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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
余云辉,男,经济学博士,现任中材国际独立董事、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某高校会计系执教5年,1991年至1994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证券行业,拥有15年的证券从业经历,曾担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项目经理、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基金部副总经理、交易总部总经理兼战略合作与并购部总经理、德邦证券常务副总裁、总裁等职务。现为中材国际独立董事、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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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应尽快叫停“金融洋跃进”
来源:察网 2016/10/12 11:44:23 余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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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应尽快叫停“金融洋跃进”

导读: 从美国全球战略布局角度看,美国国家利益的主战场是亚太、是亚太地区的中国、是中国地区的经济与金融领域。中国必须防止央行和证监会的主要官员出现头脑过热,不能搞国际金融“洋跃进”,不能刻意追求人民币特别提款权和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为弥补跨国产业资本的流出而引进国际金融投机资本,不能为掩盖人民币升值的错误而去犯更致命的错误,不能为此放弃资本项目管制,不能为美国实施对华的精准打击而提供各种金融渠道、金融平台和金融炮弹。

余云辉:应尽快叫停“金融洋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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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把中国列为全球头号对手,并把各类武器都对准中国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央行和证监会继续推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自由化,那么,未来等待中国的将是金融悲剧、产业悲剧、社会悲剧、政党悲剧和国家悲剧……

一、索罗斯的烟雾弹

近日,华尔街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警告,我们正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上。他认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可能是中国,制止战争的解决途径是:把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条款权的货币篮子,同时,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即放弃资本项目管制),为中美两大经济体创建“一个有力的链接”。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国家战争机器实际上是控制在以华尔街金融巨头为首的金融、能源和军工等财团手中。索罗斯的战争警告实际上是华尔街发出的战争声音,这将可能转化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行动。中国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显然,根据历史的经验,索罗斯已经看到了中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必然性,同时,也看到了美国对华动武的可能性。但是,索罗斯以他惯用的瞒天过海的手法提供了一个中国主动发动战争的错误逻辑,其实,这是华尔街惯用的烟雾弹。这是因为:(1)索罗斯认为,如果中国经济持续衰退,中国很可能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个判断根本站不住脚。中国从来没有采取过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经济矛盾的先例,更何况,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战争就意味着对美战争。对美战争怎么可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呢?(2)根据索罗斯的建议,美国应当作出“重大让步”,把人民币纳入SDR的货币篮子,通过推动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壮大,缓解中国的国内矛盾,制止中国发动对外战争。这一点同样站不住脚。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并将60%以上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亚太地区,显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防止中国成为挑战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者。在此背景下,美国怎么可能大发慈悲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摆脱困境、最终成为美国全球霸主的挑战者呢?可见,索罗斯只是代表华尔街拉响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警报,却故意隐瞒了中美战争的逻辑和真相。

二、美国发动对华攻击的推演

华尔街,除了追求财富增值的欲望是真实的之外,其它的一切陈述都可能是谎言。在此,我们需要穿透索罗斯抛出的语言迷雾,看清华尔街金融寡头的真实意图,并按照站得住脚的逻辑过程推演出中美战争的步骤和场景,以便于中国提前布局,防范于未然。

中美之间能否爆发战争?在什么时间爆发战争?战争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这是我们重新解读索罗斯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论”的关键。

战争,必须有战争的逻辑。但是,战争逻辑往往表现为虚假的烟雾弹和真实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兵者,诡道也”。只要能够实现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和金融掠夺目标,战争形态既可以表现为军事对抗,也可以表现为毁灭性的“网络攻击”和“金融攻击”,或者三者同时进行。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是抑制中国形成挑战美国的能力,特别是要解除中国挑战美国全球金融霸主地位的金融能力;美国的金融掠夺目标是掏空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储蓄财富以及对应的外汇储备,同时摧毁人民币国际化的物质基础。

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认为,一战和二战的战争形式不再可能带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的对抗不可能构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形态,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仍然会以其它形态表现出来,而击垮战略对手的武器可能是思想、文化、舆论、互联网、汇率、利率、能源、粮食、转基因食品等工具。这些武器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综合使用。

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新型的战争武器具有类似于核打击的威力,前苏联的解体便是真实的案例。

美国对华的战略围剿和战略打击不会简单地重复瓦解前苏联的路径,但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致命性打击方案一定会体现以下原则:(1)战略利益最大化原则。美国的最大利益在于美元、在于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因此,一切挑战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国家和货币必然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目前,美国的头号敌人就是中国。(2)现实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国拥有50万亿的储蓄存款和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美国金融巨头的现实利益。(3)发挥美国最大优势原则。在美国战略武器库中,目前唯一可以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的武器不是核弹头,而是金融和美元。(4)打击对手最薄弱环节原则。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不在军事领域,而在金融经济领域。美元资本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即: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5)选择对方堡垒内部美国代理人最集中的领域,一点带面,全面打击原则。美国已经完成对中国经济金融界的理论洗脑。这里是美国利益代理人最集中的领域。他们是美元的逐利者,也是美国的思想俘虏和利益代言人。中国央行的问题尤其突出。可以设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百团大战的前线总指挥不是彭德怀而是汪精卫,那么,日本皇军还有失败的可能吗?

从美国全球战略布局角度看,美国导演的乌克兰危机仅仅是为了同时牵制着北约国家和俄罗斯,那里上演的仅仅是武器秀;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主战场是亚太、是亚太地区的中国、是中国地区的经济与金融领域。美国要获取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形成的国民财富,同时,摧毁中国挑战美国和美元的经济基础。必须认识到,美国近期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互联网攻击属于战略试探和战略测试,最终都将服务于美国的金融攻击。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对华作战原则。

在索罗斯等华尔街巨头的操纵之下,“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会给中国递送一个插满野玫瑰的花篮,让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然后,以此来换取华尔街展开对华金融攻击的核按钮。

历史可以总结,但未来只能描述。如果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接受了索罗斯的解决方案,那么,中美之间的金融博弈与战争冲突极有可能按照以下的步骤而展开:

第一阶段,美国做出“重大让步”

在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操纵下,美国政府做出所谓的“重大让步”,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第二阶段,中国放弃资本项目管制,推行人民币自由兑换

为了回应美国的“重大让步”,中国央行必须承诺人民币自由兑换。接受了美国理论洗脑的央行领导会积极游说中央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比如,进一步扩大沪港通、深港通和境内外基金相互承认的额度,进一步扩大海外资金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额度,等等。在此过程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继续对中国政府实行威逼和利诱。

中国一旦放松或者放弃资本项目的管制,那么,华尔街资本可以自由地兑换人民币投资于国内的股市、债市和指数期货市场。由此,借助美联储的美元印钞机,华尔街金融财团可以轻松地“以市场化手段”掌控中国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定价权。海外资本可以通过美元资本优势、金融产品优势和金融技术优势,把中国企业和居民的银行储蓄吸引到资本市场,然后通过资本市场的上下大幅波动再把这些储蓄转变为跨国资本的利润,最终完成对中国的国民财富的转移和洗劫。这是由华尔街为首的跨国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其实,人民币汇率实行单边升值的政策,已经引来海外美元的狂潮并挣得盆满钵满。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5年底的6000亿美元到2014年底将近4万亿美元,增长了将近7倍,其中,潜伏入境的热钱预计超过1万亿美元。

第三阶段,引爆金融经济危机

只要中国放弃资本项目管制,那么,以华尔街为首的国际资本可以联手起来进一步推高人民币汇率,拉升中国的股市和债市,然后,反手做空中国,引爆金融危机。索罗斯倡导的“刺激反射理论”可以再次应用于掠夺中国百姓的财富之上。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存在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

截止2015年一季度末,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包括金融类直接投资)净余额是1.9万亿美元;此外,专家推算,国际热钱预计在1万亿美元左右。二者之和大约2.9万亿美元。假如这2.9万亿美元的资本多年来在中国累计取得了50%的收益(实际上外资在华的累计收益率远不止50%),那么,美元资本的累计利润在1.5万亿美元以上。因此,外资的本金加盈利之和已经超过4.5万亿美元。

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是3.73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大约8955万亿美元外债,而且69.4%属于短期外债)。中国外汇储备减去美元外债后的余额是2.83万亿美元,而外资本金加盈利之和超过4.5万亿美元。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如果中国放弃资本项目管制,一旦资本集中外流,那么,中国将出现严重的兑付危机,并瞬间摧毁人民币信誉,使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笑话。

陈云曾把货币比作“笼中老虎”,老虎是会吃人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属于“笼中洋老虎”。中国“笼中洋老虎”已经大到了足够吃人的程度。管住“洋老虎”的笼子就是资本项目管制,就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

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情况下,华尔街资本可以动用美国的“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之间的巧妙组合(即美国在全球攻城略地的“魔鬼三角阵”),通过放大中国国内的经济、金融和社会危机,甚至制造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外交冲突和军事冲突,促使海外投资者把他们在中国国内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兑换成美元,离开中国;同时,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和居民也可以通过抛售股票和债券,并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流到境外,进入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

美国的资本力量、网络力量和军事力量对中国发动致命打击的时间窗应该就在于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后的某个时点上。可以断言,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全部对外开放,美元资本和美国的战争机器可以像驱赶羊群一样驱赶着中国国内的银行储蓄资产,驱赶着国内的资金流和外汇流,并主宰着国内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波动,那么,美国以互联网、经济金融和军事为综合手段的对华战争就一定会降临。具有战争一样破坏力的网络攻击、金融攻击和军事攻击必然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金融大跃进”,没有人民币自由兑换,就没有美国的对华攻击和对华战争。正如,对大象而言,没有象牙就没有杀害,而不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当人民币汇率处于高估的价位并已经基本摧毁的中国的出口产业、当社会资本逃离了实体经济而进入资本市场并把金融指数推高到危险的位置、当证监会和人民银行对外开放的资本项目吸引了足够多的境外热钱足够做空中国、当央行把个人跨境投资业务和非居民在本国资本市场的投融资业务进行了大尺度的开放,当这些指标一旦同时达到,这就意味着美国对华攻击到了扣动扳机的时刻。把中国经济金融的现实状况和政策走势与上述条件相比较,美国扣动扳机的时刻正在逼近。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民币汇率必将暴跌,一大批美元负债企业将倒闭,股市和债市将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中国进口的石油、原材料、粮食等价格将快速飙升,国内恶性通货膨胀随之出现。此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可能同时爆发。

也许,这个时点也会成为美国发动对华军事打击和颜色革命的时间窗。古人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娇,自遗其咎”。

第四阶段,美元资本的最终收获期

在美联储可以无限量提供美元纸币的情况下,美元资本的终极追求不是美元,而是自然资源、产业股权、金融机构股权和社会政治控制权。在中国外汇储备被掏空、出现严重的美元兑付危机、进出口企业无法运转、国内经济处于停顿和崩溃的情况下,中国必然需要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这时,美国政府控制下的国际金融机构早已准备好了详细的条件清单:要求中国彻底打开国门,向国际资本交出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制度,给华尔街金融资本绝对自由的掠夺空间。这正是美国政府始终把中国的“开放”与中国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到了这一阶段,华尔街资本已经彻底掏空中国并绑架了中国。中美两国的经济体之间不仅创建了索罗斯所说的“有力链接”,而且实现了美国对中国经济体的彻底控制。这是资本的时代,这里体现着资本与金融的力量。

在此,索罗斯的财富目的彻底达到了;同时,索罗斯的战争警报也彻底解除了:此时的中国不再是东方的龙,而是重病的虫。中国已无力发动任何战争,哪怕是自卫反击。但是,中美之间的战争仍然可能发生。与索罗斯的战争预言不同的是,发动战争的不是重病中的中国,而可能是落井下石的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日本可以在南海和东海挑起局部战争,潜伏在中国内部的“美国第五纵队”也可以趁机起事与之配合,最终达到瓦解中国的目的。

在美国把中国列为全球头号对手并把各类武器都对准中国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央行和证监会继续推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自由化,那么,未来等待中国的将是金融悲剧、产业悲剧、社会悲剧、政党悲剧和国家悲剧。

三、资本项目管制是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底线

成功的战略需要提前布局,长期守候。华尔街成功的金融投机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杰出的预言家。显然,索罗斯属于其中杰出的一员。

索罗斯不仅富有预见性,而且富有行动力。早在2007年,索罗斯的对冲基金就已经像狼群一样进驻香港,随时准备逐鹿中原。他把SDR作为诱饵,抛给急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央行,然后换取中国放弃资本项目管制。只要中国放弃资本项目管制的最后防线,索罗斯们就可以代替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征服中国、打败中国,续写美国瓦解前苏联之后的又一战例。

如果说,前苏联是美国全球战略下的思想舆论战败国,那么希望中国不要成为美国“魔鬼三角阵”围剿下的金融战败国。

中国必须防止央行和证监会的主要官员出现头脑过热,不能搞国际金融“洋跃进”,不能刻意追求人民币特别提款权和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为弥补跨国产业资本的流出而引进国际金融投机资本,不能为掩盖人民币升值的错误而去犯更致命的错误,不能为此放弃资本项目管制,不能为美国实施对华的精准打击而提供各种金融渠道、金融平台和金融炮弹。中央应该尽快叫停包括沪港通、深港通、境内外投资基金可跨境投资、允许境外资金投资国内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洋跃进”的做法,绝不提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

在中国国内经济、金融和社会等诸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在中国的经济实力、金融势力和军事能力还无法与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相抗衡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管制是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

2015年6月8日

(原题:索罗斯“第三次世界大战论”的解读与推演。作者系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投资银行专家、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延伸阅读: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是击倒中国经济的最后重拳

余云辉2012年7月17日

任何政策建议都隐藏着强烈的利益指向。通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中国本土形成的“三大资本力量”即跨国资本、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当中,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政策建议究竟有利于哪一类资本的扩张、究竟对哪些资本造成伤害?这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对中国经济政治的未来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才是分析问题的关键。只有把握这些要害,才避免被一些弊大于利的“利益光环”、甚至子虚乌有“画饼利益”所误导。如果脱离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继续盲目地推进金融“洋跃进”,那么,可以看到,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是击倒中国经济的最后重拳。

一、主张资本账户开放的利益描绘实属“画饼”

国内外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画饼般的利益:

“画饼”之一:“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国外经济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观点并不成立。真实的情况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对那些金融监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场成熟、拥有资本流向之主导权和资本定价权的国家有利,相反,对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缺乏全球资本定价权和全球资本流向主导权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利的。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产业转型期和调整期、处于经济结构相对脆弱的阶段、或处于大量经济社会矛盾需要化解的时期,那么,资本项目自由化将引诱发达国家各类投机资本的攻击、引发国内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从而导致国内产业能力遭遇破坏、国民财富遭遇洗劫。中国没有发生拉美金融危机、并有效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正是得益于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资本项目管制。因此,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取决于中国本土产业资本的全球竞争能力、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监管水平、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权和货币发行自主权。不具备这些条件,资本账户开放必然产生难以预想的后果。所谓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利益之说,是画饼,更是迷魂药。

“画饼”之二:“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要求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理由之一。因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曾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过重大创伤和洗劫,因此,这一政策主张的鼓吹者不敢过分宣扬“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以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迎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希望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旗之下积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但是,我们需要反问的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与一国货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日本、澳大利亚、巴西、泰国等许多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除了得到经济波动与世界同步的“好处”之外,并没有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国际原油市场的交易货币既不是日元,也不是泰铢,还是美元。试问: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难道中国人可以使用人民币购买中东石油、欧洲设备和日本房产吗?显然还不可能。

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中东、欧洲、亚洲国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币,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原因是:中国持有近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海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到中国自由地兑换成美元。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逻辑:人民币国际化是与资本账户开放(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挂钩、而资本账户开放又是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的,可见,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如果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外汇储备作为前提(当然还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的资本项目开放与之配合),那么,我们需要反问:美元的国际化是跟什么挂钩?是跟英镑挂钩还是跟黄金挂钩?今天美元持有者可以向美联储自由兑换黄金吗?实际上,国际化的美元没有跟任何实物和外汇挂钩。正是由于美元没有跟任何实物和外汇挂钩,才实现了美元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如果美元与黄金挂钩,那么,美元国际化就是假象,实际上不是美元国际化,而是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化、是黄金的国际化,世界货币仍然是黄金本位制。因此,美元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同时,美国主导着全世界各类大宗商品交易(特别是原油交易)对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黄金成为美元纸币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货币。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是基于3.2万亿外汇储备,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假象,本质上还是美元的国际化而非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那些企图以基于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当属国际笑话。遗憾的是,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国际化正是中国央行发布研究报告主张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主要理由。

我们还要认识到,货币互换不应该视同为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人民币与其它国家货币进行货币互换有利于规避汇率波动、便利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值得积极推进,但与人民币自由兑换无关、也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无关。俄罗斯、韩国、巴西、伊朗都可以与中国以及其它国家互换货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卢布、韩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亚尔的国际化呢?显然不是。国际上没有人会因为与别国进行货币互换而兴奋地惊呼本国货币实现国际化,但在中国,这种声音很大。这只能说明中国还不了解世界货币背后的真正内涵和货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和信用前提。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的产业基础、依然缺乏引导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网络、依然缺乏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的全球军事力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货币使用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简单地说,货币到哪里,利益就到哪里,产业竞争力和军事威慑力就应该辐射到哪里。一个被跨国资本主导着国内主要产业部门的中国、一个大部分本土产业资本还缺乏国内竞争力更谈不上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一个汇率走势由美国政府和议会调控的中国、一个货币发行量被美联储间接操纵的中国,一个金融网络还没有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全球的中国,一个军事投射能力还守护不住南海石油资源的中国、一个主流经济专家没有独立思维能力、拿着外国机构的经费或跟着好大喜功的领导瞎起哄的中国,它的货币难道可以启动所谓的国际化吗?既然人民币不具备国际化的基础条件,那么,那些拿着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画饼”来诱导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国内外机构和个人,其目的是什么?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在国内产业领域搞“洋跃进”,损失的只是某些产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搞“洋跃进”,损失的将是整个外汇储备、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执政党的政权。

“画饼”之三: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有利于实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战略”

中国只有三大类企业:外资主导型企业、民资主导型企业和国资主导型企业。外资企业不存在“走出去战略”问题,它们本身就是跨国资本,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支持,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民营资本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没有能力。中国民营企业总体上还处于数量多、规模小、技术创新不足、缺少市场主导能力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阶段”。“山寨”和杀价是民营企业主要的竞争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民营资本与因“开放”所引诱进来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本土展开了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非对称经济战”。这场“非对称经济战”的结局没有悬念:国内民营企业或者被外资收购(如日化、食品、商业流通领域的诸多企业);或者到海外上市加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美元阵营,成为中国经济的买办力量(如新浪、百度、新东方等);最后剩下的就是正在努力成为前者的民营企业,或者破产和逃债。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状况没有乐观的理由,更没有“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实力。当国内民营企业苟延残喘地活着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哪有能力和资金“走出去”沾洋荤?因此,把资本项目自由化跟民营企业“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说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实在牵强附会。

人民币自由兑换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产商的资金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资金“走出去”,并成为高盛、摩根、花旗、汇丰的私人理财客户,但是,这一点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对于第三类国有资本而言,资本项目管制不仅没有影响国有资本“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而且还有利于外汇储备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国有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资金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权基金的投资运作。如果中国企业需要集中资金优势与国际垄断资本展开实力对等的国际竞争,那么,外汇资金必须集中使用,资本项目必须管制。

二、资本项目自由化主张集中出现的背景分析

如果现阶段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不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那么究竟是哪些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国彻底开放资本项目呢?答案是:国际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集团。

资本的特性在于运动,国际资本的特性在于跨国运动,在于通过跨国运动制造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实体经济波动、资本市场波动和汇率利率波动来完成全球财富向资本强势国家集中。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是谋求全球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国际资本运动的结果是瓜分资源、掠夺财富并形成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正是南美洲、东南亚、中东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和美元资本爱恨交加、恨大于爱的原因。资本没有慈悲,资本需要波动、动乱甚至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言是:当巴黎街头血流成河的时候,正是它们播种和收割的季节。

当中国各级政府以开放为旗号、以政绩和GDP为导向疯狂招引国际资本之时,国际资本在九十年代末已经完成了在华的产业布局和主要产业核心环节的控制。2001年之后,跨国资本的目标开始升级为谋求金融机构控制、货币定价权(即人民币汇率)控制和货币发行权控制。人民币的持续被迫升值,吸引着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被迫超量发行。在人民币超量发行并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并没有向海外资本征税以阻止垃圾美元狂潮,而是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剥夺国内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以此维持货币供应量的表面数量平衡,从而将国内企业置于流动性窒息的状态之中。从2008年初开始,民间资金年利率始终高居30%以上,海外资金只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民间放高利贷就可以轻松获利。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一方面,跨国资本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房地产泡沫、民间利率飙升以及资本市场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出口乏力、产业竞争力下降、人民币购买力降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被动提高,人民币显现出严重高估的状况。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汇占款余额是25.36万亿人民币,而外汇储备是3.18万亿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汇率计算,那么,25.36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应该对应4.0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实际外汇储备仅3.18万亿美元),二者相差8453.96亿美元(相当于5.32万亿人民币的潜在亏损)。换句话说,只有人民币贬值到7.9748的水平,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余额才能平衡。显然,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内在需求。

当中国经济增长、贸易状况、经济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都开始走向恶化之时,人民币贬值预期产生了,随之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开始集中爆发。中国央行和世界银行几乎同时分别发布研究报告,内外呼应,极力主张和推动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

在人民币存在高估、外资需要在汇率高位逃离的情况下,中国央行不是顺势大幅贬值人民币,减少账面亏损,而是在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情况下抛售数百亿美元来维持不合理的汇价。中国央行不仅升值积极、贬值消极(从而客观上配合着热钱的套利和撤离),而且在理论上制造舆论,推出了《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等的专题报告,以官方的身份与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战略思路遥相呼应。

美国政府和参议两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银行为什么如此一致地要求中国解除资本项目管制?它们的枪口究竟对准了哪些猎物?答案是复杂的。美国瞄准的猎物既有经济目标,也有政治目标,其中体现着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忍耐、坚持和深谋远虑。

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的跨国垄断资本猎取中国的储蓄财富、外汇储备和国有企业。我们可以设想外汇储备消失、国内储蓄蒸发、国有企业消亡、投机资本横行的乱局吗?只要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跨国资本可以轻松实现上述目标。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二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才能最终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国际资本在中国形成的本金和利润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兑换成美元流到境外,这需要资本账户开放的配合。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

在美国对华施压并实际控制着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必然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控、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进而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资金利率、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经济必然陷入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正是跨国资本施展拳脚的洗劫中国储蓄和外汇储备的时刻。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被跨国资本席卷而去,伴随的是企业倒闭、税收骤降、赤字激增、通胀恶化、民怨四起,大危机爆发了。到这个时刻,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变卖最后的国有企业。世界银行为什么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放在一个报告里?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在中国的经济体里,储蓄是经济体的血液、外汇储备是经济体的肌肉、国有企业是经济体的骨架。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遭遇洗劫,并导致国有企业破产或变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国际资本的巧实力和软实力摧毁了。

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曾经说过:“除了全面战争以外,中苏集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后退:自动让步或内部分裂。前者不太可能并且决定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则值得仔细地研究。”其实,针对中国和苏联“内部分裂”的方案早已仔细研究完毕:针对苏联的方案已经成功实施,针对中国的方案正在实施之中。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瓦解,那么,跨国资本及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更加稳固。

世行的报告不乏闪光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绿叶和鲜花的堆积是为了隐藏花篮下面的毒刺。

三、中国应该怎么选择?

摩根大通曾经宣称国际资本市场准备了10万亿美元伺机淹没中国。如果没有资本账户管制这一金融防线,那么,不受黄金储备约束的纸币美元必将淹没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元必将打垮弱势的人民币。届时,人民币不仅无法国际化,甚至在中国本土也难有立足之地:人们宁可接受美元而不接受人民币。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溃败的场景将在全中国重演。

也许人们会问:难道中国的央行不会扭转乾坤吗?未免太悲观了吧?是的,千万不要把中国央行的理论素养和操作水平想象得太乐观。仅仅一项汇率改革就引来美元狂潮并导致货币供应结构性失控,外汇占款就挤占了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80%以上,本土经济实体被挤压在不到20%的基础货币投放空间里。今天,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有目共睹,造成这种现状的货币结构性根源一目了然。如果资本项目管制的最后防线拆除了,我们难道还可以指望中国央行等政府机构的官员能够有思路、有能力、有魄力跟海啸般的跨国资本及其背后强大的政府力量搏斗吗?他们能守住中国金融的底线、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吗?我们究竟是相信那么一群立场不明、思路不清、书本模型一堆、实战经验没有、历史知识贫乏而又高高在上的书呆子们,还是相信中国资本项目管制这项制度?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政治大局的选择。

根据“三元悖论”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大目标,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国应该如何“取”和“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必须服从于大众利益和稳定大局,必须兼顾就业、环境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必须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义、制衡、平衡的国家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确保经济自主独立。经济要自主独立,货币政策必须自主独立;没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而且是为政者必须牢记的常识。为此,在上述三大目标中,必须选择和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且把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在第一位。

同时,中国的产业体系已经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受制于出口状况。尽管中央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但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时间,也需要资本投入。为了完成经济结构的平稳调整和产业体系的逐步升级,中国需要维持出口贸易的稳定。这就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相对稳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从中国现实的经济结构出发,必须选择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通过执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来确保汇率稳定。

人民币从“汇改”时的8.11升值到目前的6.30是错误的。人民币应该通过贬值,维持在8.11上下的水平上。人民币只有贬值回到2005年“汇改”之前的水平并保持在此基础之上的汇率稳定,才能重新形成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消除贬值预期,才能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才能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

为了有效地取得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这二大目标,中国只能舍弃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追求,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从现实经济条件出发,中国应该把目前已经过分开放的资本项目重新严格地管理起来。只有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提高资本管制效力,才能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稳定的冲击,才能避免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供应总量和供应结构的干扰,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体所应有的独立自主与平稳发展。

央行报告中把规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资本管制效力下降作为“最终选择”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理由,这是站不住脚的。魔高一尺,应该道高一丈,而不该解除管制、自毁长城。

原标题:余云辉评资本项目自由化:应该尽快叫停“金融洋跃进”

责编:许舒琦 (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hezuo@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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