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世界外交学的贡献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2/23 10:21:47 作者:张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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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中国外交不仅保证了本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环境,而且在为维护国际和平推动共同发展方面,都有一系列精彩展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新中国历任领导人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很高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外交思想。在这些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在近68年时间中取得了光辉成就。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中国外交不仅保证了本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环境,而且在为维护国际和平推动共同发展方面,都有一系列精彩展现。中国长期的外交实践对世界外交学的学科发展也有一定的宝贵贡献。对这些贡献进行认真提炼,不仅是对中国外交实际贡献的客观肯定,也有助于世界外交的正确发展。

一、对外交理念的贡献

(一)关于对国家间和平共处原则的贡献

在世界外交史上,中国对国家间关系要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多项贡献。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在世界外交史上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边界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自成体系、言简意赅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作为指导中印谈判的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在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这五项原则被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同年7月分别发表的中印(度)总理与中缅(甸)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建议将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这两个联合声明的发表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向全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诞生,就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依据这五项原则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印度在中国西藏享有的特权问题。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谈判中依据这一政策思想正确地把握了对待老挝、柬埔寨两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界线,成为日内瓦会议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55年召开的第一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中国同样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当地处理了会议期间出现的复杂情况,使国际关系历史上首次由过去的被压迫民族独自发起和召开的国际会议,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中国在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在此之前国际上有人零散地提出了五项原则中的各项原则,都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中国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精致化系统化,并提升至一个崭新高度。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渊源在闪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源流之一是孔孟之道。在儒家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能理解为“和稀泥,不左不右走中间”。中庸之道是讲究和谐,是讲究事物发展中间要有一个平稳的过程,讲究事物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提出到现在一直都是外交学中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它也成为当代外交关系的指导原则之一。

201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强调中国将继续做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就是要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习近平同志表示,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准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了南南合作,也推动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六项准则:第一,坚持主权平等;第二,坚持共同安全;第三,坚持共同发展;第四,坚持合作共赢;第五,坚持包容互鉴;第六,坚持公平正义①。

2.求同存异方针

求同存异方针是中国对世界外交理念的又一项贡献。

1954年4月18-25日,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29个代表团全部出席了大会,其中,亚洲有23个国家,非洲有6个国家。各国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中国派去的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会国家尽管都是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但其中有几个国家和美国关系较为密切,受其影响较深。当会议面临困局时,4月1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言,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并不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他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还就某些代表针对中国提出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逐一进行解释,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十分精彩,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受到普遍赞扬,使会议向成功方向变化。连受美国影响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3.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是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一项创新思想,而且具有指导中美大国关系的实践意义。

2013年6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纳伯格庄园举行会谈。会谈中,习近平提出了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思想。习近平主席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②

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思想,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关系史上都是重大理论创新。中国所代表的是一种新型大国的发展方向,中国最高战略目标是和平发展,而不是争夺世界霸权。中国无意成为历史上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也不愿重走既往世界大国兴起、强盛、衰落的历史老路。

(二)践行和平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政府一直在践行和平发展路线。

1.确立和平外交路线

1949年9月底,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障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必须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必须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2.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经过几年的理论探索和历史经验总结,198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予以总结,形成了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和平外交路线理论。

中国提出和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如下:(1)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2)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3)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4)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5)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产生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6)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努力。中国殷切希望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涉。(7)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就指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8)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9)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10)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到21世纪,中国又增加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的新内涵。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会议上,中央提出的对外政策是: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将高举和平、合作、发展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确定中国继续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③

(三)构建和谐世界

2005年9月14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开幕式,并在联合国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15日的联合国首脑会议和联合国首脑会议圆桌会议上,四次发表重要讲话,呼吁构建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代表中国提出新的世界发展观。

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的几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对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明确措施,内容包括消除贫困,共同繁荣,要大力推动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使21世纪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并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在自身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构建和谐世界的真诚愿望,也说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稳定。

(四)联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年11月29日,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后,习近平发表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的重要讲话:“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我们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都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④中国梦不仅是梦想,更是目标,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到21世纪中叶各项工作的总目标。这一总目标,不仅是国内工作的总目标,也是外交和对外关系工作的总目标。

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愈加重要。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道路是和平发展道路,不仅不会引起世界的混乱与战争,反而会出现以下前景:“中国梦对世界具有吸引力”,“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

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梦想,也联通着“亚洲梦”,和亚洲人民的梦想相连。习近平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世界好,亚洲才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梦”还联通着“世界梦”,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并赋予深刻世界意义。“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世界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将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各国人民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国愿意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共同发展、共同帮助。”⑤

二、对外交规则的贡献

中国政府在60多年大量丰富的双边、多边外交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难题和挑战。中国政府从传统外交规则出发,根据外交关系发展的需要,有很多创新性变化,并被世界外交界认可引用遵守,从而对外交规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协商外交及其实践

外交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外交交涉与谈判。一般认为:外交交涉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各自通过其外交代表机关,就利害相关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讨论或谈判,从而求得适当的或为大家满意的解决办法⑥。新中国外交开展之后,在外交交涉上赋予中国文明以深刻内涵。这就是以互谅互让、平等、协作与商量为主旨的外交交涉。新中国的外交交涉,不仅是形式上的外交交涉,更是真正秉承互谅互让、平等、协作、商量的外交交涉,以求得大家真正满意的解决办法。这一外交交涉方法被称为“协商外交”。

“协商外交”的典型实践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新中国外交在“万隆会议”上充分体现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解决复杂难题的特点。如中国发表中美关系的著名声明,推动两国紧张关系缓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又如1955年4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西爪哇省长官邸签字,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双重国籍问题予以妥善解决。这一难题的解决表明“协商外交”的强大处理效力,对万隆会议、亚非国家关系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它表明亚非国家之间任何繁难复杂的问题如通过和平协商,平等谈判都是可以解决的。虽然参加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但能够通过多边外交的形式达成共识,给战后国际问题的处理及多边外交的发展以深刻重要影响。

万隆会议是超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差异而追求共同发展、寻求共赢、共同和平相处的典范。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大小不同、强弱不同、发展状况和过程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是客观存在的。各国之间因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产生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是各国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立场政策,协调不同的关系和利益冲突。要想达到这一层面就需要共同具有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友好合作而共同斗争的精神,也就是万隆精神。万隆会议开过62年了,时代已经改变了,但万隆精神继续闪耀着光芒。

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还在深刻变化发展,国家间关系也与20世纪50年代有很大不同。但国家间国际上各种矛盾依然存在,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单边主义仍然存在,不合理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未有根本改变,非传统因素带来的影响增大,国际社会面临严峻挑战。在21世纪,靠什么来处理好国家间的矛盾,协调好国际社会的关系,还需要发扬“万隆精神”所体现的友好协商、求同存异的核心精神,以与时俱进的态度使之不断充实完善。

2015年4月22日上午,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表示各国应该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

62年前的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为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重大历史性作用。在新形势下,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习近平就弘扬万隆精神提出了三点倡议。

第一,深化亚非合作。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亚非国家要坚持安危与共、守望相助,把握机遇、共迎挑战,继续做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接发展战略,把亚非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互助力,深化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亚非合作新格局。要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

第二,拓展南南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应该抱团取暖、扶携前行。亚非国家要加强同拉美、南太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扩大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对话交流,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加强机制建设,壮大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力量。中方支持印尼方建立亚非中心的倡议。

第三,推进南北合作。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要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在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缩小南北差距⑦。

(二)搁置外交及其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交实践开展中,遇到各式各样的复杂问题时都是尽可能尽快解决,以利于和别国关系的发展。但中国外交也遇到一些历史遗留或实际产生的难以尽快解决的复杂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采取暂时或一段时间搁置起来、先放一放的外交政策,这被称为搁置外交。搁置外交反映了中国秉承和平外交的本质,处理外交复杂问题时坚持平等协商、妥善对待、互谅互让的原则。因为,遇到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先把它搁置起来比强行解决问题要合理得多。不愿搁置强行解决,不仅原有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还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搁置外交体现了中国和平外交的本质和灵活性。在中国外交实践中,搁置外交的例证很多,如中日关系中关于钓鱼岛问题就搁置了相当长的时间,又如中国和印度关系中的边界问题也是这样。

(三)建交形式的创新与实践

中国在建交形式方面的创新主要有:

1.“谈判建交”

中国创造了“谈判建交”这一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新形式。在“谈判建交”出现之前,世界外交史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上一般都是“承认建交”,即两国互相之间承认对方为合法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即可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之日公告世界:“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在冷战初期,中国内战还未彻底结束的形势下,针对当时有些国家在继续保持与蒋介石集团关系的同时,又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立的外交原则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那么如何同外国政府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共同纲领》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的著名的“谈判建交”原则。世界各国凡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交条件,并经过谈判程序之后才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谈判建交”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杜绝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存在的国际空间,维护并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谈判建交”提出后,除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阵营的10个左右的国家未经谈判迅速建交外,其后的160多个国家都通过“谈判建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也说明“谈判建交”被世界外交界广泛承认和采用。在新中国提出“谈判建交”之后,世界很多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也是经过谈判程序之后,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半建交”

新中国在世界外交史上国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创造了“半建交”这种案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承认新中国的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在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没有真正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如保留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在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问题上有损害行为等。中英两国政府在建交谈判中一直未能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但鉴于英国强烈要求和新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意愿,在冷战时期,从新中国自身利益出发和英国建立一定级别的外交关系也有好处。基于以上两点,新中国从自身的外交原则和发展前景出发,和英国经过多年谈判,决定暂不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与英国在1954年6月17日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在中英为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发表的公告中明确说明:这种代办级外交关系未达到完全级最高级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不完全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在外交关系建立上的特殊安排,又称为建交史上的“半建交”⑧。

此后新中国和荷兰(1954年11月19日)也建立了这种半高级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新中国和这两个国家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属于创新性安排。因为,在此前世界外交史上国家间外交关系可以有大使级、公使级、代办级三种外交关系。这三种外交关系都是国家间正式外交关系,并无明文规定三种外交关系高低之分,然而都以大使级为最高。新中国和英国、荷兰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不是这三种国家间正式外交关系,而是一种特别商定的比正常的大使级、公使级、代办级三种外交关系低一格的外交关系。虽然也称为代办级外交关系,但和国家间三种外交关系之一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不一样。属于同名称不同性质之外交关系,是一种低一格的不完全的外交关系。为防止对新中国建交原则的误解,新中国在和英国、荷兰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之后,再未和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早期出现的两个特殊案例。这两个特殊案例中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和1961年4月修订、1964年4月起生效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第14条关于使馆馆长的规定明确不同。1972年英国、荷兰完全接受了新中国建交原则之后,新中国和这两国的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完全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四)外事管理系统的创建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冷战格局严峻的形势与挑战。在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何适应复杂的外交工作,管理好国内庞大的机构和单位的对外联系工作,新中国创建了一套独特的外事管理系统。这套中国国内工作系统主要负责配合中央外交路线的实施,由在各级地方政府建立的外事部门组成,基本架构分四级,大致如下:

中央政府外交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外事办公室→地级市、行署、自治州外事办公室→县级市、县、自治县外事办公室⑨。

一般来讲,省、地这两级都设有外事办公室,县级则视该地区的具体情况,有较多涉外活动的县就设外事办公室,没有或涉外活动较少的县并不一定设立该部门,如有特殊工作需要,由县政府办公室代办。

国内外事办这一工作系统也非常重要,它是中国外交活动的补充和地方对外活动的重要办事机构,而且有时还会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级地方政府外事部门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系统的工作程序基本上是从上而下的贯彻和从下而上的反映两方面相结合。中央有外事活动,会从国务院外交部下达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如在省会进行,就由省外办牵头负责落实,如果还需要下达,再传达贯彻到下一级的地市级地方政府外办或再下达到县级政府外办。

如果是向上反映情况,则从县、地、省发生地开始往上顺着工作线路逐级上报,如在县里发生,县上报地、地上报省、省上报中央。如在省会城市发生,则直接报中央,不用知会地、县两级政府外办。当然,如有特殊需要的事项例外。

这套外事管理系统自建立运行至今已有60多年,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管理作用,充分说明这套管理系统的科学性、有效性、适应性,同时在世界各国关于对外关系的管理上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三、对外交行为的贡献

(一)外交礼仪上的中国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自开展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外交礼仪工作。在首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在外交礼仪上形成了中国特色⑩。外交外事礼仪是指国与国之间交往中的国际通行的规范性仪式,是国际政治、文化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外交外事礼仪既是一项高度事务性的工作,又是一项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外交外事工作无小事,注意守时、守约、尊重老人、妇女、儿童、各民族风俗习惯。外交礼仪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尊重、友好、礼貌等。

中国外交礼仪以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形成了“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潇洒自如”“节俭去奢”等特色。中华外交礼仪随着中国外交的世界影响而广泛展现,其中闪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树一帜,中国特色非常突出,对于世界外交行为的发展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守信外交

所谓诚实守信就是遵守承诺、遵守信义、遵守条约和约定,讲过的话、作过的承诺都会遵守和执行。守信外交就是不搞“欺诈外交”,不搞说一套做一套,不搞说话不算数、不搞欺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自开展之日就坚持守信外交,遵守在外交上作出的承诺,遵守签订的条约和作过的约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凡是由中国政府正式签订的各类条约与协定都得到认真遵守与执行。不仅如此,凡是由中国政府正式在国际国内场合作出的承诺也得到了认真遵守与执行。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至今60多年的外交史中不仅自己坚持守信外交而且推动世界各国外交践诺践约,还促使世界各国外交尽力做到遵守外交条约和达成的协定。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坚持的守信外交,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总结为:中国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11)。中国政府领导人不仅在国际上承担国际义务和作出政治承诺,而且忠实履行。以近年来世界气候问题谈判为例,2015年11月底,中国政府领导人在法国推动了《巴黎协定》通过,该协定于2016年4月22日在联合国正式签署。《巴黎协定》中有很多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行绿色清洁能源的详细条款。中国政府在《巴黎协定》通过后立即在国内采取了落实措施。2016年3月31日,正在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布《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明要忠实履行对《巴黎协定》作出的政治承诺。

注释:

①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6月29日。

②习近平:《三句话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京报》,2013年6月10日,第1版。

③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1版。

④《关于“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描绘的》,《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第1-2版。

⑤习近平:《中国梦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人民日报》,2014年6月7日,第1版。

⑥鲁毅等:《外交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⑦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第2版。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415页。

⑨⑩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86页。

(11)习近平:《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4月2日,第2版。

原标题:张历历:论中国对世界外交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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