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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里的共产党人
来源:世界军事 2017/08/21 10:23:06 作者:沈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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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系其对回国参加北伐的回忆,主要介绍了当时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共产党人在北伐军特别是第2军中的活动情况,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对北伐军的塑造。文章亲切平实,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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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本文作者沈沛霖,又名沈清尘,旅法求学期间参加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归国后参加北伐,解放后曾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及浙江大学教授。本文系其对回国参加北伐的回忆,主要介绍了当时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共产党人在北伐军特别是第2军中的活动情况,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对北伐军的塑造。文章亲切平实,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

持函拜会林伯渠

自1925年下半年起,留法同学中加入团体(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下文CY)的人,陆续都去苏联学习,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了,在法人数大减。当时,由于旅法CY负责人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穆清诸君均已回国或赴苏,团体由方至刚(韩之,湖南临湘人)负责。

民国14年(1925年)夏,广州国民政府建立,随即积极筹备北伐,以消灭军阀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当时,我到法国已经五年多,已获机械工程师学位,经济上也略有积余,就决意归国。于是,我们几个准备回国的同学就找到巴黎支部的方至刚兄,向他表达了归意。方说很好,并马上开具了组织介绍函,嘱咐我们到广州后,可去找团体在穗机构。民国15年(1926年)3月底,我与留法同学吴琪、林祖烈(原注:林祖涵弟弟,CY成员)、顾仑布、江涛、金诒荪等一行,在马赛乘法国邮轮“巴尔加”号离法归国。

我们到广州时,已经是5月初了。我先在同学金诒荪(广东人,家居广州,抗战前曾任南京市公用局科长)家住了一晚。次日,我即持介绍函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拜访林祖涵(即林伯渠)先生。当时是国共合作阶段,林一身兼四职:国民党中央常务执委、常委会秘书、农民部长,同时又是共产党中央的秘书长。我在林的办公室,还遇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原注:国民党中央委员)。她坐在窗前,我还没来得及和她交谈,就听到她惊呼起来:“快来看!东校场正在进行缴械!”后来获知,那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部队对国民党右派,时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的所属武装进行缴械,吴被解除公安局长职务并遭逮捕。这是之前“中山舰事变”的后续问题。

林祖涵见我是留法学生,就对我说:“你的留法同学陈延年同志,现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你可找他。”随即专门给陈写了封信,交我带过去。次日,我即往广东区委办公处去见陈延年,因为是熟人,也就没有多少客套,他知道我在法国时与周恩来很熟,当即告诉我恩来同志亦在广东,任广东区委的军事部长,且他已与邓颖超同志结婚,住在广州××路×号楼上。关于工作安排,陈说:“你初来乍到,可先休息一下再说,工作是一定有得做的。”随后,他将我安排到组织的招待所居住。招待所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距区委办公处很近。同居一室者,有三位四川人:朱代杰、欧阳继修(即阳翰笙)、李民治(即李一氓),皆CP(共产党)成员,都是等待组织安排工作的。不久,朱代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上校主任秘书。总司令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欧阳继修任黄埔军校入伍生团(部)政治部中校主任秘书,李民治任总政治部少校科员。我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教导团党代表办公室中校主任秘书。

周恩来和陈延年

关于我的工作安排,还有一段插曲应叙。我到招待所第二天,就拿着陈延年给我的周恩来在穗地址去找他。周很热情地对我说:“老沈,你来了,很好!”他介绍新婚夫人邓颖超与我认识,邓落落大方与我握手。交谈中,我与周谈到工作问题,周说:“去第6军好了。”并说林祖涵即为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写了介绍信给林。我见还有客人来访,就起身告辞了。再到林祖涵处,林看了周函,委我任第6军政治部宣传科的少校股长。第二天,我去广东区委,将工作安排情况告之陈延年,陈不同意,理由是第6军CP及CY的同志已经很多,去不起什么作用。“你应该做更重要的工作。”陈对我说。他让我安心在招待所等待。

不久,陈决定派我到第2军去工作,以充实组织力量。他写了封信给第2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原注:也是留法同学,在法时,我与他及他的夫人蔡畅均熟悉,至不敲门而入地步,李、蔡在法时曾育有一女,我们都去致贺过),让我带去。我去见李,李表示欢迎,派我到军教导团,任团党代表办公室中校秘书。

等待安排工作期间,我常到周恩来家中。他那里据说也是广东区委机关之一,所以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来访者多半为黄埔师生。当时,周兼职很多,工作很忙,对来访之党内同志的谈话,多利用饭前饭后间隙进行。记得其中一次早上,我去拜访时他正在早餐,他见我到了,就邀共进早餐,边吃边谈,毫无架子。还有一次,我先看到邓颖超,就高声问:“恩来同志在家吗?”邓很警觉地将我拉至旁边一个小会客室里,对我说:“这里人太复杂,讲话要小心些。”当时,国共两党已初露分歧端倪,周恩来兼任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之职已经被解除。蒋又调他任黄埔军校高级班主任,有职无权。但蒋深知周是一难得的干才,仍想驱使他为己所用。所以,北伐前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为总司令,又任命周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为此,蒋曾约周谈话,征求周的意见,但也提出一个条件,要周结束跨党身份,专做国民党员。周很得体地婉拒了,他对蒋说:“我之所以能替校长做一部分工作,正因为我是忠于共产党并忠于国民党的。但我加入共产党在先,如果因为想做总政治部主任而脱离共产党,人家将要耻笑我,说我周某人为做大官而脱离革命,如此我将威信全失,也无法帮助校长了。”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张国焘称其“老成练达,长于思考”。他在广州时生活十分简朴,我去拜访时,见他用的是一个仅有两只抽屉的旧办公桌,坐的是长板凳,睡的是硬板床,蚊帐也是有补丁的,用两根竹竿撑起来。膳食也非常简单,常常一碗光面就对付过去了。他对同志颇为诚恳,毫无架子,在他那里,我结识了许多前来造访的中共干部,如萧楚女、恽代英、张太雷、刘少奇诸君,而其中印象最深者,乃萧楚女、恽代英。

从教导团到第6

国民革命军第2军前身是谭延闽的建国湘军。“中山舰事变”后,汪兆铭(汪精卫)离职,由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的第2军军长职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该军下辖三个师,依序列为第4师(师长张辉瓒)、第5师(师长谭道源)、第6师(师长戴岳)及一个教导团(团长陈嘉佑)、一个炮兵团(团长谢幕韩)。

1926年6月,我由广州到马坝(韶关以南)第2军教导团(后扩充为教导师)党代表办公室去赴任。教导团是第2军一个重要单位,以原第2军军官学校学生为骨干组建,受苏俄顾问鲍罗庭支持,武器装备均由苏俄供给。团长陈嘉佑,湖南湘阴人,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是谭延闽的至交好友,追随谭多年,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国民党左派,为人爽直而有魄力,北伐中曾任第13军军长。宁汉分裂后,他反蒋甚力。团党代表韩毓涛是广东人,能力不强。且韩、陈之间存有矛盾,似难调和。也因此,我只在教导团待了一个月,北伐军兴,我就调到第6师,任师政治部中校秘书兼宣传科科长。

6月底,我到第6师师部韶关报到。师长戴岳及党代表萧劲光对我的到来,都表示欢迎。特别是萧劲光党代表,因为是同志,又知道我是由周恩来及陈延年的关系介绍来的,待我格外亲切,问长问短,关怀备至。第6师师长戴岳,字希鹏,湖南人,出身保定军校一期,当时也是国民党左派。第6师下辖三个团:第16团(团长黄友鹄)、第17团(原注:团长廖新甲,于南昌之役阵亡)、第18团(团长刘风)。

当时,国民革命军政工受苏俄影响很大,军师团均设党代表。部队长命令,没有党代表副署,就不能发生效用。军师两级设政治部,主持政工业务。第6师政治部主任为党代表萧劲光兼任,萧中将军衔,与戴岳师长同阶。我是政治部秘书,由于萧党代表多半和戴岳师长在司令部工作,所以政治部工作由我代行。政治部下设宣传、党务、总务三科及一个宣传队。宣传科长由我兼任(原注:北伐开始后不久,我专任秘书)。

师下辖各团及营连的政治指导员工作督导,也归政治部办理。在政工会议上,常见面的有第16团指导员陈培苍、第17团指导员刘锡畴(原注:后任第2军军医院党代表)、第18团指导员谢华。以上各级政工干部大部分都是CP或国民党左派。CP同志一般也兼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亦即当时所谓的跨党,讲的也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这也是大革命时军中政治工作的一个特点。

我到任不久,曾随军参加过一次剿匪战斗,印象颇深,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地点在马坝附近。当时,北江匪患是全省之首,沿粤汉路一段,常常打劫、掳掠,严重危害百姓及来往商旅安全,其中以乌石土匪黄某为甚。我部到达战斗现场后,师长及党代表等亲临指挥,我站在战壕中观看,匪军一发子弹打来,竞穿过我的裤裆,将身后的水箱打了一个洞,惊险无比。最后,在兄弟部队及曲江农军的协同作战下,我们将那股土匪歼灭,保证了粤汉铁路之畅通,以及北伐的如期举行。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北伐军兵分三路:第一路为第4、第7、第8军,攻入湖南,直取湖北,消灭吴佩孚部:第二路为第2、第3、第6军,攻入江西,消灭孙传芳部;第三路为第1军,转进福建,向浙江进军。战略重点为第一路。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要张作霖”,形象地说明了北伐军之战斗方略。

从韶关至赣西

7月中旬,我随第2军第6师部队自韶关出发,开始了为时一年的随军生涯。部队沿着粤北山路,向湘南挺进,经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到达茶陵。茶陵是谭延闽的故乡,部队在此地休整一周多时间。我们政治部与师部同住一个大院。院内外种有柚子树百余棵,结实累累,却无一人采摘。部队过酃县时,某士兵因买了一斤猪肉而未付钱,经查属实后,立即被枪决了。

茶陵休整期间,政治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都是按照总政治部制定的战时政工宣传纲要进行的。如作战前的演讲要使部队官兵了解以下内容:1.革命军努力实现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与使命;2.作战的意义:3.揭露军阀的代表者,以及其罪恶:4.革命军十不怕精神,即不怕死、穷、冻、痛、热、饥、疲、远、重、险……除了对官兵进行政工宣传外,还有民众的组训工作。政治部组织师宣传队上街向民众演讲,张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联欢大会内容包括:1.说明国民革命的缘由:2.解释国民党之主义:3.宣传军队北伐作战目的:4.军民合作之必要性……当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国民革命歌》,官兵及所到之处的民众,几乎人人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在茶陵,萧党代表交我一张CP成员表,让我填写。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由团转党的同志,只是没举行仪式而已。后来,又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我也为成员之一,茶陵修整后,我随军继续北上,经攸县、醴陵而入江西境内。当时,孙传芳占据闽、浙、赣、苏、皖五省,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以十万大军入赣,对北伐军形成很大威胁。9月6日,我师与友军第3军协同进攻萍乡,敌唐福山部未及交战即后退,我师进占萍乡,并即推进至萍乡以东地区。此后,我师继续东进,连克宜春、分宜、新余。在新余附近与敌激战三昼夜,牺牲者甚多,但最终还是将敌邓如琢部击溃。新余之占领,使敌赣中门户洞开,北伐军得以长驱直入,直逼南昌。

南昌是北伐军江西战场最重要的一役。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专程到江西,在萍乡、分宜、清江、高安等地建行营,调动程潜第6军、李宗仁第7军,以及第1军的一部等共同作战,但第6军攻克南昌城后,又得而复失,损失很大。

二打南昌之前,我师受命攻克吉安。后沿江北上,渡过赣江,向新淦进发,连占新淦、永泰、樟树、丰城。孙部联军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遂发电引咎辞职。当时,南昌城已四面被围。我师奉命攻击进贤、惠民、广润三门,于10月12日晨发起进攻,官兵组织敢死队,架设云梯登城,但敌军火力甚猛,还未登上城头,已经牺牲了大半。当时,南昌城外有许多低矮民房,便于攻城部队隐蔽。孙部联军发现后,命士兵用水龙头喷射煤油,放火烧房,连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亦被烧毁,我军无法掩蔽,损失很大。第6师第17团团长廖新甲及友军的两个团长先后阵亡。联军援兵亦源源开来,我军陈兵于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处于十分不利之境地。后经居于南昌城之美英侨民某君等出面协调,双方停战,革命军暂时后撤15公里休整。二打南昌,再告失败。

经短期休整后,行营又制订新的作战计划:集中主力于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沿线与联军决战,消灭其主力于赣北。第2军属右翼军右纵队,担负进攻抚州之任,以扫清南昌东南外围之敌。我师继克卢坑后,复与敌在南浔路之牛行车站附近激战,我军与友军第3军共阵亡团长三人,伤亡两千余人。幸亏援军及时赶到,才解了围。敌见大势已去,仓皇渡过赣江向南昌东北方向滁槎逃亡。我军乘胜追击,于滁槎追上逃敌,将其两万余众悉数缴械。

北伐军在南浔线大获全胜后,江西战场胜券已握,各军复回师南昌,将其三面包围,仅空出沿河一面。11月8日,发起总攻击,守敌一万余人全部被俘。

原标题:北伐军里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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