说,在整个红军长征途中,如果举一个最重要的会议,大家都会说遵义会议,但是如果仅次于遵义会议是哪个会议呢?人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党史专家倾向于认为,这个两河口会议是仅次于遵义会议的最重要的会议。

今天的两河口会址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赶到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山上很冷,我赶紧补穿了一件厚衣服。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担任记录,王首道也参加了会议的秘书工作。刘英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身份,协助张闻天同志工作,相当于总书记的秘书,大家有意要成全这一对。会议侧重讨论两军会师之后的战略问题,说白了,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来讨论,从战略上讲这是关系向北还是向南问题,亦即中央服从张国涛,还是张国焘服从中央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就是由哪个部队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问题。头脑简单的人往往以为讨论的那个问题便是那个问题,头脑稍稍复杂的人能够理解,讨论的这个问题,往往另有一个深层的问题,看到哪一层,这要看你的思维力领悟力观察力。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做报告,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标准:主力会师之后,到底在什么地方创建新的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他说,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具有上述优良条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并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那段时间,很多党内同志批评恩来同志的调和主义,但在两河口会议上最关键时刻,恩来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恩来同志的这番讲话好比是一部宪法的序言,定下了总的原则和调子。毛主席同意附和恩来同志的意见,这本来就是他们几个人的共同的意见。毛主席补充几个具体问题:(1)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2)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3)他要求“四方面军作出解释,他们是打成都”;(4)强调应迅速北出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5)宜速不宜迟,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6)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解决。有意保存自己实力的张国焘当然不愿意承担打松潘任务,一方面,他心里也有些怵胡宗南,另一方面,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实力受损失,但此时又不好公开反对,因其他同志在发言中纷纷赞同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只好三纸无驴,不阴不阳,不紧不慢,带着大家在套话之中兜圈子。他摆出各种困难,吱吱呜呜地反对北上,理由无非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由于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意见,他最后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看透了张国焘的心理,很耐心很诚恳的讲道理,说得他理屈词穷、最后也同意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攻打松潘。

这里便是张国焘。张国焘这时的准确身份应该是“中央代表”,即中央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代表。“中央代表”在中央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并不代表中央,而只代表他个人。这时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个人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会上他讲不出多少道理,但8万兵力在衣衫褴褛的红一方面军面前,已让他觉得心里有底,故而强辩。让张国焘沮丧的是,在出席会议的十六人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等,他基本上是一个孤家寡人。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应该无条件服从中央决议。如果这么做,他便不是张国焘了。

在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后边的小山丘上,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之间飘着五星红旗。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还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文章由张闻天执笔,但反映的是大家的共同意见。这个张国焘后来果然采取了分裂红军的行动,南下过程当中部队损失过半,张国焘不得不回到延安,中央给了他一个合适的位子,让他担任副主席,他又负气出走,当了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最后冻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之后,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是他晚年写的那部口述历史《我的回忆》,谈到两河口会议时,他不得不承认:“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我们今天的词,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的表现分明是跟党分庭抗礼,伸手要权要官,表现出了浓厚的军阀习气和个人野心。有同志主张削了他的权,很显然,这是一种政治义愤,但高瞻远瞩又审时度势的毛主席不同意这样做,他从大局着眼,拟仁至义尽宽宏大量,经与朱德、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政治局同志商量,大家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商定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国焘来了一个当仁不让, 却又攻击这个决定是出自“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

今天,在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后边的小山丘上有一些著名将帅的雕像。这横刀立马者,便是毛主席写诗赞誉过彭德怀。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搞了一些小动作来拉拢彭德怀,又送吃的又送银元,派人来搞一些吹吹拍拍的小动作。彭德怀为人耿直刚烈,当然不吃这一套,并把这一套汇报给了中央,引起了中央的警惕。

当时张国焘努力要拉拢的另外一位,便是红一军团长林彪。林彪对他那种两面派的作风早就看不惯,当然也不会上他的当。仔细端详林彪的雕像,总觉得这手艺差点意思。

杨尚昆是张国焘的俄国同学,据杨尚昆回忆,博古(秦邦宪)曾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这无非是一个比喻,但是张国焘受不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资格老,他资格的确是很老,他是中共的一大的召集人,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委托召集中共一大,当时的红军队伍当中,只有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参加过中共一大, 毛是湖南代表,张国焘也是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的,称他是乡巴佬。盛气凌人,自恃才高,又兵强马壮的张国焘犯了一个天下大忌,一竿子打翻了全船的人,竟然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他跳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张国焘情急之下肆无忌惮地攻击许多同志。杨尚昆还说,张国焘还在四方面军高干会议上攻击周恩来,攻击朱德,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要重新开会……张国焘有没有实力?有实力。但他把八万人马看作是自己的财富,忘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试图以枪来指挥党,两河口会议之后策略上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给后来者敲响了警钟,奈何许多人依然在步张国焘的后尘。

两河口会议会址群山之间,有一尊巨大的毛主席的雕像,这尊雕像与山上其他的那些红军首长的雕像很明显,不是出自同一群艺术家。后来得知,这尊毛主席的雕像是是从某兵工厂那里请来的,雕像上的毛主席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最具神采的造型。

山上的岩石和泥土近距离拍摄是这样的。

纪念馆的墙体与国旗。

看见我对着镜头不断在说话,大约是觉得很好玩儿,蹦蹦跳跳在我们旁边的一个藏族小姑娘。

原标题:仅次于遵义会议的是哪次会议?为什么说张国焘败局由此而定?(重走长征路第27篇)

责编:许舒琦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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