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代夫事件考验中美战略智慧
来源:华语智库 2018/02/19 11: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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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马尔代夫内政已陷入一定程度的政治僵局,其宪制秩序中的民主程序和法治已很难规范运转,但这是否就必然引入外国干预或者国际社会干预,还有很大的余地及周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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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前程远大,也风高浪急。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十九大报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中国模式是和平与发展之道,但在世界传统霸主美国看来则是意图取代自身的僭越之道。美国因应中国崛起及海外存在,发布了极具对抗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形成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弧线。美国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及支持印度在南亚的领导权,而这正是印度渴盼已久的安排。

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及英国传统殖民地,对自身的地区与世界地位有着丰富的联想,“印度梦”也是印度团结、凝聚、发展不可或缺的国家理想,但其自身实力远不足以支撑。美国对印度地区领导权的认可与支持,以及印度精英与美国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契合性,决定了“印太战略”具有较强的政治联盟与地缘共同体内涵。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安排中并未凸显印度的地区领导权,甚至被印度视为不断渗透及压缩印度的周边势力范围,2017年的洞朗对峙事件就是显例。此次的马尔代夫事变是相同战略脉络下的产物。

“印太战略”显然是对冲“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政治大格局的安排。美国给了印度想要的,而中国没有给,这就造成了印度在中美宏观权力竞争上向美国一方的实际靠拢。而且,印度历史上与美国并无过节,但却与中国有着复杂的仇恨及竞争性幽怨。落后的印度可以仰视美国,但却无法容忍曾经比自身更落后的中国远远超出并将影响力全面“凌驾”印度传统势力范围。印度精英层小心打量着中国近些年在中巴经济走廊、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不丹、尼泊尔等国的投资与战略协作,采取多重措施加以反制及平衡。如今有着美国的明确加持,印度更加乐意充当与中国长期战略博弈的主动一方。

马尔代夫事变存在两个无可回避的影响因素:其一,马尔代夫民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并未完成,家族政治与威权统治并行,民主程序无法加以充分安顿及化解,故此次内政之乱是其民主巩固的过程性事件;其二,马尔代夫执政团体的“亲华”倾向损害了该国“亲印派”的传统利益及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印度对该国反对派施加了实际影响力及支持,从而使得此次内政之乱又带有中印国际政治博弈的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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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是小国,既往受到印度强有力的控制,甚至在1988年出现过印度出兵干预内政的事件。印度将马尔代夫作为自己的政治后院及传统势力范围,认为该国事务属于“印度洋秩序”的一部分,而印度是该秩序的掌控者。但随着“一带一路”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影响力对马尔代夫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穿透效应,结构性抵消了印度的传统影响力。

印度的传统优势在于依赖地缘因素施加强大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但却短于经济支持与规划,而中国在这方面则具有绝对优势。对于马尔代夫执政团队而言,如果完全置身于印度的传统控制之下,则无法促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难以分享参与“一带一路”的早期红利,但如果持续接受中国的项目及有关影响性安排,则势必刺激印度采取反制措施。小国在大国夹缝之中,贵在谋取精巧的动态平衡。现任亚明总统的“亲华”路线就是一种建立中印影响力平衡的理性选择,但其低估了马尔代夫反对派的政治反弹力及印度的实际干涉力。

随着亚明总统任期届满,新一轮选战拉开帷幕,马尔代夫逐步陷入了某种“宪政危机”,并牵涉到国际政治多方角力的漩涡:其一,现任总统亚明逮捕反对派9名领导人,影响选战走向;其二,反对派组织大游行抗议,最高法院判决总统行为违宪,责令无罪释放;其三,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逮捕部分法官,最高法院被迫改判;其四,印度媒体大造干涉性舆论,印度政府与军方寻求美国及联合国对其干预的支持,并实际做好了军事干预的准备;其五,马尔代夫总统特使访问中国、巴基斯坦及沙特寻求对冲印度干涉,中国力主国际社会尊重马尔代夫主权,反对外国干预。

显然,马尔代夫内政已陷入一定程度的政治僵局,其宪制秩序中的民主程序和法治已很难规范运转,但这是否就必然引入外国干预或者国际社会干预,还有很大的余地及周旋空间。

这一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之中,如何善后有待观察。但需指出的是,中国如何在国际法及“一带一路”框架下支持和保护马尔代夫主权及宪制秩序和平恢复,考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国际公信力,否则以后就很难有“小弟”跟着玩了。对美国而言,是否能够如其战略报告所言全力支持印度对南亚的领导权,具体而言就是能够持续支持印度干涉马尔代夫内政及确保印度绝对控制力,也是对盟友关系坚韧度及美国战略诚信的重大考验。

对印度而言,如何全面施压颠覆马尔代夫“亲华政府”及扶植反对派上台,是其南亚领导权以及大国影响力的过关测试,如果做不到,其自认为的周边势力范围都可能逐步变色。

印度既往的干预大多是“霸王硬上弓”,国际社会因复杂的大国政治博弈格局而采取了容忍态度,并未严格追究其违反国际法的实际法律责任。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的国际社会秩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在马尔代夫有着显著的投资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马尔代夫的主权及国际法上的反干预原则也需要中国实际承担维护责任,这与1988年的干预情形已大有不同。因此,印度也在调整自身的干涉方式,尽力通过美国及联合国机制谋求“合法干预”。当然,主权原则在当代国际法中也不是绝对的,必须与人权原则相协调。

印度谋求的“合法干预”是否达成条件,主要看马尔代夫国内是否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看现政府在对待反对派的方式上是否达到了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的严酷标准。目前来看,马尔代夫政局尚未演化到“合法干预”的恶劣程度,现政府及各方政治势力仍在利用宪法程序复杂博弈,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也在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该国恢复宪政秩序。

如果印度未获得联合国授权而径行军事干预,强制完成马尔代夫权力更替,毁弃马尔代夫主权及宪法完整性,不尊重马尔代夫人民恢复民主秩序的自主权,就是严重违背国际法的侵略行为,需要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及追责。如果印度过于鲁莽,美国也可能不对其最终违法行为加以支持。

在当代国际法与地缘政治条件下,印度的干预不再是无人管束的霸权行为,而是受制国际法及周边权力均势秩序的可控行为,而且是否应当由印度单方面干预,并不由印度说了算。所谓印度的“南亚领导权”在国际法上并不存在,不可能是印度自封的,也不可能是美国私相授受的。

总之,从该事件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

其一,中美全球性战略博弈中如何实际管控摩擦风险,真正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需要中美以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真正负责的大国责任伦理与战略智慧加以应对;

其二,如何客观看待南亚秩序中的“印度领导权”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如何恰当安放印度的具体国家利益与秩序权力份额,以取得对美国安全战略的反制平衡?

其三,马尔代夫是“一带一路”框架在南亚的重要支点,中国如何承担起保护自身投资利益及合作方主权利益以实际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举世瞩目,不可怯场,亦不可冒进;

其四,中国必须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完备知识与战略的研究及支撑,发展出沿线各国参与及接受的“一带一路学”,建立沿线国家对中国之稳定的文化和政治认同;

其五,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秩序变动或内乱时,如何在“撤侨”模式之外发展出一种“在地保护”的海外利益维护模式,多点坚持及战略性保护中国对外输出过程中的利益及制度增量,也是对中国秩序扩展的重大挑战。

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

原标题:马尔代夫事件考验中美战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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