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资本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趋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2/06 10:48:37 作者:吴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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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从把握世界历史“动态矛盾”规律的角度上看,超越“资本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而最终目标无疑是实现那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的新社会。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哲学领域来分析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生成、扬弃资本主义因素、关系和力量,展现了向更高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的历史趋势。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特征。当今,作为制度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试图调整自身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运行方式和交往方式,以维护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作为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更要敏锐地洞察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那些能引起质变的细小量变,有意识地自觉做好世界历史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实践准备,为实现最终的转变铺平道路。如梅扎罗斯指出:“一切社会主义变革的真正战略目标,现在是并且将来仍然是,在其全球复杂性上彻底超越资本自身,以及它的既定的和潜在的历史形态的整体,而不仅仅是或多或少发达的(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或那种特殊形式。”

一、马克思思想世界中的“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及其超越

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体系中,“资本逻辑”是具有二重性的。一面是对“资本逻辑”曾经历史作用的巨大褒奖:资本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序幕,资本的逻辑推开一切,成为人类一切领域的主宰,“资本逻辑”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重组了世界交往秩序,将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全球资本体系,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性、科学、民主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另一面是对“资本逻辑”所产生的矛盾问题及其对人的剥削、压迫、异化最为激烈地、无情地、深刻地批判:资本抹去了一切神圣职业的光环,撕下人与人之间甚至是家庭成员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斩断了封建社会形形色色人格依附的羁绊,“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马克思在看到“资本逻辑”二重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其自身被超越的历史趋势。他把世界历史的兴衰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及其超越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的特有产物。他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以一种“以太光”普照大地的必要性推动了各民族(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其次,他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生产关系中最后一个对抗形式,随着它向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过渡,“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此终结,而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新进程由此翻开。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由此,他指出资本创造出了自己的对立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多,终有一天,量变成为质变,未来新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历史。所以说,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只是开篇、起步和初级阶段,真正的世界历史必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完成和进入高级阶段。

同样,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与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应该是这样展开的: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部落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国家,随着封建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特别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凸现出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主权国家历史时期。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不断扩大,民族国家由孤立联接成为一个整体,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阶段,而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加剧而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的灭亡,导致私有制的灭亡、民族国家的消亡,进入世界历史的高级阶段——即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阶段。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阶段与世界历史发展阶段之间是系统与构成部分的关系: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与各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不能等同,但作为系统的“总体”的世界历史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对各民族国家就像“使社会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 一样,开始的时候是一些“文明国家”代表着世界历史的方向,首先进入世界历史,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然而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一切民族(国家)都被卷进世界历史,并且民族(国家)将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越来越服从于世界历史的发展。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极具强迫的过程,任何民族(国家)只有符合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才能有一席之地,到最后西方的“文明国家”也是如此,不可能阻止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不可能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任何有悖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国家)即使在某一特定时期能够取得所谓的“成功”,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终究是要灭亡的。

当今中国正处于并长时间处于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我们运用“资本逻辑”是为了超越“资本逻辑”,最终目的不是在“资本逻辑”中沉沦,而是涅槃和重生。这就需要为实现世界历史向更高层次发展创造积极因素与前提条件。这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是指引我们不断前行的明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驾驭运用“资本逻辑”来提高社会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使社会主义建设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初心,不能忘记使命。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积极有效地运用“资本逻辑”是我们的战略策略,是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不断进步的重要手段,但它不是终极目标。历史演进到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并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而是向着更高更新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序曲。今天,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这种历史大趋势做好准备,为实现这种转变创造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时代性前提和条件,尽量使这一天来得更早一些。

二、超越“资本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两者缺一不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目标性与趋势性上。所谓目标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谓趋势性,即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转变。这两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历时性”特征——即实现这一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时代性与民族性上。所谓时代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之中;所谓民族性,即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紧密结合。这两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共时性”特征——即在把握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驾驭与运用“资本逻辑”。这就需要具有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自觉地把握历史趋势、瞄准价值目标、运用政策策略,不断为自由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前提,为最终实现历史性跨越奠定完善的制度形态和经济运行的实践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代表了乌托邦式的梦想和美好社会的彼岸,也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是一种通过实践而能够企及的现实的社会形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过程必将是历史的和长期的,与“资本逻辑”相对的“共产主义逻辑”在社会经济建构方式、建构形态上是与“资本逻辑”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排斥人作为历史进步主体的鲜明异质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 “资本逻辑”虽然促使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异化的、畸形的,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矛盾的。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掩埋在平等交换那种貌似公平的行为下,资本家通过所谓的“公平交易”完成了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从而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体现出来的是市场逻辑对人的统治:普通劳动者既不能掌控自己、也不能掌控自己的劳动产品,构成“人的类本质” 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转变为外在的、强制性的、属于他人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异化活动。这种劳动纯粹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最终使人的关系产生异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扩大。按理来说,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使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但是在“资本逻辑”下,这种变化带来的却是非劳动者(资本家)的更加自由,而不是普通劳动者的自由。相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资本家更多地榨取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加深了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种状态下,“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财富才“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那时,每个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由此看来,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回归,是“资本逻辑”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使资本与劳动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真正协调与和解,使社会生产的目的由生产资本、获得剩余价值向实现人的需要转变,使社会形态由“对物的依赖”向“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人”的跨越。

共产主义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是建立在从对资本、市场的扬弃与人的发展的历史运动中探寻新社会的生成机理与构成特质的。共产主义打破了“资本逻辑”统治个人的悖论,使劳动不再成为每个人必须痛苦的接受,使资本与私有财产不再拥有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使时间可以由个人自由的掌控,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实现真正的和谐,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这样,资本被超越就具备了人的发展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合理性基础。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是摆脱了空想乌托邦的粗浅实践状态与理论脱离实践的致思逻辑,是从而成为反对“资本逻辑”与超越“资本逻辑”的新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劳动脱离了谋生手段的时候,随着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到了那时,“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从把握世界历史“动态矛盾”规律的角度上看,超越“资本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而最终目标无疑是实现那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学界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就是体现在与传统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的“苏联模式”来比较,提出“特色”主要体现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如果说在“苏东剧变”之前,这种论调还有市场的话,那么现在恐怕很难说服人。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和趋势来看,所谓的“市场经济”“商品”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从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性东西”,而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属性。因为从根本上看,这些不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制度文化所带来的,而是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必需的。同样这些东西本身也是暂时的,是为了实现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而过渡的。在实践哲学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性就体现在: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与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的具体描述并不一致,特别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逻辑条件下的“商品” “市场经济”都是备受批判的东西,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都存在,而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必须不得不把“商品”“非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发展到适合于人的发展需求的合理水平,以期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达到商品消亡、私有制消亡与民族国家的消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终极目标。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始终关注人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进行科学研究与革命实践的目的和归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理时,提出了“世界历史性个人”概念,这个概念是随着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提出而提出的。马克思认为,只有世界历史由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即真正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而共产主义本身与历史的推动力量——无产阶级都“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后来马克思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剖析资本、商品、货币及私有制对人的奴役后,以人的发展为标志把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把处于最高阶段——共产主义阶段的人的状态描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他指出只有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 ,每一名社会成员才能摆脱那些“威慑和驾驭他们的完全异己的力量”,才会真正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世界历史性个人”“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与“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指摆脱了异己力量的人,真正使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重新受自己支配的人。无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都是如此。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是通向这个目标,所揭示的历史的自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艰巨的过程,需要无数代人的不懈努力。

当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迫切的问题不是在更高层次上探讨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为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同这个终极目标具有明显的历史代差;而是恰恰需要在道路的选择和推进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个目标不动摇,并自觉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这个目标创造更多的前提和条件,逐步培育实现这个目标的全部积极因素。由此看来,要为实现马克思所说第三阶段的人的发展目标创造前提与条件,就必须在当前的实践中不断驱除人在发展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所遭受的异化和限制,使人的发展彻底突破人身依附关系、最大程度制约物的依赖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副作用。

第一,彻底突破人的依赖关系,消灭前资本主义思想残余。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最初形式,是基于较低的生产力及在狭小范围和孤立地点上发展起来的,完全没有超越地域性限制与民族狭隘性的制约,与工业大生产和世界市场是矛盾的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已经建立,但是其社会中依然留有一些旧社会的痕迹,这些痕迹不是资本主义的,大量存在的是与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相联系的封建思想:“重农轻商”“封闭僵化”“官本位”“等级本位”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盛行;社会生活中离不开血缘联系、离不开人际关系网络、离不开等级依附等现象。这些思想观念是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最初阶段的产物。虽然当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建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军事等全方位的联系,已经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地域性限制,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超稳定结构,这些思想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深深扎下了根,以至于当今中国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一边是规范市场经济,一边有企业法人想方设法与掌权者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边是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一边是“一把手”不受监督、为所欲为;一边是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治理,一边是生老病死、吃教住行“不求人办不成事”;一边是守住生态文明的底线,一边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吃子孙后代的饭。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为实现人发展的最高阶段——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前提、条件,首先就要坚决肃清封建思想的残余,彻底打破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从对人的依附中完全解放出来。

第二,最大限度制约物的依赖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副作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对物的依赖的“物”是指货币,而这个“物”(货币) 体现出来的不是物本身,而是凝结在物(货币)中的人的互相间的“物化关系” 。“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 但是这种对物的关系的依赖,相对于对人的依赖无疑是具有相当进步性的,对物的关系的依赖是与生产力的普遍提高,突破所属地域性、民族局限性、狭隘视野性的产物,是资本扩张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所带来的,并且这一阶段是进入第三阶段的必经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对物的依赖性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发展,交往就不可能扩大到世界范围,生产力也不可能成倍地增长到为最后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地域性的个人就不可能真正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就将成为一个空想。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就是要发展第二阶段,用第二阶段对物的依赖抵制第一阶段对人的依赖的残余。运用和驾驭“资本逻辑”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挥资本主义生产样式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方面,才能真正为实现人类发展的第三步奠定良好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物的依赖性也不完全都是先进的,其中的副作用也不小:一旦资本的扩张和对物的依赖发展起来,也会成为人的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种力量已经“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 反而开始支配他们。这种诱发着“物的崇拜”“金钱崇拜”的东西,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就渗透进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情况更为复杂的是,人对物的依附关系与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两种关系中的糟粕与弊病纠缠在一起,使封建思想残留的“权利本位”“等级本位”思想与“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拜金主义时而独立出现、时而交互出现,对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与社会大众的思想道德产生了巨大冲击,进而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勾结、行政资源与其它资源采取“等价交换”的方式相互渗透,官员权力寻租、消极腐败、社会中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作为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即使在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也必须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在发展对物的依附关系的同时,限制这种关系的副作用,把这种副作用带来的损害降至最低,从政策和策略上就需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培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化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及其腐朽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为那个最终到来的目标做好准备,有意地缩短通向终极目标的时间和距离。

第三,培育人的主体权利意识与基本道德规范。在人身依附的阶段,人们是没有政治主体意识与权利义务意识的。黑格尔指出,在东方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即专制君主的自由。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压迫,中国人的政治主体意识与权利义务意识相对淡漠,传统思想中的“尊卑等级”“君君臣臣”思想根深蒂固,“自由”“理性”“平等”“人权”等体现现代社会的思想缺乏,同时人治思想严重,权利与义务思想淡漠,法治思想缺乏。在物的依附关系阶段,虽然人们有一定的政治主体意识与权利义务意识,但是这种意识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上的,是被物所扭曲的,比如: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政治献金基础之上的,被物化的民主政治选举出来的政府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代表大资本家、大财团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地超越这两种阶段,培育面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人,使人们增强主体意识、契约意识与权利义务思想,为发挥他们的自由个性打下良好基础。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提高人的交往方式的重要环节。做人要有道德底线、交往要有公德、做事要有职业道德,道德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在世界立足的资本与法宝。由于封建思想与市场交换价值双重影响,当前人们的道德出现滑坡现象也值得关注:做人不诚实、做事不诚信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生产的产品以仿冒、山寨、劣质损坏了“中国制造”的声誉。要使“中国道路”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意义上的典范,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榜样,必须从道德抓起,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在全世界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树立起自信、诚信、谦和、有风度的泱泱大国的国民形象,树立起质量过硬、物美价廉、创新性强的中国制造品牌形象。

新中国成立近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无可争辩地证明:不积极有效地利用资本,发挥资本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制作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发展;不驾驭“资本逻辑”,对其放任自流,也只会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在驾驭“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超越“资本逻辑”,创造性地转化“资本逻辑”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展现出相比资本主义更大的制度优越性,才能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3] 叶险明:《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 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九十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论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6] 高放 李景治 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7]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8]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9] (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10] 马俊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11] 贺新元:《辩证思维下的“中国道路”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12] 刘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全球化意蕴》,《哲学研究》2013年第2期.

[13] 陈学明:《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论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之一》,《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原标题:超越“资本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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