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父亲爆出特大新闻,舆论会不会因此反转?
来源:明人明察 2017/04/01 10:44:36 作者:尹国明
字号:AA+

导读: 在舆论上可以把两件事合在一起评判,但在法律上,却涉及不同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一个山东的法学老师的讲课音频在网上流传,其中关于于欢一案的评论,引起很多人的认同和共鸣。因为这个老师的评论逻辑清晰,阐释理性,比较有说服力。

这个法学老师的这段评论,还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

1、苏银霞的丈夫曾是冠县的地税局;领导。

2、苏银霞的丈夫利用职权帮一个国际服装企业划拨了2000亩地,然后又从这2000亩地里面划拨出一小块给苏银霞开办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

3、苏银霞夫妻假借其他公司的名义,大量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高达上亿。

4、苏银霞和她的女儿(于欢的姐姐)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冠县公安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苏的丈夫于西明潜逃在外。

5、苏银霞既是高利贷的受害者,也是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始作俑者。

这些信息,对于欢的案件二审结果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在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二审案件中,法院应该会从态度上认真对待,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排除受到舆论的干扰,对一审判决进行全面的审查,对于欢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以及如何定罪量刑,给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判决。

 

但是这些消息如果属实,对于媒体包装的苏银霞是单纯的受害者和弱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会有很大影响。很多人会认为于欢原来是官二代,于欢的父母因为涉嫌非法集资,损害到很多个家庭的利益。母亲被抓,父亲潜逃被通缉。于欢的父亲还可能涉嫌以权谋私。这些,对于媒体塑造的苏银霞弱者形象,可能会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也不利于这些媒体将这个事件塑造为黄世仁勾结官方欺负良民的形象构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于欢一家的同情分。

这个老师透露的信息,如果属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南方周末》报道所体现的倾向性。南方系等媒体的报道里,只看到于欢母亲,却看不到于欢父亲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奇怪。现在看,这些信息更可能是因为不利于宣传的效果而被记者有意识过滤掉了。

告诉你部分真相,但是不会告诉你全部真相。有时候,精心选择的部分真相,就是假象,会引导你做出一个跟事实真相相离的判断。

山东这个老师提供的消息,有利于我们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以更理性的态度,更全面的看待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法律工作者,永远是群情激昂里的人里面最冷静的一群人。我也认同她的分析,根据判决书上所呈现的证据来看,于欢的行为定性为防卫过当,较为妥当,应该减轻处罚,无期徒刑的量刑确实过重。

 

这个老师在评论于欢案的时候,其实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但是也很容易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我们在对这个案子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的时候,我们所依据的是什么事实?

很多人据以判断的是媒体提供的事实,以为自己从媒体上得到的就是客观事实。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媒体提供的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它只是新闻事实。新闻事实距离客观事实的距离有多远,这个从无穷小到无穷大,都有可能。前者就是一个体现新闻客观性的好报道,后者可能就是一个建立在谣言基础上的假新闻。

同理,法院判决书中呈现的事实,也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事实。

客观事实是不依赖人们的认识的事实真相,是真实发生了的事实。法律真实是法官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所作的合理推断与认定,理论上称之为法律拟制事实。新闻事实,就是媒体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事实的描述和反映。

这三个事实是有区别的,有时候是很大的区别。

客观事实,虽然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是人们想了解和搞清楚的事实。但是客观事实很难还原,准确的说,客观事实是无法还原的,只能接近。

媒体提供的新闻事实和判决书呈现的法律事实,出现冲突时,我们该怎么对待和选择?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于欢案件上要面对的选择。

很多人群情激昂,依据的是媒体提供的事实,而且还是《南方周末》提供的新闻事实。

新闻事实到底真实不真实,距离客观事实有多远。这个要看媒体对待新闻的态度,也要看提供报道的记者的职业态度。如果是一个严肃性的媒体,报道的内容中通过采集不同方面的信息并予以呈现,体现出这个记者和媒体的客观中立的立场,那么这个报道的可信度就比较高。但还有一种媒体,立场先行,在报道中主要呈现一方的观点,那么这个报道,就有很大的倾向性嫌疑,记者的立场并非中立,他的报道也就很难说是客观。

 

恰恰这次积极参与于欢案报道评论的一些媒体,有的多次制造假新闻,有的以擅长标题党误导舆论而知名。最不让人放心的就是他们对待新闻的态度,媒体的公信力因为他们而饱受争议。因为他们有不客观不真实的“前科”,而且有的还是前科累累。

可以说,这次要不是这几个有“态度”媒体转发,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于欢案。但如果不是这几个媒体参与,也没有那么多人第一时间就对媒体提供的事实提出质疑。一些媒体一旦失去了公信力,也会出现类似“塔西佗”陷井那样的信任危机。

著名的“谣言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它(谣言)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还真”的发明人,就是《南方周末》兄弟报纸《南方都市报》原总编辑程益中。有段时间,他们自恃话语权在手,都要给谣言正名了。

《刺死辱母者》的作者、南周的记者王瑞峰,也是有过“故事”的人。在王瑞峰就职《新京报》的时候,他就以一篇《烟台红富士苹果》,称烟台栖霞至招远地区苹果树大量使用药袋,且药袋中使用的农药是国家禁止使用的。因为这篇报道,毒苹果事件一下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也形成了刷屏的轰动效应,享誉大江南北的烟台苹果在舆论中被贴上了毒苹果的标签,有商家立即宣布停止销售,当年这篇报道给烟台果农造成很大损失。但很快就有人就指出这篇报道以偏概全,夸大其词。后来的调查和一些检验证明烟台苹果的有害物并没有超标。有人(北京卜凡)说给王瑞峰电话,王瑞峰承认:他只采访了招远栖霞两地,文中确实以偏概全了,2,他承认只采访了一个果农。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媒体提供的一定不是事实,我只想说,要结合其他人提供的事实,综合分析,不要轻信媒体的报道,舆论喧嚣群情激奋之时,要保持冷静,要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信息混乱,没法判断,就先让各种信息多飞一会。

我们以于欢案为例。

媒体说的杜志浩用极端方式侮辱于欢母亲苏银霞的事实是否存在,这个极端手段是什么,南周的报道没有写,采取了留白的方式引导读者想象,可谓手法巧妙。但是一个叫@自由是美丽的 的微薄账号通过跟评的方式“补足”了这个细节:“由于媒体行业的特殊要求,报道只说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侮辱苏银霞,据向采写此稿的南方周末记者王瑞峰老师求证,得到的答案是:杜志浩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和另十名涉黑男子的面,脱下裤子掏出阴茎,在苏银霞脸上蹭,往她嘴里塞”。

 

正是这个跟评描述的细节刺激了网民的愤怒。这个微博账号是说信息来源于南周的记者王瑞峰,南周和记者都没有辟谣。然而,这个燃爆舆论的关键性细节,在判决书呈现的证据中却没有得到体现。包括,苏银霞的证人证言和于欢的法庭供述,都没有提到过这个极端行为,法院事实认定部分也没有涉及到这个细节。所有庭审参与人以及证人,多人提到了杜志浩当时的行为,说法也基本一致,都是说杜志浩当着苏银霞的面脱下了裤子露出了下体。下体蹭脸塞嘴的情节,到底是当事人开庭的时候都没提,还是提了法院没有认定也没有记录?如果都没有提,是都忘记了(这个可能性基本为零),还是本身就不存在?如果这个情节本身就不存在,那么就存在有人故意制造谣言的问题,那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追究责任。当然,这些需要二审法院给出认定,我们才能更为清晰的结论。

还有一个重要细节,也是引爆网民情绪的一个关键性细节,是出警的民警有没有不作为?是不是如南周报道说的那样,丢下一句话就离开现场?或者如于欢姑姑所说,他们扔下一句话就要走,被她给拦住了?而根据判决书呈现的证据,除了一个叫李忠的,是催债团伙中的一员,在证人证言中提到一句“派出所的民警正准备往外走呢”,其他诉讼参与人和出庭证人,都没有提到民警扔下一句话就要离开。尤其是苏银霞在《关于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杀人情况说明》里,有“110便到其他房间找人问情况,我和我儿子也要跟着出去,他们拦着不让走”。她在法庭上做的证人证言也有:“民警到门厅外面问是怎么回事,我和我儿子当时想跟到门外面去,那些人不让我们出去,就开始在接待室里打我和我儿子,…”。两次说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说民警出去了解情况。这跟于欢的陈述:“这时,派出所的民警到了,派出所的民警劝说别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况了”。也是一致的,都是说民警出去了解情况。通过上述证言和供述内容,可以做出的判断是,苏银霞和于欢均认为当时警察离开房间是去了解情况,并不是要离开现场。他们俩人的说法与于欢一审辩护律师田明也可以相互印证:“警方没有走,整个过程都没走,只是离开那个房间,走到屋外,当时于欢和他的母亲的手机都被收走了,警方可能是到外面寻找报警的人,看是谁报的警,到底看到什么情况了,而于欢则很可能基于错误认识,认为警察走了,他很激动要出走,而这目的又没有实现,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保护”。只是根据于欢的供述情况,于欢当时并没有产生错误认识,认为警察走了。

这些证据呈现出的事实与南周的报道以及于欢姑姑后来的说法形成冲突,这里面也是体现的法律事实与新闻事实的冲突。

这些冲突到底以哪个为准?最终,还是等二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最为审慎。当然,如果你非问我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选择和判断的话,那我认为经过质证的法院判决书上呈现的证据可信度要明显高于媒体的报道和于欢姑姑的说法,这不但是因为判决书中的证人证言是经过法庭质证过的,而且,于欢和他母亲以及他的辩护人的说法,都是认为警察出去了解情况,而且可以互相印证。

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根据南周报道和于欢姑姑的说法,做出了事实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结论。我觉得并不是慎重的做法。

媒体提供的新闻事实和法庭提供的法律事实,在关键性细节方面是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得出的判断,也会相差很大。依据媒体的新闻事实,因为催债人实施了令人发指的侮辱,于欢就有着情绪失控的可能,行为因此更具有可理解性,他的行为就会更接近正当防卫。如果按照法院提供的法律事实,那么于欢距离正当防卫的距离就更远一些,看上去更像防卫过当。

网上针对这个案子争论的很厉害,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各自依据的事实不同,一个依据媒体的新闻事实,一个依据法院的法律事实。

山东那个老师多次提到了媒体的报道,认为媒体的报道并不足以充作法律分析的依据。这个老师更重视的是判决书载明的证据内容,认为判决书呈现的证据比媒体的报道更有参考价值。这个老师的分析依据,是判决书上所呈现的证据的内容,而非《南方周末》记者王瑞峰报道的内容。

我认为这个老师的选择更为专业。因为法院呈现的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都要经过法庭上参与各方的质证。而媒体提供的事实,是建立在一对一采访的基础上,并没有经过这样的质证程序。

但这也只是相比较而言,是目前更为恰当的选择而已,因为一审并不是生效判决,案件已经上诉,已经进入二审程序。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还要经过二审法院的审查。

所以,严谨的法律工作者,都会出言比较谨慎,就是给出自己的分析,也要声明一句,这是建立在目前哪些证据和信息的基础上。

当然也有一些法律专家,比如和南方系立场接近的自由派律师,根据媒体提供的新闻事实,就第一时间给出于欢无罪的肯定结论,这体现的更多是立场,而不是专业性,是战队而不是站对。这样的专家的看法,当笑话看看就好。

个人不太赞同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于欢一定是正当防卫,不这么判,就要上升到政治,就要把个案联系到体制问题和爱不爱国的问题;或者认为因为于欢家人涉嫌非法集资,属于黑吃黑,就认为他的行为与正当防卫没有一点关系。在舆论上可以把两件事合在一起评判,但在法律上,却涉及不同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于欢母亲违法,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如果证据确凿,就让法律制裁她的非法集资的违法行为。她是犯罪嫌疑人,也改变不了是于欢母亲的事实,如果真的在现场当着儿子的面遭受过侮辱,那么于欢的行为就有一定的可宽恕性。当然也有人提出,于欢并没有在他母亲被催债团伙侮辱谩骂的第一时间就站出来保护他母亲,而是在自己被打的时候做出的反击行为,并不能算作为了救母而选择反抗。

原标题:于欢父亲爆出特大新闻,舆论会不会因此反转?

责编:胡玲莉 如涉版权请联系我们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网友评论

评论内容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