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话语权”体系将不可逆地走向世界
来源:环球之音 2017/09/01 11:13:13 作者: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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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随着“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中国的“话语权”体系将不可逆地挤走、替换掉西方“话语权”。当然,这里的“挤走与替换”,是指话语权平等,西方应抛弃陈旧的“霸权与对抗”思维,唯有合作共赢才是出路,才能利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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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世界范围内少有的特立独行,独树一帜。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于世界最本质的标志符号和标杆特征。具有自身独特、强势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立足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须,也是最根本的基石。文化本身既无声又无息,但却可以挚开天辟地之力,撼天地泣鬼神。文化,以其民族性格的形式锻造出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思维和行为特征。经济制度可以相互学习,政治制度可以相互借鉴,社会组织制度可以相互参照,而唯有文化,代表着国家和民族根性的文化“权杖”,是最难拿来模仿、使用的。

讲到底,文化“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小到看不见摸不着,大到无时无刻、无处不有。文化就是个“纲”,纲举目张。中国文化是统领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管理等各方方面面之总纲。总纲被高高举起,顶层设计被固定、框定以后,其他的一切东西,就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安顿下来,构筑成型。然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也就能张得开,树得正,立得稳,行得远。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不可摒弃,最需要备加珍视的宝贵财富,它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国之为国、族之为族之根本所在,是一把解读一个国家和民族基因密码箱的钥匙。

在解读中国文化基因密码的人群中,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团结统一、延绵悠久、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梁漱溟先生则说“中国文化个性殊强”,他认为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主要有广土众民、同化融合、历时长久、没有宗教等特征;韦政通先生则将中国文化的特征总结成:独创性、悠久性、涵摄性、统一性、保守性、崇尚和平、乡土情谊、有情的宇宙观、家庭本位、重德精神;葛兆光认为中国文化有五个方面特征:汉字、家国社会、儒释道三教合一、阴阳五行的观念和信仰、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以上见解各有所长,各具视角,相得益彰。

直白地讲,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和合”一词,以及它所包含、折射的伦理价值思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也具体呈现于“和合”的价值理念之中。“和合”而归一,“和合”而生万物;“和合”乃是千差万别之事物互尊互重、互济互补,对立依存于统一的整合体中;“和合”思想是天地万物生成、存在、发展之真谛,是中国文化之精神内核,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思想、民族的灵魂,它构成了中国人气质品格中最本质的核心。

“和合”是包容的、和谐的、统一的、中庸的、谦卑的、稳定的、变化的、开放的、循环的、和平的、可持续的、双赢或多赢的。“和合”思想奠定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述)。“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统一整体,人与自然应该,也必须和谐划(合)一。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同繁荣,共同进化。

中华“和合”文化最直接体现,就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其形成与农耕的自然经济密不可分。中华文明是唯一古今相续的人类古文明,古代中国一路沿袭的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农业耕种本身,就是劳动力加自然力的生产方式,珍惜劳力和遵循自然就必然成为这种经济形态的第一要务;人实现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际群体的和合,也就成为超稳态自然经济的生存之道。因此,“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的生存哲学。

敬畏天地,顺应自然,也就成为“和合”文化的应有承受之义。中华民族是一个笃信天地自然,笃信宇宙天地间“道”自然规律的民族,只相信纯粹的“自然”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宗教,而非像西方人那样迷信“非自律然”的人为宗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40章)

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是“混而为一”的“道”自然规律,对于千姿百态的万物而言,“道”是独一无二的。阴阳变化、转化的发展规律造就出万千事物,世间万物都背负着“阴”,而又怀抱着“阳”激荡交流,从而实现阴阳平衡的“和合”状态。物极必返,是道的运行规律。柔弱为本,是道的作用规律。天下万物生成于可感觉能看见的有形物质,有形物质则产生于绝难感觉,不可见的无形存在“道”,即自然规律。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刘禹锡《天论》)天,是有形之物的最大者;人,是动物世界的最灵者。天道所能做到的,人固然做不到;人所能做到的,天也有做不到的。因此说,天与人是各有长处。这就是,天道在于生成万物,作用在强弱不同;人道在于法治社会,作用在于判断是非。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刘禹锡《天论》天之所以有能力功效,在于肇生万物;人之所以有能力功效在于治理万物。天,永远秉执它的功能而降临天下,并不是预先就有治乱之类的想法;人,永远秉执他的功能而仰仗上天,并不是预先就有寒暑之类的掌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宇宙间可分为四大类,而人类(万事万物之灵)居其中之一。人,尊从生存环境的地;地,尊从时空环境的天;天,实质是遵循客观规律的“道”;“道”自然规律则是反映了自然的发展趋势。“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37章)道,永远顺应自然而为,也就无所不为。“道”即是自然力量的客观规律,因而能够创生天地万象。变化成形就称“物”,使然之力就称“势”,顺应而为就称“德”。人的作为,也就在于认识天道,顺应天道。老子讲“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乱为,不妄为,不滥为。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孟子说:顺从天意就能生存,违背天意就会灭亡。墨子说:顺从天意是道义之政,违反天意是暴力之政。中国古贤先哲们为华夏民族奠定了天道自然的基本世界观,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这就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哲学思维的唯物方向,决定了中华民族自然天道唯上、唯大的民族意识,顺天“道”而为,治国的顺天之“道”就在于立民为本。

自然世界有万万千千种物质存在,可是,中国的古代先贤却偏偏对“水”情有独钟,当谈论到天地自然规律“道”,论道人间治理和做人做事遵循的原则时,必然提到“水”,这里必定有其道理。“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凔热。凔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宇宙混沌之太一,首先孕育出水;水反过来作用于混沌太一,成就了天;天反过来作用于混沌太一,成就了地。天地反复交互作用,成就了规律;神奇规律反复交互作用,成就了阴柔和阳刚的物质本性;阴阳本性反复交互作用,成就了春夏秋冬的景象更替;四季更替反复交互作用,成就了寒凉和温热的感受变化;凉热变化反复交互作用,成就了湿润和干燥的物象征候;湿燥征候反复交互作用,成就了年岁的完整。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乃造化万物,配合阴阳,为万物之精华者也。”(《太上化道度世仙经》)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行再现了造化万物的道理,配合阴阳学说,就成为认识自然万物的精髓。所谓“五行”,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既代表“金、木、水、火、土”五种形物,更代表了这五种形物所涵盖的物质特性和运动特质。其中“水”率先登堂入世,成就其“万事万物之源”之美名。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道德经》第8章)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格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道德经》第66章)江海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往的地方,乃是由于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之王。

因此,圣人要领导人民,必须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居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沉重;居于人民之前,而人民并不感到受害。天下的人民都乐意推戴而不感到厌倦。因为他不与人民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道德经》第78章)遍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而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水。弱胜过强,柔胜过刚,遍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实行。

在中国哲学先贤们的眼中,“水”是最能体现“道”自然规律的。既然中华民族以大自然为尊,以大自然为自己相信的唯一宗教,崇拜天地宇宙,崇拜天地间的自然规律“道”。那么,中华民族就自然而然地视“水”为老师,遵从水、学习水,模仿、参学水品水德,向水讨教治理国家、管束自我的人生大智慧,谦卑地顺从水的指引,构建社会文化的伦理道德体系,以此营造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

讲中国文化独特,独特到西方人根本不曾意识到。西方人秉持的是“天人相分”观,中国人则是“天人合一”观。天地宇宙,“道”与自然规律,即是客体,指被认识对象的大自然;人,指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天人相分”,是万千事物分门别类,进行逐个探究和思考,考察该事物与它事物相互区别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个性。“天人合一”则把万千具体事物视为关联整体进行整体探究和思考,考察该事物在与它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的自身状态和变化。

中西方切入问题的视角,解决问题的思维逻辑和方法完全不同,差別就在于分辨“纲与目”的能力之间,哪一个是纲?哪一个是目?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天人合一”观,“和合”地整体、系统观察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中国人拜“水”为老师,以水循环系统引申出来的“高级智慧”,统领、引导以生物链系统汇总出来的“一般智慧”聪慧做法,逐渐成为人类世界的普遍共识,“东学西渐”渐成未来的潮流大势。

中国模式独特却非“例外”

概而言之,中国人要么不干,要干就干一件大事,要干就干一件前人从没有干过的大事。世界上还从没人像中国人那样用了5000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实践一项社会制度的整体创新,创造、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制度。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正在做,正在努力做。中国模式:独特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制度、独特的公私混合经济并存的经济制度、独特的“家国同构”社会组织制度,以及其背后的以“和合”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哲学文化体系,是中国人率先独创的人类社会制度的新路探索,和新路创新。

“中国模式”(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名词,之前有个“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它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冠名的。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10条政策措施和一系列政策主张。

所谓“华盛顿共识”政策,是美国精英向其他国家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10项宏观经济政策。每当有一些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向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告贷时,美国精英就以实施华盛顿推销的10项宏观经济政策为提供贷款的条件,威逼和欺骗该国实施这些政策主张。上个世纪70-90年代期间,实施过“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包括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俄罗斯、波兰和其他东欧各国。

“华盛顿共识”最显著的特点,即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华盛顿共识”主张把国家经济的发展一味交给市场,交给资本去运作,简单粗暴地追逐个体效率,尽其所能排斥政府的效用,忽视、无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实施过“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国家,基本上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外债大增、产出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大幅衰退等严重经济问题的冲击,和摧残。

南美国家、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改革活动,前后被骗上了贼船,分别被“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坑害惨了,经济严重倒退,国家衰败百姓遭殃,至今都还没缓过气来。然而,美国政府从没有在其国内实行过“华盛顿共识”政策,却在利用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使坏埋雷,落井下石,坑人从来不讲理由。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实际是美国坑害其他国家的工具。

人类历史曾尝试过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现又遭遇过“华盛顿共识”,双双碰壁。一个是极左端,只一个是极右端,端端极端。“极左”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极右”是纯粹的“市场经济”,黑白对立相互敌视,老死不相往来,两极端没有一样是搞成功的。磨难痛苦之后,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现实逼迫世界重新思考出路,必须找回中国人已经实践了几千年,而西方人却从来不曾熟悉的“第三条道路”,一条中间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道路,“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被世界热议。

有必要再次强调,西方人关于“中国模式”的知识少之又少,基本是陌生、空白的。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熟知、掌握程度经千百年传承,却早已达到手到擒来,炉火纯青的地步,毕竟中国人打小就通晓“中庸”之道,避走两极成事中间的智慧。对西方人而言,“中国模式”肯定是一个新鲜事;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事。人类历史上,谁有可能再找到类似“中国模式”那样成效卓著的社会发展模式,完全没有可能。故此,任何置疑护佑了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不断的“中国模式”的人,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別有用心的无耻。

讲“中国模式”独特,主要是花大力气讲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或什么原素起到关键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承;中国文化中到底有哪些东西,哪些特质是中国独特拥有的,而西方文化中是没有的,或稀缺的。中西文化的本源差別,是双方的出发基点不同,一个是从水循环圈起步,另一个从生物链圈出发,两基础原点海拔高度不一样。中国文化拜自然为师,从“水”中获取的智慧启示,进而总结出“中庸”的伦理价值思想,运用于国家治理和百姓日常生活之中,指导实践。

水的气化(蒸腾)和固化(结冰)是水物质存在状态的两个极端。当然,水的气化和固化两个极端状态必不可少,它们是整个水循环链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两个节点(端点),但这就是两个节点而已。不可否认,水的液化状态功效还是最大的,万事万物的繁衍发展大都离不开水的液化状态。因此,水的气化、固化是两极端,液化意味中间道路。中国人从“水”中悟到的哲学伦理,相当的独到和深髓。

大自然中,水循环链系统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生命运动体系。自然界中的水,通过蒸发,包括植物蒸腾,水汽输送、降水、下渗、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径流等一系列过程和环节,把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水循环系统。无论水的形式如何发生变化和相互转换,常温液态,零度固态,百度气态,其水的总量永远恒定不变,稳定至极。依托稳定的生态链圈平台支撑,万事万物得以蓬勃生长和进化。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语)天地宇宙,能做到天长地久。天之所以长,是它不为自己而存在;地之所以久,是它不为自己而生存,天地宇宙存在只为了苍生万物。天长地久的那般稳定,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灵魂中的渴望,和行为准则。中国发展过程中“稳定压倒一切”,“渐进式改革”,“先试点,先点后面,总结经验再行大范围推广”,“先改革增量部分,后改革存量部分”,“先改革体制外再改革体制内”等具体做法,无不体现“稳定”是社会发展第一要务的超前认知和预判。

“中国模式”,包括一个以稳定为特征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制度体制,一个以灵活为特征的公营私营混合经济并存的国家经济体制,和一个以忠孝为特征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组成在一起,共同经历过5000年悠久历史的拷问,在不断的问学大自然,问学“道”自然规律,问学“水”智慧过程中,逐步成型并且时刻准备完善、充实,世代实践至今,成为一个鲜活的社会发展模式。

至于“中国模式”是否适合西方世界?这还真不好说,要取决西方人的修行态度和好学程度。但“中国模式”绝对适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取向。“中国模式”独特,但绝非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模式”具有天然的普世性,大自然是人类共同的老师,世界上没有人会犯傻到拒绝问学大自然,问学自然规律。至少模式的部分内容是可以被研习、被了解、被接受、被复制、被掌握的。“中国模式”正在逐渐地,或多或少地,扎实地向外延展、延伸。原由是“中国模式”和其他国家发展模式之间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基因。

讲到底,中国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普世价值充满信心和敬意,它提供的方案也并不仅限于一种选择,或一种选项。“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种介于前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模式是可供西方,或非西方国家共同借鉴与模仿的最新典范,中间的“灰色”道路大可细分深灰、中灰、浅灰多种备选方案,各国家、民族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前行道路。而非像在西方人的威逼下,走一条自己从不熟悉的他人之路。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不同国情,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文化和生活方式来制定发展道路和模式,只能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管理制度,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资源,其他国家则没有。他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内部条件选择自己的政府产生的方法,而不应该由外人横加干涉。如果机械地照搬中国模式,只会搞乱社会秩序,绝难有成功机会。同理,机械照搬西方模式,最终情况也大致如此。

坦率讲,即使“中国模式”具有许多国外欣赏者、拥护者,中国人也并不热衷主动向外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不需要也根本没有兴趣输出“意识形态”。宇宙天地中,自然规律就在那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乐意不乐意,它们都在你身边存在着,你尊重自然规律,遵从自然规律,你的生活就顺意安乐。反之,违背自然规律受到严厉的惩罚,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就像自然规律一样,水循环系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态体系,它全心全意为世间万事万物服务,从不与他人争利争名,也不会强加压力逼別人站队,亲近靠拢自己。因为,水循环系统没有这个需要这么做。今天,中国人特别自信坦然,他人学不学“中国模式”都无所谓。想复制中国模式,没问题;不想复制中国模式,也没问题。选对路,得益的是你自己;选错路,吃苦的也是你自己。环顾四周,越南或是跟踪、研习、模仿“中国模式”最贴近的一个国家,更多的非西方国家正在积极跟近、参学“中国模式”价值之处。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摸索实践,就像中国文化的文脉一样,历经千百年锤炼不曾被中断,世代传承。中国“水”文化哲学思想造就了“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模式”的历史实践,又极大地丰富和验证了中国“水”文化哲学思想的前瞻性和先进性。大自然是自然之道,社会是应然之道,应然之道不会自然而然就顺畅而行,还得从大自然中求学智慧,向“水”问学顺应之道。

今天,中国人心里特别敞亮,深知中国文化的基点远远高于西方文化的基点,建构在水循环圈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化,要比基于生物链圈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站得高、看得远、行得久,也高明聪慧得多。即使中国有落后的时段,那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非常态”现象,中国文化的先进性终将使其重新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概源自于此。“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习近平语)

外界,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倒是表现得相当紧张、不安。谁都知道,中国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而西方政治则是“征服与支配”。西方人心里就是担心正在形成的中国式替代选择,“中国模式”的潜在冲击,它是否有可能取代占有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和治理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迟早发生的事。换言之,随着“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中国的“话语权”体系将不可逆地挤走、替换掉西方“话语权”。当然,这里的“挤走与替换”,是指话语权平等,西方应抛弃陈旧的“霸权与对抗”思维,唯有合作共赢才是出路,才能利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原标题:使命与担当:中国的“话语权”体系将不可逆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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