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向中国渗透“意识形态”的政治革命
来源:清哲木观察 2016/10/11 15:44:26 作者:清哲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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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从台湾、香港民主进程演变来看,美国的软力量,并非简单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力,而是通过境外组织、培训、动员和大众传媒塑造关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符号或图像,让其他国家民族从心理上、文化上主动认同,继而达到操纵他者,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能力。

美国民主政治的根源与利弊

美国是一个人造国家,是通过独立战争,由13个前英国殖民地组合而成。美国继承了欧洲的文化,同时又成为启蒙思想和基督教新教中的清教思想的实践地。在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中美国制度最大的优越点是自由。自由的人们组成国家,再由自由的国家组成联邦。应该说,美国一个基于信仰和契约而组成的自由国家的联盟。

由于13个前殖民地本来就没有强权,美国人不希望政府过于庞大和强势,不希望政府过多干预公民的事务,包括过多地给予公民福利和救助。美国人的这些实践,给自由主义提供了依据。

美国总统大选,原则上它允许“新鲜血液”流入总统竞选过程,譬如奥巴马就是一个例子,它给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对平等的机会。这也就是被人津津乐道的“美式民主”机会法则。美国选举最大的好处就是,预选制更多地体现了选民意愿,削弱了党魁和职业政客对提名的垄断,有利于吸收更多的选民参与提名过程,因而更加民主些。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反面性,美式民主再完全也有其阴暗的一面。在民主政治外衣下,美国的选举政治活动离不开钱,竞选也不例外。从租赁竞选总部办公室、发放员工薪水,到制作投放电视广告、印刷派发传单、以及四处走访选民发表演讲,无一不需要花钱。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在民主党初选中败北的希拉里·克林顿,因为竞选而欠下了大约2千万美元的债务。另据统计,在参加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候选人中,有将近五百人处于负债竞选的状态。为了筹集竞选资金,候选人不得不绞尽脑汁,而政治献金也成了选举过程中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反过来说,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一部与金权政治反复拉锯斗争的历史。

美国民主体制最主要的问题是,它过度强调分权,因而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施政效率。第二个问题,在于金钱政治的权重太大。但是,美国大选候选人的竞选经费来自几个不同的途径,包括公共竞选基金、个人捐款、企业的资助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投入。虽然种类繁多,但这些竞选经费都是来自自愿捐款,而且都要受到严格的监管,纳税人不用为大选耗费一分一毫。

大选为美国选民创造了甄别未来总统优劣的机会

民主选举是现代美国的政治观念中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一个成功的选举,必须要最大化的覆盖全美,影响尽可能多的美国民众。有民众充分参与的全国性选举,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美国未来四年里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的稳定。因此,竞选经费除了成就竞选本身之外,还成了接下来四年美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份保单。

此外,被选举出的美国总统将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国家的首脑,领导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个角度看,再充分繁琐的甄别也不为过。两位候选人和搭档马不停蹄在全美奔波造势,辩论一场接一场,民调一个又一个。其实,两党大部分选民心中早有所属。对那些比例甚高、没有党派和未做决定的选民来说,谁更有亲和力、谁更了解选民需求才是关键。但是,美国大选从根本上来说只是有钱人游戏,选举变成富人游戏。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公开秘密》网站披露,奥巴马为选举烧掉3.45亿美元,罗姆尼2.29亿美元。

美国的大选一直向世界扮演民主政治的吸引力,美国也籍此向世界营销“美式大选”,随着中西文化不断的交汇,美国推销的民主是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起打包给“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一个营销模式;美国这些年,通过一系列的媒介形式在美国全球化战略中扮演着向世界传递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角色,在全球范围内构筑起新一轮的“文化霸权”。

美国输入美国大选文化,主要通过文化传播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美国借助一切媒介工具在跨国文化传播中向其他国家大力灌输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譬如,美国电影以汹涌之势席卷世界电影市场,使其他国家的民族电影和传统文化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些投资巨大、制作精良的电影背后其实潜隐着美国文化渗透和侵略的意图,美国的“文化霸权”已经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全球化”最终将演变成“美国化”。

台湾大选模式是美国营销的成功范本

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美国民主价值观由国家政治走向“商品化”的营销模式;最成功的经验和实践地就是中国的台湾和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台湾地区完成了所谓的“民主转型”。纵观半个多世纪来的美国对台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推动和扶持下的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民主改造台湾”的设想从酝酿到最终确立、70-80年代促进台湾“民主化”的努力从付诸实施到逐渐明朗化,到90年代以后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鼓励和维护台湾的“民主制度”并发挥台湾“民主制度”对中国大陆的样板作用。

就台湾而言,其民主进程不过是美式民主的舶来品,一种依附于美国的民主。从美国来讲,扶持台湾实现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为了其“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的目的。换言之,美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其真实意图在于台湾可以作为“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的跳板与前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如“选举政治”、统“独”纷争等,这可以理解为美国民主对台湾侵略的胜利。

在国际关系中,“价值观扩张”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美国正以自己民主价值观,作为一种扩张和渗透战略组成部分,极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 美国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扩展的同时,运用强大而系统的物质设施和组织,“在意识形态市场上推销美国”。美国的决策者历来认为,美国的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通过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国的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

美国在营销大选模式上,进行的是一场点滴灌输式的渗透,它结合经济交流,把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必备基础推广,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模式。利用国际文化交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国际文化交流既是促进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各国实现本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国际文化交流的这种功能,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早在1925年,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负责人就向美国政府建议:“通过跨国界的接触和交往,改变人的道德观念,灌输新的、具有世界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他主张有目的地开展“国际知识合作”,“使美国的价值观念得到普遍承认”。

美国民主移植台湾成功后,香港紧接着成为美国“和平演变”的大本营,“美式大选”的营销市场。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的政策日渐清晰。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开始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政治改革及普选等政治事务,国务院、国会、非政府组织在对港民主输出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美国开始不断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舆论等方面加强对香港的影响和渗透,美国政界人物和新闻舆论对个别政治上活跃的香港“民主派”给予扶持。美国名义上声称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但实质上是美国希望像打“台湾牌”那样用“香港牌”来牵制中国,把它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有效途径,香港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新的不稳定因素。

香港作为展示西方价值观念、“民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橱窗”和“样板”,作为对中国大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前沿。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树立的一个民主样板,美国希望把香港塑造成另一个“民主”样板,把“促进香港民主化作为对北京政策的基石”,通过培养、扶植香港的“民主势力”,企图使其能够左右香港的政制发展方向甚至能够入主特区政府,从而使香港成为能够按美国意愿发展的政治“实体”。美国在《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提出,“香港居民同美国人民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要通过努力使香港成为一个展示珍视自由的社会所能够取得的成就的典范”。美国前驻港领事高乐圣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亚洲协会发表讲演时也曾强调“香港是中国未来的一个窗口,是中国大陆发生巨大变化的例子和刺激”美国副财长萨默斯在谈到未来香港经济时毫不隐讳地说:“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未来两种体制的融合中,如果中国的体制更象香港将对有关各方都有利”,当然也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些年,美国营销民主模式,通过非政府组织在对港事务的干预上比以往介入更深。一是提供资金支持。有美国政府背景、从国会获得资金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向香港的政治社团、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如从1996年起,香港职工盟每年向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申请获得拨款5至8万美元,而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款项来自美民主基金会的分配。二是开展专题研究,发表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咨询建议。例如,传统基金会关于香港问题的研究对美国的对港政策有重要影响,许多建议经常为决策机构所采纳,成为美国对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提供能力培训。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类讲座和会议,培养香港反对派的“普选”、“民主”意识和技巧。如民主党曾参加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拨款筹办的“形象建立、演讲技巧及如何面对传媒”的讲座,香港前线曾参加“如何筹款”的讲座。钟庭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也曾接受赞助。

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并设立了年度“民主奖”,1997年将该奖授予香港“民主派”领袖李柱铭。2014年4月,美国“亚洲协会”邀请香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陈方安生和李柱铭访美,出席“香港民主的未来”研讨会并接受彭博社采访,大谈2017年特首普选。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央政府希望“绝对控制”特首选举,避免选民选出“不能接受人士”。“占中”行动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及积极参与“占中”行动的香港公民党主席余若薇,曾多次出席美国国务院辖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在香港所举办或赞助的论坛及活动。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李柱铭、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占中”支持者亦与NE及NDI关系密切。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大选营销正通过民主、自由、公平、文化方式输出,已经形成了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多主体、多层次的复合多元结构。政府主要是白宫、国务院、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白宫、国务院是政策制定者,主要通过高级官员的表态表达意愿;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是政策执行者,通过公开或隐秘活动进行支持;国会是政策和立法的鼓动者,主要在立法、提出议案等方面提供支持;非政府组织是政策推广者,主要通过草根活动进一步向社区、民众纵深发展。三个层次的不同主体之间分工明确、相互支持、鼎力配合,形成了复合多元的工作大选营销格局,并向世界传播它的大选公平性和民主性。

美国大选对中国基层换届选举的影响

每次美国大选都能引起国人的关注,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大选民主示范效应,对中国基层民主政治而言,美国大选带来复杂的影响。所谓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发展、基层民主的推进等,有着广泛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发生并且仍然在继续发生。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上成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大选模式为中国民众参政权开辟了新途径,提高了公民的参与能力,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方式。譬如独立候选人参与基层选举,业委会选举等,

美国在推行民主化时,强调“照搬”美国制度,要求建立“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制度体系,常以此为提供外援、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但这些“高大上”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因此难以成功。如今,美国则将更多精力用在输出“民主的细节”,根据对象国需要制定相应的“民主化援助”计划。例如,近些年印尼、菲律宾先后遭遇海啸台风等天灾袭击,美国恰逢其时地提出“帮助”东南亚国家修建防灾减灾网络,借此推进当地“公民社会”的力量建设;东南亚国家普遍希望扩大对美出口,承接美国产业输出,美国随即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加入关于环保、限制国企、独立工会、跨国争议仲裁等条款,打着帮助对象国提升在美贸易分工地位的旗号输出美国的各项基本经济社会制度。

颠覆性色彩更加隐蔽  

美国向中国输入民主政治革命,颠覆性色彩正一步步的加浓,诱导性、蛊惑性正在增强,手法变得更加隐蔽、复杂,更难以被发现或防范。由于美国民主化的主要对象已转变为一般民众,其具体措施做法开始积极迎合草根民众的不满和需求,如在教育、医疗、收入、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带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倡议、解决方案或援助条件,这些民主化行动很多时候已难以和正常合法的慈善、外交援助、救灾和商业合作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一旦对象国采取强硬手段打击或禁止此类行动,将伤及不少民众的切身利益和感受,遭致反感。由此看来,民主化已经不再是一场“渗透”与“反渗透”斗争,而是美国与当地政府之间争取“民心”的斗争了。

奥巴马连任以来,在推广民主方面相比过去四年更加积极。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美国重拾自信,美国众多非政府组织重新开始活跃。根据美国2013财年预算,美国在全球多数地区的“民主投入”都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在美国的战略重点亚太地区,投入相比2012财年同比增长25%,这足以让“自由之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开辟更多项目了。美国向中国渗透美式民主,从过去的狼来了,逐渐转变为“糖”来了。美国新一轮亚太民主化的典型案例是启动“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2013年12月,奥巴马亲自通过视频讲话的方式启动该计划。“青年领袖”计划堪比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公民社会2.0”计划,将成为美国未来四年民主战略的“标杆项目”。美国在计划书中表示,东盟地区65%以上的民众在35岁以下,均属于计划的覆盖人群。美国将针对其需要提供“领导力培训竞赛”、“赴美留学”、“促进区域内学术交流”、“探索解决地区问题的方案”、“劳动技术和英语培训”及“培训青年志愿者”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借此促进美国加强与东盟的联系。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民主化战略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如今,这些民间精英也想出了一些隐性推广民主化的“新手段”。

“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开展一年多来,媒体上鲜有报道,远没有“公民社会2.0”那般兴师动众,但各项工作却稳步推进。“青年领袖”瞄准青年、草根、中产阶级等未来社会支柱。以往,美国民主化喜欢走“上层路线”,注重培养、影响乃至收买对象国政治精英,培育政治代理人,期望由此类“少数人”推动美国化的内部改革。如今,美国开始将主要目标放在广大青年、草根和中产阶级上,利用各种方式向其输出美式价值观,造就大量欣赏、羡慕美国社会制度和思维模式的普通民众。美国尤其看重城市和中产阶级的作用,认为在未来国际社会中,城市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将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只要美国能在城市治理上掌握一些领先世界的“绝活”,那么美国就仍然能够居高临下的“指导”他国。

可以说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始终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最终目的。他们在国内寻求就代言人,如茅于轼、吴敬琏和厉以宁。不断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强化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传播资本主义的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造成民众对共产党统治的反抗,潜意识的在中国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帮助美国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从台湾、香港民主进程演变来看,美国的软力量,并非简单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力,而是通过境外组织、培训、动员和大众传媒塑造关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符号或图像,让其他国家民族从心理上、文化上主动认同,继而达到操纵他者,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能力。

原标题:警惕美国向中国渗透“意识形态”的政治革命

责编:许舒琦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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