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立于邓,成熟于习近平
来源:海疆在线 2017/10/27 15:12:33 作者:陈 先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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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十八大以来的短短五年,习近平所致力探索与真抓实干加以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一系列重大而又密集型的理论创新,集中起来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全面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无愧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家。

十九大政治报告再次庄严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贯穿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后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开拓、上下求索及其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最后在十八大以来,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化新境界与理论集大成新高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达到全面成熟、进入全面发展、开始取得全面成功的划时代最新理论成果。因此,追根溯源,透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程与内在理论逻辑,对十九大以后开拓进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开始酝酿于毛泽东

追本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理论上,毛泽东的第一大贡献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与高度的理论概括和精彩的哲学升华;第二大贡献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极其艰辛的初步理论探索与实践开拓,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酝酿与理论起源阶段,“始于毛”算不上正式开始,但是,不能抹杀归零。

第一、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叶,毛泽东领导中国进行以农业小生产、个体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在一个人民民主的东方大国,经过一个比较短暂的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公有制成为唯一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根本的历史前提、制度基础、理论初心和实践依据。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多年为之牺牲奋斗的社会主义理想实现了,但是,毛泽东心里并不满意。一方面,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是照抄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以苏为师、迷信苏联老大哥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又有所抬头;一方面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但是,由于我们人口众多,工业化基础很薄弱,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没有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再说,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深入了解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严重的经验教训,解放了思想,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质疑,实现了由“以苏为师”、为榜样,到“以苏为鉴”的巨大转变。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提出“以苏为鉴”,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基本国情、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尚未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之名,但是,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与探索,显然已经接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之实质,而且取得了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两类矛盾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逻辑起点、思想酝酿与理论先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非正式提出、开始具有实质意义的思想酝酿与准备的不可否认的实证标志;

第三、毛泽东引领与主导的以“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第二次结合”及其初步探索虽然没有坚持和深入下去,最终走向错误,在初步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尚未达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但是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两类矛盾学说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其中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些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包括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等,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直接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另一方面,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国执政党,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中学习提高,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失误及其严重错误,都是邓小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可或缺的反面历史借鉴。甚至改革开放及其新时期以美国为重点的大国外交,也根本离不开毛泽东在上世纪1972年前后领导实现的中美重大外交突破及其“三个世界”的理论。

第四、毛泽东以上的探索与开拓对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中的第二梯队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结合”的极为深刻的思想启蒙与极为难得的实践锻炼,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扎下了理论的根脉,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准备了主体主观条件。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主要是指开始酝酿于毛泽东,确实是始于毛,又是“非正式的”始于毛;对于“以苏为鉴”,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理论自觉与强烈的使命感,但是,又确实还达不到正式提出理念、正式开始实践的水平,没有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实践主题、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国家战略与基本方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确立于邓邓小平正式提出、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形成基本框架

邓小平在上个世纪的1982年十二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国家战略与实践主题,正式开始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正式致力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是指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全党全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在国内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社会历史定位,在国际上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时代主题,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并且突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让一部分人先富”的大政策,部署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等等。

10年后,1992年邓小平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引领中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机制的基本框架。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科学提出、正式开始、突破性开拓、初步阐述、大致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制度体制、道路规划的基础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邓”,主要是正式开始并且正式确立于邓小平,并且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邓小平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格局与基本框架的总设计师。

但是第一、1992年南方谈话正式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进入90高龄的邓小平已经不可能再具体深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

第二、邓小平强调:改革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如果否定公有制搞私有化,如果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就是走邪路。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包括在上个世纪1994年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过度市场化”的偏颇和弊端及其严重后果,不但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甚至还完全被掩盖在市场化初期改革开放爆发式成果的时代光环之中,整个中国朝野上下,从邓小平到全党全国人民,包括整个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达到一个实践总结与理论反思的境界与水平,还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当时即使有一些反对与批评市场经济改革的声音,也只是局限于意识形态的“以左反右”的概念之争,不具有总结与反思我国过度市场化经验教训的深刻理论自觉与鲜明时代内涵。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点是渐进式改革,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邓小平时代的30多年改革,虽然也历经艰难困苦,具有“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艰巨性、深刻复杂性,但是真正“啃硬骨头”的深水区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攻坚,却是在十八大以后;

第四、中国是一个有13亿以上人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牵一发而动全局,跺一脚而地动山摇,所以中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方式,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本身又具有缺乏顶层设计、理论滞后的先天性特征;

第五、在邓小平以后,党的两代主要领导人,虽然已经从不同方面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各种不同问题与挑战,包括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执政党在领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如何“后天下之富而富”等,也多少开始看到“过度市场化”的偏颇与弊端,但是,怎样看待“过度市场化”,要不要针对“过度市场化”进行“再改革”,一方面还没有真正从理论与政治上完全看清楚问题的严峻与危险所在,也就不可能达到“对改革进行再改革”的思想理论高度与政治成熟水平;一方面又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在实践上都没有能够真正解决“过度市场化”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甚至导致一些问题积重成灾。

第六、邓小平以后党和国家的两代主要领导人,先后分别试图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两大基本问题,作为各自理论创新与实践开拓重点,但是,实际结果却都很差强人意。人们不能不承认,十八大以前的相当一个时期,恰恰是腐败猖獗、党的建设问题积重成灾,也是片面追求GDP增长痼疾难治,导致我国资源能源与环境生态难以为继的时期。客观地说,十八大以前的30多年,是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惊天动地伟大成就的30年,也是逐渐积累一些严重问题的30年。古今中外,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成就,也难免并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问题。邓小平以后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没有解决好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30多年所产生的严重问题与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在本质上都没有能够走出邓小平时代。历史是勇于担当者创造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身上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于习”:全面熟并且开始全面成功于习近平。

十八大以来短短五年时间,习近平宵衣旰食、席不暇暖、夙夜在公,深刻思考、战略筹谋、大胆创新,勇于担当、真抓实干,从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开始,以决战全面小康入手,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直接面对改革开放30年逐渐积累下来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全面依法治国,又要开展伟大斗争横刀立马、大刀阔斧解决问题,又拒绝重拾阶级斗争走老路。“四个全面”,一个真抓实干,不但高密度地继承性深化,而且高频率地开拓性提出,又及时高效率地开始真正全面探索解决解决的有十二大基本问题。

第一、围绕“什么是两个30年、怎样正确对待两个30年”的基本问题,以“两个30年”的历史命题与充满辩证思维的政治智慧,正确处理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相互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源初心、原创宗旨与红色传统,继承又发扬创新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不同时代的伟大历史成就,又坚持问题导向,无私无畏地以改革30多年以至建国近70年来所积累和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抓手,勇于理论创新,大胆实践开拓,改错与解决两个时代各自不同的不同偏向与特定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全面总结、深刻反思、辩证结合、集其大成与综合创新,而且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又以引领时代与世界的雄伟抱负与担当,创造性地提出和开拓性解决21世纪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坚持毛泽东与邓小平,又超越毛泽东与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无愧于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伟大时代的杰出继承者与伟大的集大成者,无愧于新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又一个以强起来为划时代标志的伟大表性人物。

第二、围绕“什么是全面小康,怎样决战全面小康”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心怀人民反复强调指出,全面建设小康就是要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梦,就是人民群众要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子孙后代能够“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突出强调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明确提出土地承包再次稳定30年,狠抓新农村建设与特色小镇建设,强调全面小康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特别关注地区发展不平衡,强调没有中西部的富强,就没有全国的富强;狠抓精准扶贫,特别强调决战全面小康,老少边贫“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不掉队。习近平决战全面小康思想与实践的主要特点,一个是共富共享,一个就是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唯恐有一点虚假不实或官场表面文章让人民失望,玷污共产党国家与政府对人民的承诺,挫伤人民对全面小康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围绕着中国改革“改什么、不改什么,如何深化改革开放”的基本问题,全面深化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关键的一招,也是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改革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的反复与错误,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能从改革调整和改革创新中来。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导向、顶层设计、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整体协调和统筹有序有效推进;从解放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忘初心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允许鼓励放开政策让一部分改革先行者先富,到重心转向“共同富裕”;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到习近平“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的“四个有利于”;从过度市场化到在坚持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积极作为多方面出手稳定房市、努力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有所居问题,努力解决教育医疗资源两极分化与人民群众的入学难、看病难问题,想尽办法进一步把人民群众“从市场经济竞争的巨大压力下解放出来,坚持在市场经济决定资源分配的基础上,逐步创造条件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免费制度,再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金砖五国+等,从理论到实践,使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名副其实,高招迭出,生机勃勃,异彩纷呈,不但国内深化改革振奋人心,而且再次引领世界改革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始于邓,全面深化完善于习近平,国内国际都开始由衷地议论,在邓小平之后,习近平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阶段的的总设计师。

第四、围绕“怎么看中国经济,今后怎么办,怎样适应、把握与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问题,引领中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大转型。习近平以过去毛泽东曾经具有的那种对于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洞察与科学把握,在中国经济连续下行“破7”,国内国际失败论者众说纷纭“唱衰中国”、激进论者盲目重提数万亿投资方案的众声喧哗中保持清醒保持定力,独树一帜地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科学判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降速换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大转折点。一方面指出长期粗放型增长、大体量长期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的严重弊端,一方面科学阐明当前我国的经济回落,不是短期调整,不是经济景气循环周期波动,也不是挤破泡沫一落到底,而是一种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都会遇到的一个回落阶段的客观规律,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预示着我国经济需要提质增效降速换挡,从长期单纯求快的高速增长转向稳而提质的大体量基础上的中高速可持续增长的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告诉全党全国人民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挑战,又是机遇,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政策工具多。我们应该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习近平创造性提出并且科学阐述的“经济新常态”理论,犹如21世纪中国国经济发展的[论持久战],明确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其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阶段主要经济发展特征的清醒认识,领导全党全国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大逻辑与战略转机,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新高度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中国特色道路五年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中高速增长的“筑底”回升工作也已经见效,“回升过7”的势头已经出现,今后将保持长期稳中向好;中国制造由中低端开始向中高端突破,中国蓝天白云让人民群众“尽开颜”的好日子越来越多;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不需要美国权威评级公司的评级推荐已经被国际资本一抢而空;中国网络电商经济已经开始走到世界前列,并且有可能在迎接和拥抱下一轮“智造经济”时,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智能时代的实现弯道超车,从而最终彻底解决当年毛泽东担心经济建设搞不好,中华民族可能会面临的“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最终解决邓小平担心经济建设搞不上去,贫穷社会主义就会在中国和世界人民中间站不住脚的担心。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算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经济、指导经济,习近平是亲自站在中国与世界经济风云雷电的第一线,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面直接创立“新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经济战略发展、重大战略规划与重大政策制定的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位核心领导人。

第五、围绕“什么是新发展理念、怎样不断开拓改革发展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巨大责任感和工作频率,致力于解决30年改革发展所长期积累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资源能源环境生态难以为继的问题。习近平立足以人民为中心,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的新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就是要转换发展动力、实现优质高效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人民共享共富中国与高度的民主法治中国。习近平新发展理念有力推动我国改革发展内聚新动力,在探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长时期中高速发展的方向前进的同时,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新兴工业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第六、围绕着“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怎样长期执政”的基本问题,以铁腕反腐败为抓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执政党建设方针,坚持反腐败临危治急与制度建设长效治本两手抓,把反腐败落到实处。历史是勇于担当者创造的。习近平领导的震烁中外的反腐败斗争,在“三大规律”中从共产党执政规律入手,抓住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国家政权廉政建设的根本要害,以零容忍的铁腕铁面和自身过硬的铁身板打虎拍蝇猎狐,玉宇澄清万里埃,基本解决了我党“进京赶考”以来,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没有解决好的“防腐拒变”问题,在腐败变质的边缘挽救了我们的党和国家以至军队,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和提升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新阶段,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重新回到了一个政廉官清、政治清明官商透明、官民亲和的社会主义中国,习近平无愧于以共产党和新中国红色传统为自我担当历史传承的新时代领导核心。

第七、建国以来,严格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蕴含中国政治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既取得过一些伟大成就,又是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主要问题,是过分强调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甚至动辄从阶级斗争高度搞意识形态斗争;邓小平时代是共产党逐渐被新自由主义诱导,逐渐“去意识形态”,结果人民群众的教育问题没搞好,就是意识形态斗争一手过分软弱,新自由主义一再泛滥成灾,在几任总书记之间反复造成改革开放的周期性波动与震荡。

围饶“国家意识形态应该怎样定位、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面临着相互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震荡。一种完全否定改革走老路,教条极左、封闭僵化,把市场经济为标志的所有改革开放都笼统认定为新自由主义,甚至主张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性质的意识形态斗争;另一种,明确主张欧美自由主义包括要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直接和平演变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而且打着“淡化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的新学术幌子,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否定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主张改旗易帜、全盘西化、推行新自由主义走邪路。面对两种主要思潮的挑战,习近平坚持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性质及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坚持以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新自由主义的公知和网络大V问题;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创新提高共产党的网络执政能力与网络意识形态活动能力,努力巩固主流思想文化的主阵地努力在网络新媒体领域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支配地位,努力扩大争取人心、凝聚人心的同心圆;坚持意识形态工作要有担当精神,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真抓真管又依法办事;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从在党的建设中以理想信念为广大党员干部“壮骨补钙”,到狠抓军队和全国扶正祛邪的思想政治工作,再从文艺座谈会讲话到创造性的网络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共同目标与不同思想信仰,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建设与人民精神风貌,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又一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烈责任感、特殊自觉性和顶层宏观战略意识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第八、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在建设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推动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四个全面”根本保证是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核心主题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不但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深刻阐述一个“以人民为中心”,“两个100年”、“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与“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政治清明中国”“公平正义中国”“民主法治中国”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构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一直到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统而言之,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根本目标,坚持共建共享共治式发展,突出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逐渐积累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社会基尼系数过高的严重问题,在环境资源生态难以为继、过度市场化、贫富差别日益悬殊的两极分化的边缘,挽救了祖国青山绿水,挽救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挽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中国进入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走向全面成熟与全面发展并且开始走向全面成功的全面集大成者与新时代的标志性代表人物

第九、新时期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但是在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却在美国为维持单极世界霸权挑动一些国家围堵和遏制中国时一下子陷入和平发展的“软弱大国困境”,同时在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时,又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国家分裂势力的严重挑战。围绕“怎样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走中国特色的强国强军之路”的基本问题习近平一方面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以其与时俱进的以人民安全为中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实现以强国强军的国家和平安全发展,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及其海外发展战略利益;一方面习近平坚持站在世界发展大势和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的世界战略高度,面对信息化战争新形态、世界新军事革命新潮流、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新拓展,推动形成我国空前的新军事革命浪潮。

在近代以来反复决定许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六次世界军事革命中,自从毛泽东人民战争学说理论与伟大战争实践对世界第五次军事革命产生革命性世界性的重大影响以来,习近平正在推动中国军事与国防建设第一次空前加快地全面进入美国在上个世纪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后所主导的以信息化高科技战斗力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时代主流。从过去人民战争突出强调“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到现在中国第一次突起发力,以美国及世界新军事革命为战略参考目标,全面推进21世纪中国的新军事革命,不断以中国航天、中国卫星、中国导弹、中国航母、中国神盾、中国万吨大驱,空前加强和强势扩大着中国的大国家安全战略空间。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对中国与世界新军事革命产生深刻影响的又一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无愧于“习近平让中国真正强起来”的人民评价与时代声誉,无愧于新中国人民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又一位统帅式人物

第十、中国共产党来源于反传统的五四运动,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处理得好,我们党就胜利前进;处理不好,或言必称苏俄苏联,或言必称希腊欧美,不仅仅文化上丧失主体自我与自信,政治上也往往是失败和灾难。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正式开始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抗战时期伟大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空前兴起,为中国共产党抛弃来之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巨大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动力。反之、毛泽东晚年与中国共产党所遭遇的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劫难,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文化大革命“兴无灭资”、“破四旧”,完全否定西方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十八大以来,围绕“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及其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的基本问题,习近平一方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全面运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话语概念、思想理念、基本范畴、价值评判、思维方式、经典故事及其警句名言,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登堂入室,第一次达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面融通、全面结合、全面相辅相成;一方面在理论上大胆而又创造性地走出毛泽东“精华与糟粕”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分析范式,正式确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文明基因、文化血脉、思想土壤、信仰的根基与精神家园,并且提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理论与实践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状态,习近平时代及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也就更加血浓于水,血脉情深。

第十一、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怎样以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推进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在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富国富民、富国强国、强国强军的基础上,在世界舞台上旗帜鲜明勇于开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首先,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是灿烂悠久的东方文明大国,中国文化没有对外扩张掠夺的基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和为贵、万邦和合、协和万邦,文以化人、教化天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合精神的必然的时代发展。中华民族过去能够以“以德报怨”的道德精神对待日本,今后更不可能以什么“受害者”心理对待欧美西方大国。其次,习近平坚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强调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地位不能变,始终坚持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原则,不搞狂妄自大,也时刻警惕被欧美主导的国际舆论捧杀;再次,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作为,做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勇于担当世界新兴大国的领头羊支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权利与发言权,坚持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做维护世界战略稳定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压舱石,坚持以中国自身的稳定发展成为世界稳定发展的主要引擎;一方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主要是:对美国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不争霸、不对抗,与与俄罗斯战略伙伴不针对第三国,另一方面,还有,习近平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明确定位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最重要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今后也仍然秉持改革完善与部分创新的基本立场。最后,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是以强大的战略定力与折冲樽俎的外交与国际政治智慧,引领中美两国在相互尊重、管控分歧、冲突不对抗、对抗不破裂、破裂也坚持对话谈判不以武力和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一方面,中美两国都足够强大,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承受不起中美两国剧烈对抗与战争冲突的灾难;一方面,世界和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共同发挥世界大国的主要引擎与主导治理作用。

第十二、围绕“世界怎么啦,中国怎么办”的基本问题,习近平站在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全球战略高度,高瞻大局,洞察大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与时代潮流的基础上,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旗帜,引领世界话语,占领国际理论思维制高点,在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与资本主义当下新自由主义主流的自由民主之上,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大格局及其道德与人类价值制高点。一方面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必然引起世界的改变,习近平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中国话语、中国魅力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心胸,展示并示范中国言行做派,引导世界理解、接受并且走向最终适应甚至拥抱中国崛起;一方面世界发展需要中国,必然进一步推动中国世界化,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大胆构造世界新秩序,积极参与世界治理,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不同于美国及其他传统世界霸权的新型全球治理模式。在双边多边合作的世界治理中坚持“互利共赢不霸权自肥”的核心治理原则,践履“协商民主不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民主治理方法,承担“主权平等不以小国做交易”、“引领发展做贡献”、“担当责任解难题”、“主持公道担道义”的大国责任,习近平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旗帜,以中国气派统帅中国大踏步走进世界中心,参与主导世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从联合国维和到亚投行,再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到金砖五国+,从砥柱中流坚定支持[巴黎气候协议],到高举被美国弃如敝履的全球化大旗等,已经开始得到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绝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与以俄罗斯、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理解、接受、支持和适应。习近平已经开始做到过去毛泽东、邓小平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并且被西方与世界舆论界称之为世界近代以来“三百年未有之大变”。

综上所述,十八大以来的短短五年,习近平所致力探索与真抓实干加以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一系列重大而又密集型的理论创新,集中起来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全面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无愧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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