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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历史经验
来源:《党的文献》 2017/12/07 11:36:38 作者: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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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回溯历史,党管媒体的原则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党领导新闻媒体不断走向成熟中逐渐形成的。

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它贯彻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例如,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就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回溯历史,党管媒体的原则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党领导新闻媒体不断走向成熟中逐渐形成的。本文讨论的是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发展历程及其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囿于历史材料,这里的媒体限于当时的几种主要报刊。

一、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媒体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早在中共早期就创办了《红色中华》《向导》《前锋》等多份报刊,用以传播党的政策主张,推动革命的发展。随着革命形势发展,除了作为党的喉舌发挥宣传和战斗作用外,在中央苏区的党报党刊也成为党体察社情民意的“耳目”和动员人民群众的“号角”,具有了典型引导及舆论监督作用。【参见阳振乐:《中央苏区时期的党报党刊与党的建设》,《苏区研究》2016年第1期。】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媒体事业继续发展,多种适应形势的报纸、刊物、电台不断涌现,如《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然而,在各类新闻媒体中,尤其是报刊在编辑发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开始显现,主要表现有: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或者沿袭资产阶级报纸老一套的做法,不符合或不适应宣传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部分党报或新闻工作者不能全面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党报党刊采编人员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影响,热衷于描写精英人物和事迹,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存在偏差,未能很好地贯彻群众路线的要求,等等。

受个人主义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党报党刊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如描写英雄,多侧重其超群出众,而忽视其与群众的联系;报告减租运动,多强调政府的‘恩赐’作用,而忽视群众的斗争力量。甚至有些稿件字里行间充满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映,而缺乏群众的思想感情”【《晋察冀日报社论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页。】。党报党刊不能深入群众,认真地调查研究,也导致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难以落实。例如,“《解放日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叫‘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织声’的新闻,后来查起来,那时鄜县城内原来连一架纺织机都没有。去年征粮时,报上又登过一条消息,说延安乌阳区首先完成入仓任务,后来查明,乌阳区在延安征粮中是最落后的一个区”【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晋察冀日报》也总结说:新闻报道还普遍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缺乏调查研究,不善于掌握领导方法的反映。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深入调查,不开动机器、钻研问题,以致许多丰富的斗争经验不能集中起来,加以分析、提高,回到群众中去指导工作。【参见《晋察冀日报社论选》,第491页。】这些现象,都不利于党报党刊发挥引导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部分通讯社和报纸有脱离党的路线和政策导向的现象,面临失去党性原则的危险。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由于政治形势复杂,部分党的通讯社、报刊的新闻工作人员党性不强、主观认识存在偏差,导致新闻报道的内容与党的方针政策不相符,有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出现与党的政策不一致的现象。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等等。

另外,由于缺乏宣传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也导致党报党刊不受个别地方党组织和党员的重视。在陕甘宁边区,“有个别地方党部和部分党员对《解放日报》表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把党报当作普通新闻纸类一样看待,而不注意加以研究和讨论;或者随便拿党报去糊窗子、包东西,而不肯把它送给别人看;或则忽视自己对党报应有的责任,不愿意替它写通讯、做文章”【《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1942年9月9日),《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这些现象,既体现了部分党员干部对党报的作用认识不足,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党报的有些报道内容缺乏现实针对性,还没能真正成为党宣传和组织工作的锐利武器。

二、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由于《新华日报》的办报地点地处国统区,编辑出版工作经常受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的干预和封锁,不能很好地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故当时迫切地需要自主创办一份引领全党舆论的报纸。对于创办新报,王稼祥认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办的《新中华报》不能完全代表党的立场,办日报能增加广播材料,故需要一份新的日报。【参见《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解放日报》就是这一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一份重要报纸,它是《新中华报》和新华社《今日新闻》合并而成的。《解放日报》的出版地在延安,位于中共中央所在地,它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又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全党舆论的报纸。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放日报》的新闻导向,是中共领导下各根据地新闻媒体的风向标。

然而,该报创办初期仍然存在前述问题。1942年之前,《解放日报》以大部分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发表大量社论,“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陈清泉等:《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而对国内新闻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新闻报道很少。作为一份党报,对党的工作报道不够,甚至毛泽东在中央党校首次作整风运动报告这样的重大事件,都没有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是在第三版的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消息。【参见散木:《〈解放日报〉首任编辑杨松纪略》,《炎黄春秋》2016年第8期。】同时,《解放日报》还照搬苏联的党报宣传模式,不管有没有大事,几乎每天都要刊发社论,有的社论言之无物,内容空洞,泛泛而谈,毫无新意,个别还出现严重错误。在对照“三风”(学风、党风、文风)检查中,《解放日报》作为党报未能对于整顿“三风”加以应有重视,使之蔚成风气,形成潮流,重要的党的新闻消息放在极不显著的位置;有些解释性的论文评述,或则浮泛空洞,辞严意宽,或则挂一漏万,损害原意,或则夸夸其谈,以八股反八股。【参见《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作用发挥。

西安事变之后,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右倾错误倾向,主张中共放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根据地内部,出现部分“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的现象。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给中共中央敲响了警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提出了加强党性的号召,其原因,正是“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这些问题在新闻工作者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1942年,整风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随着运动的深入,《解放日报》的问题更为凸显。针对这种情况,1942年3月,秦邦宪提出了改造《解放日报》的草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自去年七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在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各部门已经开始热烈的讨论,“但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不利于整风运动,“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他还认为,党报要容许人说话,“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4页。】在这里,毛泽东实际提出了报纸媒体的改造要遵循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即既要反映人民的各种意见,又要集中体现党的意志。

为了做好改版工作,《解放日报》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派出记者深入基层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在征询意见过程中,延安南区居民老杨表示自己一个字也不认识,不看此类的报纸。对此,记者向他解释说:“报纸不仅是给大家看的,并且是给大家说话的。譬如你种地有些什么困难,你对公家人有些什么意见,你告诉报馆,报馆就把你的话在报上发表,等到大家知道了,不是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么?”【莫艾:《本报革新前夜访询各界意见》,《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4月1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致读者》一文,提出了报纸改进的方向,突出了党报的党性与群众性,要求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同时要“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底(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这篇社论,实质上体现了《解放日报》作为党和群众的喉舌的作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锐利又力的宣传武器。同年9月,《解放日报》再发社论《党与党报》,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决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党与党报》,《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动员全党参与报纸的工作,再次为党报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改版之后,《解放日报》的办报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版面上,突出了党的政策宣传,以及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及效果,边区的政治、社会新闻开始在头版出现。记者莫艾采写的劳动模范吴满有的通讯和评论,登在了第一版和第二版,开创了近代中国报业史上在头版头条重要位置报道一个农村劳动英雄的先例。毛泽东看到后说,改版以后,边区的生产新闻,劳动英雄,也上了报纸的一版头条,这就和边区人民、解放区人民,有了联系,现在报纸的方向对了。【参见齐志文编《记者莫艾》,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解放日报》逐步改变了过去每天一篇社论的刻板作法,出现了很多贴近边区社会现实的、具有指导性的社论。如1942年9月的一篇社论详细说明了敌后根据地秋收的问题:正规军与游击队,要积极准备战斗,保卫民众进行收割,从收割、打场、运输到最后的保藏,中间哪一段工作脱了节,都会影响到全局。兵力与劳动力的配合,如不恰当,也会影响到全局。所以布置周到,组织严密,动员深入,工作迅速,是顺利保护秋收的最基本条件。【参见《敌后的秋收》,《解放日报》1942年9月26日。】又如1942年10月,为了避免秋收时粮食的浪费,《解放日报》专门刊发了长篇社论《不让丢掉一粒谷子》。这些社论,完全摆脱了言之无物的“党八股”风气,更加贴近群众实际。

更为重要的是,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很快成为宣传党的最新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这尤其反映在整风运动中。1942年4月初,《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刊发《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自我批评从何着手》《讨论整顿三风的具体化》等系列社论,解析整风中的思想问题。4月中旬起,《解放日报》第四版以主要版面刊发了《整顿三风讨论材料特辑》,先后出版6期,整风中有关学习的重要文件,中央宣传部决定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大部分都在特辑中发表。【参见陈清泉等:《陆定一传》,第272页。】4月27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在宣传上将整风运动推向高潮。

在内容方面,《解放日报》开始积极刊发贴近群众生活的稿件。如1942年秋,《解放日报》就集中刊发秋季预防伤寒、痢疾,处置急性发热病人办法,出血急救法等医疗卫生方面的报道。就伤寒、痢疾问题,报道说为了预防疾病,陕甘宁边区发起了大扫除运动,及“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物运动”【《快预防伤寒、痢疾!》,《解放日报》1942年8月14日。】,号召民众行动起来。贴近群众生活、实用性的办报风格也影响着各分区的报纸。1945年3月,关中分区的《关中报》专门拿出一个整版,介绍防病治病的知识,头条以答复新正县群众来信的形式,详细介绍了“霍乱病的预防和治法”,纠正群众的一些误解。【参见《霍乱病的预防和治法》,《关中报》1945年3月1日。】这些报道,对于根据地缺医少药的群众而言,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也拉近了报纸与群众的距离。

《解放日报》的改版,鲜明地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通过动员各级党员干部参加报纸工作、建立通讯员制度等方式,加强党对报刊工作的领导。同时,改版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提升了党对新闻本质和作用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党报新闻工作人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认识新闻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三、党管媒体的实现途径

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以及各级宣传部门的一系列新指示,极大地改进了各根据地的新闻报刊工作。如何更好地发挥党报党刊的宣传和战斗作用,如何更好实现党对报刊等新闻媒体工作的领导,成为各地党组织及新闻工作者思考和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自主创办党的新闻媒体

延安时期中共创办了大量的新闻报刊、通讯社、电台等,这成为党实现对新闻媒体领导的主要途径。在陕甘宁边区,不仅有边区一级的报纸《解放日报》,各分区也都积极创办自己的报纸,如《抗战报》《关中报》《大众报》《三边报》《救亡报》等,“这些报纸的共同特点就是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樊为之:《延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3页。】。通过自主创办报刊,能更准确体现党的宣传意图和政策走向。1945年,为配合陕甘宁边区普选,《关中报》头版刊发了《开展普选运动》的社论,介绍了专署联席会议“布置普选工作”“进行普选宣传”的情况;还发表了杨玉亭的《选举中的几点经验》,详细阐述了此次选举要落实“放手发动群众,大量发扬民主”的原则,指出选举宣传工作内容要生动具体,干部在检查工作中要诚恳承认错误不足,候选人提名要让群众自由地提出并进行讨论,还要广泛地发动积极分子和各阶层人士,参加领导选举工作。【参见杨玉亭:《选举中的几点经验》,《关中报》1945年10月24日。】这些通讯有利于帮助选举工作人员进一步熟悉选举程序,推动民主选举工作更好地展开。在陇东分区,《陇东报》的前身《救亡报》,就通过事例宣传八路军军民一家亲的道理。报道提到:“自此地麦苗成熟以后,团长张才千即派军士连日向农村收麦并不吃喝茶水,且都和气异常。麦(收)获完后,又令(领)着收豌豆及锄地等,似此帮助人民军民一致,为从来所未见过的现象。”【《驿马关驻军热心帮助人民为从未见过的现象》,《救亡报》1938年7月26日。】这些新闻报道,较好地体现了党的方针和政策,发挥了党报在革命中的宣传作用。

事实上,在中共领导下的各个根据地,都通过创办报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抗战初期,鄂豫边区党组织创办了《新钟祥报》,它名义上是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主办,因为指导员就是中共党员,实际上就是党报,由县委直接领导。宣传内容上,除了报道前线战况,还着重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根据当地方针政策,宣传坚持抗战,加强团结,反对投降,争取进步等政治主张。社论多由县委书记等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撰写【参见《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4年刊印,第331页。】。

通过创办报刊实现党的领导,鄂豫边区的《七七报》表现比较突出。这份创刊于1939年、于1941年改为铅印的地方报纸,严格贯彻着党的领导:组织上,报社的工作人员都是党委分配来的,一部分印刷工人也是党通过各种渠道从武汉等地聘来的思想进步的工人;思想上,党委经常对报社工作人员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方法上,边区党委严格要求报社人员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等工作作风。【参见《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第238页。】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确保了报纸报道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于当时的革命任务。

有时,中共也通过间接创办报刊的方式,实现对媒体的领导,重庆的《挺进报》就是一例。国共谈判破裂后,重庆陷入白色恐怖,编印进步报刊随时有被捕甚至被杀的危险。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中共地下党员刘镕铸及一些进步青年自发编印出版了《挺进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中共重庆市委获悉后,多方联系了刘铬铸等,通过接转组织关系、建立特别支部的方式,实现了市委对《挺进报》的领导。《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任书记,并且对报社工作人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秘密发展党员。【参见履平等编《挺进报》,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二)对办报思想的指导与改造

新闻报刊的风格,很大程度体现着新闻工作者的素养和风格。为了实现党对报刊的领导,延安时期中共非常重视对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通过党的会议、讲话,党内指示、通知,以及报刊社论等方式,实现党管报刊的要求。

针对新闻报刊,尤其是党报党刊在举办过程中所坚持的思想路线问题,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改造党报的通知,对党报及党报工作人员发出明确指导。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怎样办党报》,《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根据党中央精神,各地党组织积极推动报刊的改造。如绥德分区,要求《群众日报》必须和党面临的任务相结合,及时宣传党的政策,言论思想要符合党的意志。党报记者应联系群众深入群众,要朴素踏实地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页。】1940年初,任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副主席的左翼作家周文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毛泽东向周文介绍边区的文化状况。由于边区人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多,教育不发达,他鼓励周文做好文化普及工作,在大众化方面开辟新的阵地。毛泽东提议创办一个“大众读物社”,创办一张通俗化的报纸,还给报纸取名为《边区群众报》,并表示愿意亲自题写报名,希望周文负责这一工作。于是,《边区群众报》的办报宗旨就是“办成真正的人民报纸”【《边区群众报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此外,党报在革命运动中还具有组织指导作用,党报工作人员需要有无产阶级立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必须掌握党的政策,提高理论水平,秉承党的意志,对正在发展或行将到来的工作具有明确的认识,进行适当宣传”【《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246页。】。

党对报刊的思想领导,更强调报刊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233页。】。故教育群众、宣传政策是党报的重要任务之一。“党应当把新闻报道工作真正看成指导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党指导工作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新闻报道工作,正是体现这种方法最有效的工具。”【《晋察冀日报社论选》,第489—490页。】在抗战背景下,报纸更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应该成为民众的喉舌,代表民众把心里话倾吐出来。它应当发扬、鼓励一切正确的、好的现象,同时要揭发、批评一切错误的、坏的现象。它应当发挥其抗战工作中的推动机的作用”【《九一记者节》,《解放日报》1942年9月1日。】。这些要求,都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报的工作人员指明了方向。

新闻报刊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指导思想。新闻通讯必须以群众熟悉的方式写作,“要求我们的新闻通讯最大限度地运用群众的思维结构、群众的语言,而不是生硬地搬用它们,不是在洋化的结构中套进一些群众的思维片断,在洋化的句子中格格不入地装进几个老百姓的土语,而是真正为群众所讲的和懂得的通俗的群众思维结构和言语”【《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217页。】。特别是在文化普及程度较低的根据地,报刊的语言风格更是直接关系到报刊在民众中的接受度和传播力。因此,提高报刊的通俗化、大众化、可读性、生活性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党管媒体的组织路径

为了更好实现党的领导,党中央提出了全党办报的号召,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到新闻工作中。《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提出:各级党委负责同志,应该经常向《解放日报》投稿,把工作中可以公开发表的经历和经验,写成专文,在报上发表。地委加强对《解放日报》通讯处的指导,纠正通讯社对党的组织闹独立性的问题。各级党委整顿各地通讯员,注重审查政治上的问题。【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晋察冀边区亦发出指示,要求落实全党办报的方针,充分利用党报指导实际工作,总结和交流经验,反映与指导群众斗争。对于各地通讯员,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和改善他们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各县、各分区的党政军民负责同志组织中心小组,小组长由党委书记或常委担任,每月至少作系统汇报一次。为了保证党报稿件的正确性与真实性,未经审查的重要稿件报社不登。为加强对党报的领导,分局除加强党报委员会的工作外,将给日报负责同志及工作人员更多的接近实际斗争的机会,并号召党报工作者贯彻整风精神,力求接近边区的各种实际斗争。【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146—147页。】这些组织制度的建立,有效落实了党管媒体的要求。

在党的领导下,记者通讯员制度得到全面改造。“党报的记者通讯员,与普通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通讯员,有极其本质的不同。其不同的所在,在于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通讯员,是为‘个人自己’而工作,或者为一个小的同人(同志)集团工作,实际上则是为资产阶级工作,为剥削者工作;而共产党党报的记者通讯员,则是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为这个大的集体而工作,把自己个人溶化在这个大的集体之中,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兴趣等等服从于这个大的集体的利益,在党的事业,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中求得自己的发展。”【《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作为党报记者,必须按党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问题,撰写新闻评论;要把群众的观点反映到报纸上,依靠广大的通讯员,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与工作;不单要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还需要贯彻党的立场,有斗争性,也就是全面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和斗争性。【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203—204页。】只有这样,党报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于报刊编辑记者、通讯员的选择任用,党中央强调注意从党的要求出发,侧重考察其政治立场。1943年西北局的一份通知指出,各地通讯员应由地委及县委严密审查。还规定了通讯员的条件:“凡政治上没有问题、有起码写作能力、热心于党报工作者,即可合格。”【《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内部编印,第142页。】党报记者也逐步改正了脱离群众的作风,不仅深入基层采访,还积极出谋划策,参与乡村建设。

作为正式记者队伍的补充与延伸,通讯员制度也得到组织化发展。在鄜县,《解放日报》通讯网在各区普遍建立,地方上成立通讯小组,通讯员定期召开小组会。各区通讯工作在县宣传科长联席会议后,又举行座谈,决定通讯员名单,各同志均欣然接受,并就写什么、怎么写、如何发现材料、今后通讯员与报社如何联系等问题详尽交换意见。【参见《多反映群众生活》,《解放日报》1942年7月29日。】如此,即可更好地健全通讯员队伍,也可以保障新闻报道的真实与全面,利用党的各级组织健全通讯网,在党报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事实上也在实现着“党管媒体”的方针。

四、党管媒体的理论逻辑

以报刊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承载着信息传播、影响社会等功能。报刊等媒体在革命中绝不仅仅只是信息传播的媒介,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革命的一部分。作为党报党刊,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列宁曾猛烈批评《火星报》,认为其变成了“反党的机关报”,原因是一家全党的机关报不代表全党,只代表少数小组和派别,却以党的名义在活动。【参见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因此党报必须坚持党性,要“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要求党报党刊必须注意宣传方式,使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同时,要克服宣传人员闹独立性的倾向,各地新闻工作者,“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7页。】。解放战争时期,更是要求“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56页。】。

同时,党报党刊要有人民性,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求。早在《解放日报》改版之前,毛泽东就曾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67页。】刘少奇指出,新闻记者“是人民的通讯员,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页。】。只有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更好地反映客观真实,“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除了反映人民群众意见之外,也需要积极地回应人民群众。《解放日报》就曾以读者来信等方式多次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

党性与人民性在新闻媒体中应该是统一的。这就要求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新华日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它的一切政策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党报的《新华日报》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80页。】。党性作为一种阶级觉悟,体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是对人民和党负责的。我们报纸的一字一句,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真正有利于人民的,才可以登载,与此相反的就必须坚决改正与抛弃”【《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30页。】。追溯理论渊源,延安时期党报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延续与发展,从强调其“批判功能”转向强调其“论证功能”。就延安时期而言,新闻媒体的“批判”与“论证”功能兼有,批判是对落后的旧制度的批判,而论证则是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论证,在这一过程中,党性与人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延安时期党对新闻媒体本质作用的认识以及管理经验,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而进行的创新性发展。

五、余论

回顾延安时期党管媒体原则的形成与完善,至少有以下经验值得总结。一是始终坚持自主创办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通过党报党刊落实党的领导,发挥其政治导向作用;二是坚持对报刊等新闻媒体正确的思想领导,融入党性教育、群众路线观念,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以多种方式纠正党员干部、新闻工作人员中的认识错误,为媒体树立正确的思想导向;三是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改善党对媒体的领导,尤其重视对编辑、记者、通讯员等新闻从业人员的组织领导,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这期间提出全党参与、全党办报的方针,也是实现组织化领导的重要经验。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理论来源,既有马克思提出的创办“人民报刊”的思想,又有列宁的新闻思想,还有延安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新闻工作鲜活实践经验的总结。

此外,客观审视延安时期的历史情境,党管媒体的演进,还有另外两点认识值得注意。

首先,延安时期,党对媒体的领导地位,是在国共斗争中通过对媒体的争夺确定的。国民党政府对新闻媒体采取了包括新闻检查在内的一系列管制措施,“对于革命的记者施行残酷的屠杀”,“其所采取的手段就是颁布限制法令,实行新闻检查,强迫停刊,以及秘密收买、恐吓、暗杀等等”【延江:《国民党反动派十年来摧残新闻事业的罪行》,《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因此,在1943年第十个“九一记者节”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其中提及对于八路军的抗战功绩,“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减少中共对时局的影响,《中央日报》被要求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的少,登的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602页。】。这些事例都说明,如果不能把握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党在政治斗争中将会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回顾延安时期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固然带着时代的烙印,但在本质上,它反映着党的根本宗旨,目的是要争取人民的话语权,使媒体发挥其引领时代、推动进步、服务人民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新闻媒体在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载着引领人民、教育人民的重任。过度商业化的报刊,亦不利于前述作用的发挥。被权力腐蚀的媒体,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更不足以实现前述功能。因是之故,就这一本质目标而言,报刊等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必须是内在统一的,党管媒体原则的强调与落实,就是为了树立媒体的党性,更是为了落实群众路线,更好维护广大人民的福祉,使新闻媒体真正体现人民性。相比于延安时期,今天我国新闻媒体工作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但媒体应有的党性、人民性仍需要坚持和加强。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如何增强党性,如何发扬人民性,如何把党的政策宣传好,使之深入群众并为群众所理解与拥护,如何保障最底层人民群众的呼声能发出、被听到,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此而言,回顾延安时期党领导新闻媒体的历史过程,挖掘其中有益的经验,不无积极意义。

原标题: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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