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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大国崛起的“文化”意义
来源:腾讯思享会 2016/11/25 10:57:46 作者:钱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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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摘要]“文化”在今天已经变质为所谓的“软实力”,“大国”的意义,在于它对人性的塑造与引导,在于强权能够决定未来的世界“文化”将具有什么样的面貌。这种目标,并不蕴含本民族的文化沙文主义,韦伯对于德国文化的不满与批判其实异常尖刻。

[摘要]“文化”在今天已经变质为所谓的“软实力”,“大国”的意义,在于它对人性的塑造与引导,在于强权能够决定未来的世界“文化”将具有什么样的面貌。

本期作者:钱永祥(著名学者、韦伯研究专家)

韦伯所处的时代高度推崇国际竞争与冲突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大国”竞逐军事与经济的优势,几乎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一个大国追求崛起,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并不意外。这种发展,几乎像是物种之间的竞争,用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来描述、解释与评价并不为过。毕竟“国际”一向被视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到今天依然如此,韦伯所处的19世纪末叶自然更适用丛林法则。读韦伯的时候,我们不要忽视了韦伯所处时代的这种高度推崇竞争与冲突的特色。

钱永祥:大国崛起的“文化”意义

德国漫画,德国奥地利被画成英雄般的战士,而他国变成了畸形和恶魔。

但是如蒙森在书中所示,韦伯的大国崛起论述包含着好几个面向。他追求德国的强国地位,当然是基于政治现实,出于他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是因为他深知富强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功能。不过蒙森再三说明,韦伯的民族主义并不单纯以民族的壮大这件事为终极目标。韦伯除了抨击“绝对空洞无物的动物学民族主义”(他指的是种族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之外,也鄙视权力崇拜症,尤其警惕“没有目标的权力政治”。换言之,他并不认同纯粹的权力,更讨厌只知炫耀权力、耀武扬威的强人领袖或强权国家。他严词抨击德皇威廉“政治半吊子”的“个人统治”,抨击当时德国的政治人物与学者,都是因为他们虽然向往德国的强大,却没有认清德国的强大要如何为德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显然,富国强兵对于国家是不是有利,取决于富国强兵之后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这就涉及韦伯如此强烈地关注民族、追求民族的发达所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权力是国家从事“文化任务”的必要工具

在韦伯眼中,民族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文化任务”,而权力乃是从事此项任务的必要工具。民族是一套特定文化——也就是面对世界的特定价值态度——的寄身之所;不同的文化更蕴含了不同的“人格类型”或者说人性理想。这种从文化角度设想国家/民族的观点,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觉得扞格。不过这种文化国家观正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基本思路之一,韦伯出身于历史学派,赓续这种观点不足为异。其实,这种用文化与国史意识界定国家与民族的思考方式(“文化立国”),在中国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国族意识,至今强大不衰,“文明国家”“天下体系”等观点的流行可为佐证。

有意思的是,韦伯一向被誉为德国学术传统从历史主义转向社会科学的转折性人物,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合法暴力的垄断”界定现代国家已经是政治学的常识,可是当他要界定国家的伦理意义时,他却继续发挥德国历史学派文化政治的基本思路。韦伯思想的复杂于此可见一斑。但是这中间的严肃问题,特别是国家的暴力本质与它的文化使命如何兼容,如何维持两者的平衡与互补,而不是坐视暴力吞噬了文化,用文化美化暴力,韦伯显然没有容许我们乐观的答案。若进一步追问,历史主义的文化国家观是不是注定了德国的崛起会带有强烈的“文化特殊主义”倾向,一路对抗西欧的“文明普遍主义”,一如日本崛起时用“超克现代性”奋力对抗西方世界的普遍主义现代性一样,就更需要我们的审慎思考了。

弱小民族因为无须承担强权之恶反而别具文化价值

话说回来,从文化国家论出发,民族主义首先旨在维系本民族的独特人格理想。因此,在一个大国实力角逐而竞争激烈的世界上,德国民族主义追求大国地位,其起码的消极意义在于维系德国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理想人格。

钱永祥:大国崛起的“文化”意义

德版漫画体现了对他国的歧视和对德国的美化。

但是这种目标,并不蕴含本民族的文化沙文主义,韦伯对于德国文化的不满与批判其实异常尖刻。他对于大国的文化任务尚有更积极的理解,这可以分两方面说。首先,他的价值多神论当然包括了文化价值的多元。在他生命后期一篇题为“两种法则之间”的小文章中,韦伯强调弱小民族正是因为无须承担强权之恶,反而别具文化价值,特别是只有小民族才能发展“资产阶级的公民美德”,发展强权大国所无缘的“真正民主”,“还有更为细腻却永恒的各种价值,包括艺文领域的价值”。但是德国这样的强权大国却得对历史负起“受诅咒的”责任与义务,不允许整个世界被(当时)英俄两大强权吞噬,因为全球强权“归根究底就意味着决定未来文化之性格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不经过斗争就在俄国官僚的重重法规和英语‘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之间——可能还穿插一点拉丁民族的‘理智’——被瓜分,未来的世代,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归咎于丹麦人、瑞士人、荷兰人或挪威人。他们会认为我们得负责任”。在另一处他也说到,到了那一天,由于失去了德国的屏障,许多中欧小国的文化也将被消灭。换言之,德国成为大国,加入列强冲突,可以阻止世界归于少数霸权的垄断,也给小民族留下存身的余地。

韦伯对于奋发外向的创业家人格类型推崇备至

在另一方面,韦伯认为德国如果积极投入国际竞争,追求大国地位,对于德国本身的文化“质量”也有积极的意义。从早年开始,韦伯就盼望德国能够摆脱容克地主阶级的政治支配;他认为这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盘踞在德国的领导阶层中,其实造成了德国文化的保守、怠惰与内向的性格,从而注定德国无法成为一个“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一种由自由人在自由制度之下组成的活泼民族,在世界竞争上取得优势。相对于此,德国积极介入大国的竞逐,对外发动经济、商业与军事的扩展,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成熟,取得领导地位,也帮助正在茁壮的工人阶级培养出国家意识,对于德国社会内部的整合、革新与振作都有积极的贡献。

钱永祥:大国崛起的“文化”意义

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喜剧而是悲剧。

实际上,韦伯对于德国资产阶级既有期待,又无比失望。资产阶级的崛起本来应该带出一种创业家的人格类型,奋发外向,按照理性步骤自行克服阻碍,创造条件,从一己的“事业”中寻找生命意义。这种人格类型,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的“志业人”时推崇备至,也为了这种人格类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丧失其原始的“精神”而警惕不已。可是他对于这种人格类型的向往始终不衰,甚至视之为针砭现代文化病症的关键药方。在理想中,德国崛起之后积极介入世界强权政治的角逐,可望提供机会,刺激德国资产阶级发展此种人格类型。但是实际上,经过俾斯麦恩威并济的强人统治,加上工人阶级进逼所引发的恐惧感,德国资产阶级已经软化、矮化,一心依附于威权体制的恩庇护佑。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政治能力与政治企图,无心取代保守旧势力,把自身的阶级利益提升为德国的国家利益,被韦伯痛斥为“政治上不成熟”,令他非常失望,这也是韦伯后来愈发剑走偏锋,寄望于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原因之一。

“大国”的意义在于强权能够决定未来的世界“文化”面貌

韦伯对于文化的“质量”、文化所塑造出的人格类型的关注,在其一生中不曾稍歇。他在1895年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说中就直率地宣称,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并不是人类的幸福或分配的正义,而是未来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我们认为构成了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到了一生最后一篇长文《德国的议会与政府》,结尾处他仍然在关心“他(指理想的政治家)的民族会变成什么样的民族”。在他眼中,德国的崛起与势力的扩张,甚至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主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国家本身获得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利与害,而在于国际形势的转变会促成什么样的文明得势,什么样的人格与文化会取得支配地位。换言之,“大国”的意义,在于它对人性的塑造与引导,在于强权能够决定未来的世界“文化”将具有什么样的面貌。

在今天,韦伯这套说法不再有说服力。蒙森在书中数次严词批评韦伯,指责他的民族主义,指责他轻忽了“权力的魔鬼血统”,指责他的帝国主义思维是“时代的囚徒”,甚至于直接引用纳粹的血腥经验诘问韦伯。在笔者看来,蒙森的批评当然成立,不过韦伯所提的问题——大国的崛起在武力之外、在富与强之外,尚需要反思价值与规范的问题,需要交代自身对于世界秩序、对于其他国家的责任,需要思考这个大国对于人类文明将带来什么积极、进步的理想——都是非常真实而且迫切的问题。韦伯所提供的答案不足,不过他所提出的问题却不可轻忽,在今天尤其如此。

无论如何,虽然韦伯用具有自由主义色调的“文化”价值舒缓大国崛起的风险,可是一种追求文化价值的大国崛起,与只关注扩张势力范围和争夺市场及资源的大国崛起,其间的分野往往十分模糊。在更多的情况里,“文化”(今天已经变质为所谓的“软实力”)被转化成坚船利炮的装饰品。关键所在是,韦伯能赋予他的文化理想什么内容,足以驯服、转化以国家富强为尚的民族主义“权力国家”?

(本文系作者为阎克文译著《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所写的导读,有删减,编辑:陈菲。腾讯思享会获中信出版社授权刊发,文章标题和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钱永祥:大国崛起的“文化”意义

钱永祥,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1983年9月供职于中央研究院,专长为黑格尔哲学、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近年来从事自由主义专题研究和“人民”概念研究。《思想》杂志主编,《台湾社会研究》顾问。

钱永祥:大国崛起的“文化”意义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中信出版社出版。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 1890-1920》是一本史料详实、论述有力的德国政治史。其从经济崛起却政治保守的19世纪末德国讲起,一直叙述到民族复兴焦虑掩盖了魏玛宪制脆弱的“一战”后的德国,几十年间诸多重要的德国政治家如俾斯麦、威廉二世、胡戈·普罗伊斯等轮番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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