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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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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目光聚焦未来三十年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17/10/20 10:43:14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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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目光聚焦未来三十年

导读: 今后30年要做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思考前面毛泽东时代的30年做了什么?邓小平时代的30年又做了什么?然后就会知道未来30年要做什么。

中国把目光聚焦未来三十年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党,有近900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执政党的区别之处在于这个党派具有自己的使命性。它的运行机制不一样,是通过实现它所设定的使命来掌握政权和取得合法性。每一届领导人都要设定一些目标,然后再通过这些目标去找能完成目标的人。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内讨论最多的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即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目标非常具体,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实地说,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对现在的领导集体来说并不算太难。十九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会逐渐把重点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转移到第二个百年目标。从现在到2049年也就是30多年的时间。今后30年要做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思考前面毛泽东时代的30年做了什么?邓小平时代的30年又做了什么?然后就会知道未来30年要做什么。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打赢脱贫攻坚战。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云南省普洱市5年来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2.7万人。图为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民族小学的学生在上计算机课。(摄影 蔺以光)

前两个“三十年”打下政经基础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做了什么?毛泽东一代领导人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困难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是国民党统治时代,是个非常贫困和混乱的时代。毛泽东一代通过艰苦的努力将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基本的国家制度也建立起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大的基本制度都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例如妇女解放,今天中国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比例比东亚的其他社会都要高,在社会参与方面,中国女性的地位也相对较高。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建设也同样不可忽视。1977年、1978年前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非常低,但当时中国基本的医疗、教育等制度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建立起来了。中国的农村不管多么小,一个老师、一个赤脚医生肯定是有的,虽然专业化程度非常低,但毕竟是建立起来了。

邓小平时代也做了不少事情,主要是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贫穷社会主义搞不下去。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邓小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他认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掉并不是因为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民主,而是因为当时苏东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去发展经济,向老百姓提供经济利益。有了这一判断,才有了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在“南巡”之后正式产生和提出来的。

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之后几年的改革都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构架内进行的。在这个理论构架下,中国一些基本的现代国家经济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无论是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加入世贸组织(WTO)。邓小平时代彻底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贫穷国家的面貌。中国从一个那么封闭的国家变成那么开放的国家,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家部委就有100多个,现在很难想象。如今改革后只剩下25个部委,从100多个减少到25个,没有政治改革是做不到的。这在中国被称为机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机构改革,中国如何能够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呢?

有潜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现如今这个时代要做什么呢?这代领导人的自身定位是什么?这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哪一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描绘的蓝图要完成的任务还有哪些。

第一,在经济上,尽管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如何把国家提升为高收入国家则面临巨大挑战。这些年中国讨论最多的就是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把自己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

中国的人均GDP从今天的接近9000美元提升到1.2万美元,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即使要提升到今天台湾地区的2.3万美元(“亚洲四小龙”中人均GDP最低的经济体)的水平,那还要前进很大一步。这就是为什么要提躲避“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当年“亚洲四小龙”躲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几个条件,一是经济体量比较小;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都不错,“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是跟西方走得近,属于西方阵营。西方经济本身就处在上升阶段,而且西方基本上也没有给这几个经济体制造很多困难。

但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很不同。第一,中国经济体量太大。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而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更不用说“亚洲四小龙”了。第二,中国经济体基本不属于西方阵营,因为中国跟西方的体制有很多矛盾,中国尽管跟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但西方对中国还是非常猜疑。中国企业到西方去,但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让中国资本进入。第三,现在西方经济本身在下行。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以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经济要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很难,能维持现在这个水平都已经不错了。

这些内外条件表明,中国躲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很艰巨。不过,我认为,中国有潜能躲避“中等收入陷阱”;困难的确很大,但如果不犯大的错误,中国有可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如果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例如达到今天台湾地区的水平,它的经济体量不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会大得可怕。

社会建设还有长路要走

第二,社会建设方面怎么做?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一心一意搞经济发展,但对社会建设重视不够。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方面做得较好,除了韩国,这些经济体都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因为政府主动搞社会建设,在起飞以后的20多年里把社会的中产阶级做得很大,超过了70%。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经历了100多年,而这些经济体不到30年就把中产阶级社会建设好了。

中国改革开放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时刚好是里根和撒切尔革命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有很大影响。当然也是因为改革之前的中国实在太穷了,一改革开放,大家都去发展经济,很容易忽视社会建设。

医疗、教育、住房,这些不是一般的产业,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如果这些产业成为暴富产业,社会肯定是不稳定,因为这是人人都需要的。现在中国人为什么都喜欢钱存银行,不喜欢消费?很简单,中国的老百姓买了房子就变成房奴;小孩上学家长就变成孩奴了;家人生一个大病的话,整个家庭就有可能陷入窘境。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老百姓必须要自救,就不敢花钱。

要建立消费社会就需要中产阶级很大,中产阶级和消费社会是同一件事情。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建立消费社会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中产阶级仍然占比很小。不过,十八大以来,领导人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到社会建设上,包括精准扶贫。总体上说,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还有政治问题要解决。西方所讲的民主化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议程,但政治问题不可回避。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核心是建立法治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

毛泽东时代解决了国家统一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国家经济问题,今后的30年需要解决制度建设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的执政党可以长期执政下去,社会可以稳定,到第二个百年也就是2049年,中国就可以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了。我想,这也就是中国梦。这也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望。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由本报记者王丽丽、连国辉根据作者演讲稿整理)

原标题:中国把目光聚焦未来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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