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30年:一棵毒苗的生长、繁衍、变异
来源:法治周末 2017/08/22 10:13:59 作者:汲东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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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6月28日,南宁警方出动1300余名警力,联合综治、工商等相关职能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传销集中清查整治行动。阮齐林对记者说,因为参与传销人员身份、参与模式、层级的不同,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对案例的认定有所不同,量刑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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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南宁警方出动1300余名警力,联合综治、工商等相关职能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传销集中清查整治行动。 资料图

这些年,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的打击行动从未间断。与此同时,传销也在生长、迁移、变种、升级,从地下走到地上,有些甚至披上合法投资理财的外衣,恶毒之花开遍大江南北

湖北武汉,日落黄昏,叶飘零在自家楼下来回踱步,接听着一通电话,他抬头看了看那扇已亮起温暖灯光的窗子……

叶飘零不想让妻子知道这通电话的内容。连同这通电话一起被隐藏的,还有这近十年来,他带着悔恨与心痛,在无数日日夜夜里所做的事情——“反传销”。在叶飘零看来,这是一场自我救赎。

“家乡是回不去了。”叶飘零说。

2002年,21岁的叶飘零被亲人带入传销组织,被洗脑后他也为了“梦想”“成功”开始“打拼”,将更多的亲人朋友带入了传销的深渊。3年后,他识破传销的真相,逃出了这个骗局。

然而,自此,他也开始被悔恨、内疚所折磨,无法面对被自己深深伤害的父母和亲友。他几乎断绝了和故乡安徽的所有联系,包括他的父亲母亲。

叶飘零开始关注反传销,他想帮助那些和他当年一样执迷不悟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2005年底,叶飘零开始“反传销”。2007年1月,他创建中国反传销网。

十余年里,叶飘零见到了数不清的因陷入传销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一次次或成功或失败的解救、劝说中,叶飘零领悟到,传销让人损失的绝不仅仅是金钱,它伤害最大的是信任和人间真情。十余年与传销的“斗争”,让他看清“家”的分量。

真情可贵,“我不想再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叶飘零没有将自己做“反传销”的事情告诉家人。他也于2016年渐渐淡出了“反传销”的江湖。“我38岁才结婚,宝宝刚刚7个月,也该开始新生活了。”叶飘零说。

“以前我做过传销,害了很多人,(做了这么多年反传销)就算是赎罪还债,我也心安理得了。”叶飘零在博客中写道。

然而,叶飘零没有完全离开“反传销”。“如果有人找我帮助,我会通过电话进行劝说,或者教授传销受害者的家人劝说的方法。”叶飘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最近他刚从青岛黄岛的传销窝点劝说回来,他仍然无法完全无视求助者的哀求,放弃对“传销”的观察。

“现在的传销隐蔽性更强了,传销参与人的文化水平也更高,很多都是中产阶级。网络传销多见。反传销的难度越来越大。”叶飘零说。

从2006年起,民间自发的“反传销”人员不断有人进来,又有人离开。现在仍坚持在“反传销”战线上的是民间反传销人士李旭和反传销网创始人凌云。

凌云根据公安机关曾查处的传销组织参与人数统计估算,目前中国涉及传销的人员至少有5000万人。“这只是保守估算。”凌云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这些年,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的打击行动从未间断。与此同时,传销也在生长、迁移、变种、升级,从地下走到地上,有些甚至披上合法投资理财的外衣,恶毒之花开遍大江南北。然而,30年,传销在中国大陆是如何生长、扩散、变异的,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多位资深反传销人士,他们观察认为,传销的每一次变迁、变形多与地方政府部门的打击、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当然,传销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还在于近年来急于求成、投机取巧的浮躁社会风气。

“前传销时代”

时间:1998年之前

特点:直销与非法传销混合生长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人威廉 派屈克发明了一套快速发财的传销方式,将消费者作为专门营销者,销售商品,并不断发展下线,收取高额入门费。后来,开始不买商品只拉人头发展会员,从中提取报酬,以欺骗手段骗取钱财。

这种金字塔销售计划就是传销,俗称老鼠会,是变质的“多层次传销”。此后,这种骗术传播到世界各地。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一家公司在深圳用直销的商业模式销售保健床垫,标志着传销正式登陆中国大陆。

凌云介绍,1990年,雅芳作为第一家正式以传销申请注册的公司进入中国,而仅仅3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省会城市、沿海大中城市都有传销活动。然而,部分传销逐渐脱离销售商品的初衷,从商品分享变成了赤裸裸的骗钱行为。

李旭介绍,到了90年代初,台湾兴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传销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摇摆机”被引入中国。很快,摇摆机和台湾兴田公司的“五级三阶制”向全国蔓延。

“五级三阶制”是当前中国本土“异地传销”(异地邀约,把人从甲地骗到乙地,封闭或者半封闭式洗脑)特别钟爱的制度。参与异地传销的人员对于“五级三阶制”都会比较熟悉。

台湾兴田迅速在大陆发展了约15家代理公司并从大陆卷走上亿元台币,1996~1997年,台湾兴田名下的传销网络发展到了巅峰时期,仅广东福田的销售额就高达6亿元人民币,而武汉新田、福州兴田也是疯狂至极。

到了1997年底,“老鼠会”盛行,同时传销作为一种营销制度也被广为炒作。

直销行业专家胡远江表示,在1998年之前我国是允许多层次直销的。但是由于一些以“拉人头”、收取“人头费”为目的的非法传销企业的加入,以及我国普通群众缺乏辨别能力,导致我国直销行业鱼目混珠,发展非常混乱。

1998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严令禁止一切传销经营及变相传销行为。有直销业内人士称这段时期为“前传销时代”。

自此,传销活动开始改头换面,由公开转入地下。

传销1.0时代 地下滋长的北派传销

时间:1998年至2006年

地域:早期是北方地区,集中在乡村、欠发达地区。

人群:以青年人居多,多为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青年农民工等群体

1998年4月,国家发布传销禁令后,工商和公安部门大力打击传销。大多数传销公司,都由公开转入地下。李旭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个时期,北派传销发展迅猛。

北派传销,是异地传销(异地邀约)的一种,通常打着“直销”“网络营销”“人际网络”等旗号。它属于低端传销,上当受骗的人年龄较小,层次比较低,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毕业或者未毕业的大学生占有很大的比例。

北派传销者多“吃大锅饭、睡地铺”,一家住10多个人,集中上课,以磨砺意志为假象,条件比较艰苦。

凌云说,这种传销,多通过控制人身自由、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加以高强度的精神洗脑,达到发展人员,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北派传销最初发源于东北地区,早期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以山西、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居多。反传销联盟也将此类组织命名为“异地北派传销”。

1998年,全国严令禁止传销后,由“武汉新田”的传销头目辽宁人杨玉勇将其发展到河北、天津、山东等地。此后向全国扩散,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有大量北派传销组织的存在。

2002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出了“警惕‘武汉新田’变相传销”的警示,称:一些不法分子以“武汉新田保健品有限公司”的名义,以帮助找工作或做生意为诱饵,将不明真相的群众骗往异地,诱使或胁迫他们参与变相传销诈骗活动。

此后,杨玉勇寻找直销企业转型,后被天津天狮收编,但此景不长,他很快就另起炉灶。李旭介绍,短短几年,“武汉新田”在东北就已经“裂变”出至少500个群体,向全国各地扩散。

凌云将此时期称为传销1.0时代,传销主要通过禁锢自由、精神洗脑、有实物传销的方式进行。

这个时期的传销仍会以借销售产品为名,产品或为化妆品、保健品等,多是一些三无产品。实质上,商品只充当了“传销”道具。渐渐的,传销组织销售产品的“道具”也省下了。

李旭分析说,没有了产品,打击传销组织的证据更难找到,传销组织更隐蔽。同时,这也说明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和“传销理论”也越来越成熟。

此时期的传销组织大多没有正式地注册公司,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只是在名义上或者假借某公司为幌子,例如武汉新田,假天狮,蝶贝蕾、北京中绿等。

与此同时,伴随着非法传销的壮大,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的查处与侦破工作也持续进行。

2005年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也就是明确了,“拉人头”、“收取高额入门费”和“团队计酬”为三种法定传销行为。满足其一即可认定为传销。

同样在2005年,针对全国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呈回潮蔓延的趋势,以15个省、区、市为重点,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以侦破传销犯罪案件为主要内容的“鲁剑”行动。侦破传销犯罪案件516起,涉案金额10多亿元人民币。

仅2005年山东“天狮美丽佳人”化妆品特大传销案,就涉及9个省(区、市)的10万余人,涉案金额3亿元。

2006年公布的山东聊城“蝶贝蕾”化妆品传销案,案发时,已发展传销成员50余万人,涉及16个省(区、市),涉案金额近20亿元。

李旭介绍,在公安、工商等部门的严厉打击下,2006年,北派传销势头达到“顶峰”,此后,势力慢慢减弱,“化整为零”,向南方地区迁移,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都有北派传销。

传销2.0时代 南派传销巧立名目向北蔓延

时间:2008年至2013年

变迁:由大规模聚集转变为小规模分散,全国各地蔓延向大都市、主城区、城市新区、大学校园扩散

人群:三四十岁左右中年人,高收入、高学历等社会中坚阶层亦深陷其中

南派传销发源地最初在广西来宾、玉林、南宁、北海一带,传销人员多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

1998年至2006年,就在北派传销发展壮大的时候,南派传销隐藏在南方西部地区,也在慢慢积蓄着力量。南派传销的投资起点(入门费)从一份到几份,到2004年左右才慢慢到中起点的10份、11份,2006年左右产生高起点的21份69800。

南派传销,开始时多以“连锁销售”“连锁经营”“阳光工程”等为名。2008年前后,南派传销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换代,打着国家项目、资本运作、“1040阳光工程”为旗号的传销疯狂发展。凌云将此时期划归为传销2.0时代。

2008年到2013年,一种声称投资69800,三年左右可以获利1040万元的“国家项目”“资本运作”“1040阳光工程“的传销在广西北海、南宁、来宾、玉林、桂林等地犹如病毒一般大肆发展蔓延,并在2012年后逐步扩散到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湖北武汉、贵州贵阳等地,这些地方成为传销重灾区。

南派传销人员也多生活在大都市小区、或新城区的小区中,家庭式居住,每个家庭居住人数从两三人到六七人不等。

2013年,南京市公平交易局一位负责人介绍说,现在的传销组织已不像从前集中开会、喊口号了,而是采取一对一的传授模式,并要求所有传销者和邻居之间处理好关系,以免遭到投诉;从以前缴纳入门费、销售商品转变成了缴纳高额入门费、拉人头的“资本运作”方式。

“这一类型的传销同样没有任何正式注册的公司,也无固定办公地点,在名义上打着“国家项目”等旗号,以异地邀约的形式,通过亲情、友情的纽带,短时间内高频繁度的精神洗脑达到发展人员加入,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但该类型传销大多不限制人身自由,不使用暴力手段胁迫,同时也不以销售产品为名。”凌云说,我们把此类传销组织称之为异地南派传销。

这一时期的传销无任何实物,纯玩概念,把传销项目上升到“国家控盘”“政府扶持”的层面。

“常用的话术,是‘项目实际是由中央暗中扶持,在地方政府布局,暗中实施的一个国家秘密项目、由国家领导人提出,允许存在,限制发展,严格管理,低调宣传’等。”凌云介绍说。

“精神控制”是辅助这一概念的另一重要要素,即充分利用亲友的信任度,在短时间内用高强度洗脑进行精神控制取代传销1.0时代的人身禁锢。

传销2.0时代,传销已用虚拟概念取代了“商品”实物的道具的掩护,传销进入到“概念包装”的新时期。与此同时,传销的蔓延速度、发展人群的数量都远高于1.0时代的异地北派传销。

凌云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过此类传销的人群高达数百万人。

通过公安机关的打击案例可以发现,2008年即已有高学历、高智商、海归人群加入此类传销。凌云介绍,此类传销中还包括高收入阶层、生意人、公务人员等社会中坚阶层,投资金额也较之前更大。

李旭说,这种金融传销损失更大,有的都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触目惊心。

传销3.0时代 变种,互联网为传销提供了新的“土壤”

时间:2012年至今

地区:全国各个地区

人群:可能涉及掌握手机或电脑客户端的所有人群

李旭根据其反传销协会咨询数量总结,2015年,“猖獗”一时的南派传销亦呈现明显颓势。一方面是由于执法的严厉打击,另一方面,一部分南派传销也转型升级至“网络传销”的阵营。

李旭告诉记者,2012年前后,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传销大案就已频频出现。

2013年万家购物网络传销案宣判,此案涉及金额高达240多亿元,涉案人员近200万,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的2300多个县(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网络传销案。

万家购物的消费返利模式的出现,使得3000多家公司进而模仿,也就是说仅在那段时间,就有3000多家此类传销公司出现。

凌云介绍,目前的传销主要是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传销,以及夹杂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金融传销。网络传销发展猖獗,呈现“变异快”、“复制快”“跑得快”“大得快”等四大特征。

网络传销行为特征向“复合型”趋势转变,大大增加了执法部门的打击难度,也给社会维稳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网络传销又可以细分为消费返利型传销、游戏理财型传销、互助理财型传销、微商传销、金融传销(虚拟货币、原始股)等。

这个时期的传销,虚拟性更强、更具欺骗性、隐蔽性强、传播跨地域性、部门监管的“灰色地带”。这些特征使得网络传销在蔓延过程中更加悄无声息地飞速传播。

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的扩散性威力巨大,传销3.0时代的参与人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

近期由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查处的“善心汇”网络传销组织的行动,从2016年5月到2017年6月,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善心汇组织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为名采取拉人头的方式,吸引注册会员超过500多万人,发展速度极为惊人。

同时这一时期的传销投资金额从几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从业人群也几乎涵盖各个阶层,因此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给我国经济秩序,金融安全也造成巨大的危害。

由于传销形式的变异,相应的民间反传销工作的重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今,反传销网主要针对网络传销、金融传销,进行预警和资讯传播。

“现在很多参与网络传销的人,明知是传销,但仍会抱着一种投机的心理参与其中。”凌云说,“甚至有一些传销参与者,在一次资金崩盘颗粒无收后,还有要求上线再组织新的‘投资项目’。”

这一点,已经与叶飘零等人参与的异地传销时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延伸阅读:

传销魔已高一尺法律惩戒之道能否高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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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清理了一些传销人员。 资料图

法律的惩戒慢于违法犯罪的步伐,尤其是针对传销的变体,辨识难度较大,往往造成罪责刑不统一

法治周末记者宋媛媛

8月14日,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要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加强对传销重点区域的排查清理,对聚集型传销易发、多发区域,全面反复清查,完善防控、遏制措施,坚决查处一批传销组织和传销骨干。对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铲除。

此外,《通知》还要求加强对重点招聘平台的排查,压实平台企业的责任。严肃处理传播涉传信息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并加强宣传教育,重点做好大学生和求职人群的教育引导工作,提升对传销活动的防范意识。

李文星的离世,再一次将公众的视线拉回到传销的话题上。

1980年代开始,传销悄然进入我国市场,并迅速蔓延,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经过长时间的治理、打击,传销案件数量出现回落,传销犯罪的发案高峰期已过,但传销犯罪仍将长期存在,不容忽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师刘晶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然而,30多年过去后,在逐渐升级的监管之下,传销却依然屡禁不止。

有效执法的依据是完善的立法。有专家指出,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仅对30人以上且层级为3级以上的传销组织、领导者进行追诉,立案标准较高。

而且,“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等规定,对于参与传销活动的众多的参与者起到的打击力度过小,从而造成一些传销人员再犯。另外,随着手段不断翻新,传销对于法律的规避能力越来越高。

3级、30人——传销定罪的要件

产生于美国,成型于日本,到1980年代传入我国。30多年的时间里,传销经历了迅速蔓延,转入“地下”“乔装改扮”的系列历程,一直“存活”至今。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目前传销不但涉及领域、行业众多,且花样百出、“与时俱进”。但与此同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传销犯罪的规定仅有刑法第22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而该罪的定罪标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提出,传销定罪的标准为,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应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3级、30人,这是传销定罪的必须要件。”周浩说。

对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该规定明确为:传销活动中发起、策划、操纵人员;管理、协调人员;宣传、培训人员等五类。

量刑规定,根据刑法第224条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2013年针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解释中,对于“情节严重”这一概念,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涉及的人数、资金量,危害程度等方面,规定了五种情形。

“3级和30人以上的规定较为合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袁彬从立法角度向记者解释道,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需要通过人数确认组织的存在,30人就是对于传销组织人数的认定。还需要通过3级层级关系确认在组织、领导中作用的结构认定。

关于人数的确认,主要是根据对于传销活动的分析,传销是从一到三倍数增长的,从1到27人中间仅有3级。袁彬告诉记者,实践来看,因为30人而无法立案的传销案件相对较少,即便有,其涉及资金、影响范围较小,造成的危害并不是很大。

袁彬指出,立法层面的关键问题在于,根据刑法,“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对于传销组织中的一些从犯量刑过轻,甚至一般情况下,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因为传销组织构架较为严密,最高组织者常藏于幕后。稍有风吹草动,往往闻风卷款而逃。

另外,之所以不对其他参加者进行刑法处罚,是考虑到很多参加者本身也是受害者。袁彬表示,有些情况下,传销组织的经理、主任,虽然是“施害者”,也有可能是被害人,在量刑上不宜过重。

司法实践中认定不统一

虽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李文星深陷传销组织被害致死一案,再一次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法律的惩戒慢于违法犯罪的步伐,尤其是针对传销的变体,辨识难度较大,往往造成罪责刑不统一。周浩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一般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都具备三个特点。”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教授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其一,是需要认购商品、服务或者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该商品或服务很可能购买人并不实际需要的,购买只是作为一种加入的资格,越到后期该商品或服务就成了一种莫须有的符号。

其二,传销组织参与人员收益来自于后来加入者所缴纳的资金,并以此方式维持整个组织的运营。

其三,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层级架构。发展下线,形成五级三阶制的网络层级构架。

在这些要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阮齐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传销组织人员除对受害者实施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抢劫等暴力犯罪也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致人死亡案。

“如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阮齐林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但随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不断演变,现在一些传销组织采取“资本运作”“金融理财”等形式。组织领导传销罪和集资诈骗罪相互交织。

阮齐林对记者说,因为参与传销人员身份、参与模式、层级的不同,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对案例的认定有所不同,量刑也有所不同。

阮齐林举例说明,目前一般企业的利润率如果能达到10%,已经是非常可观,但是按照传销模式所宣传的盈利途径,有的堪称一本万利(例如“北部湾1040阳光工程”),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对于传销组织的这种宣传,稍有一些金融、商业常识的人,根据正常理解和判断,肯定不会参与。但偏远地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可能又是一种状况。

“因此,由于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在定夺的过程中还是需要谨慎斟酌,具体案例具体分析。”阮齐林说。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应有效衔接

有专家称,长期被举报、调查,一些传销组织却能屡打“擦边球”,保持“跌而不倒”。这源自于监管的“真空地带”。

实践中,传销难以打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立案、不调查、互相推诿。一位业内人士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

袁彬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传销行为不仅涉及刑事犯罪,也会涉及行政处罚,需要工商机关进行处理。但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工商机关的执法力度有局限,需要公安等其他门配合。

“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增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有效衔接,这才是解开打击传销难题的关键。”

2016年年底,有媒体撰文揭露河北燕郊存在的举报传销难、调查难、多部门相互推诿等情况。该媒体报道指出,到工商局举报某传销组织后,被推到了“打传办”,又被推到了公安局,最后又被公安局又推回了工商局。

“不可否认,很多组织就是利用了这种‘三不管’的真空地带打法律的‘擦边球’。”北京京迪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宏伟对记者说,但有时候,公安部门侦破了非法传销案件,由于定罪门槛过高,量刑过轻等原因,打击力度过轻,范围过小,起不到很好的规制、警示作用。如此导致很多人员成了传销惯犯,严重影响了公安打击传销犯罪的积极性。

如果不加以严厉惩戒,任由传销蔓延,形成各行各业都采用的营销模式,或“类传销”模式经营,后果将不堪设想。

需建立多管齐下的防范机制

目前,传销活动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打击传销就成了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除了立法、司法层面,还亟需建立多管齐下的传销防范、预警机制。”刘宏伟说。

首先,应该加强户籍管理制度。传销活动涉及人数众多,一些地区的居民为了经济利益,而将房屋出租给传销组织,地方政府某些领导禁不住诱惑收受了来自于传销组织的好处为其“开绿灯”,无形之间都成为传销组织的“帮凶”。

“加强户籍管理,一旦发现传销聚集处,应及时遣散相关人员。另外,利用大数据信息,加强对人口流动的监管和控制。”

其次,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重点监控短时间内大量资金流入的账户,以及资金往来频繁的账户。加强对疑似传销人员、有前科人员的账户监管。

随着不断地演化,很多传销模式并不以暴力面目示人,反而以善心会、金融理财、创业、投资等名目,满足被传销人员对于名利、情感等需求。媒体方面,多揭露一些传销新型手段。

刘晶晶指出,传销在中国仍有滋生土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文化水平不高,辨别能力差,贪图小利,幻想一夜暴富。国家需要进行多元化的普法,让公民充分认识到传销的危害,提高对于传销的鉴别能力,树立正确的致富观念。

原标题:传销30年:一棵毒苗的生长、繁衍、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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