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以理念创新回击西方舆论战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18/03/13 10:36:47 作者:史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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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面对新一轮以“锐实力”为主题的舆论战所提供的契机,我们应当跳脱西方媒体和思想界的“议题设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按照“突破遏制、回应挑战、补齐短板”的原则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创新。

近期,欧美智库、媒体和学界以“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为基本框架发动了新一轮舆论战,对中国、俄罗斯等国近年来为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所做的各种努力横加指责。这场舆论战肇始自2017年12月,具有半官方背景的智库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炮制了一份题为《从“软实力”到“锐实力”》的报告。此外,这场舆论战中还不乏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

如果再联系到去年早些时候美俄之间就“外国代理人”问题而展开的“媒体新冷战”,我们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锐实力”之争也是世界进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时代的典型表征。

此次“锐实力”之争与以往渲染中国对西方大国和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威胁”不同,更多聚焦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等西方中小国家,拉美、中东欧等地区的“脆弱民主政体”和海外华人群体。

3月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内齐赫书店,人们在“中国书架”前挑选图书。“中国书架”是中方深化中土文化交流的举措之一。(贺灿铃 摄)

欧美精英焦虑加剧

此次以“锐实力”为缘起对中国的攻击和批判,是在西方主流精英阶层根深蒂固的、以麦卡锡主义为核心的冷战思维的延续和升级。这显然是西方媒体和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调整话语策略,改用“边缘替代中心”的方式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其根本目的仍然是进一步凸显“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可逾越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鸿沟”,从而抗拒接受中国所倡导的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另一方面,“锐实力”的概念是在世界进入中国引领的“新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提出的,其所体现的是西方知识界和精英阶层面对全球变局的“影响焦虑”。过去我们将西方学者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纳入国家战略,体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但是,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一些西方学者却感到“惊讶和不安”,坚称“软实力”是“自由民主国家的专利”。

在2016年以来西方政治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发生“内爆”的背景下,西方急于抛出“锐实力”的概念欲与我们“划清界限”。尤其是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衷心拥护之后,西方主流社会的这种“影响焦虑”就更为凸显。在此次“锐实力”之争中,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交流项目便成为西方所攻击的“非常规手段”的典型代表。

西方陷入时代困境

从话语脉络来看,“锐实力”与美国政界和学界提出的“软实力”“巧实力”等概念一脉相承。围绕“实力”(power)这个词,美国政界和学界里应外合,根据国际情势的变化进行政策与话语的相应调整。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世界体系的形成,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1990年对“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进行了区分,以反对当时一度流行的“美国衰败论”。他指出,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层面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在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层面也无可匹敌。自此,这一话语便进入了官方与主流话语圈,成为界定国家实力的又一测量标准。

2004年,美国学者苏珊娜·诺塞尔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强调整合协同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由于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片面强调以“硬实力”为主的单边进攻性战略,致使国家形象受损严重,针对于此,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巧实力”确立为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外交活动的指导思想,将“软实力”层面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与“硬实力”维度上的经济制裁、军事干预等手段相结合,在中东、北非、中亚、东欧等地区策动“颜色革命”。

2014年,美国国防学院副院长迈克尔·马扎尔提出“分实力”(discriminate power)概念。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国内一些媒体曾将这个概念也翻译为“锐实力”,现在看来,这个译法显然不准确。“分实力”概念的提出适逢美国自身实力下滑、全球领导力陷入困境的状况,强调美国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应进行自我限制,根据美国在世界各地区的利益“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区分、有选择、有针对性地使用实力。这一概念也很大程度上成为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理论支撑。

与以上概念一脉相承,“锐实力”概念呼应的是当下西方世界普遍陷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困境。2016年以来,欧美政坛和社会遭遇动荡,极右翼势力崛起,“黑天鹅”频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激化,也波及国际传播领域。

去年年底,美国司法部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将“今日俄罗斯”等媒体列作“外国代理人”;澳大利亚政府也于同期向议会提交法案,剑指中国媒体,要求必须向澳政府注册,否则便予以起诉。在此语境下,“锐实力”概念之提出可谓应时,也体现出西方主流社会对于中国之“影响焦虑”,以及对于自身民主体系条件反射般的自我维护,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成为界定此类“媒体新冷战”的主要框架。

西方话语霸权延续

纵览从“软实力”“分实力”再到近期“锐实力”的话语流变,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话语演进路径。总的来看,这套“实力”话语的内涵、外延始终在变,但其逻辑内核——即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学术话语先行,以其中和、包装乃至遮蔽政策举措,“合法化”意识形态建构行为的路径也始终未变。

如此以“学术话语”为载体建构合理性之谋略,印证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知识权力”的论断:“西方文化以人的名义建构了一种必须由同一理性游戏构成的知识的实际领域而不能是科学对象之存在。”这套关于“实力”的话语便是这种“知识权力”的重要表征,通过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产生了“规范化”权力,可以通过排斥、禁忌、分割、抛弃等约束机制迫使人们接受和遵从,抵抗者往往会被冠以“反主流”“反智”“反科学”之名饱受压制。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将“锐实力”比作价值观攻击的“匕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针筒”,此番譬喻极易让民众引起对中俄影响力行为的反感乃至恐惧,以达到污名化、妖魔化之目的。加之美国政界“旋转门”机制的存在,智库与政府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资金、人员互通互补,使得思想库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无论从历史的视角、抑或话语的层面、再或实践的维度,“锐实力”都体现出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升级。从本质上看,这既非科学的概念,也非价值中立的判断,而恰恰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话语霸权”。

跳出西方“议题设置”

西方从“软实力”到“锐实力”的理念嬗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自身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的紧迫性。“锐实力”的抛出揭开了蒙在“软实力”概念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给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文社科学者敲响了警钟。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和世界开启“新全球化”模式的当下,如何破除人文社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当中的西方话语霸权,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成为我国思想界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诚然,从实践和操作的层面来看,“锐实力”之争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当前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短板。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预测,2017-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35.2%,遥遥领先于位居第二的美国(17.9%)。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更为积极主动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为倡导建立更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作出的贡献与努力。

此次“锐实力”之争的焦点之一是我国在世界各地开展的各种工程建设和文化项目等。我们应当建立定期的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体验式采访等传播机制,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大型工程或孔子学院等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文化交流项目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加大信息公开、决策透明的力度,及时回击部分西方媒体和学者的猜疑和指责。

此外,要提升驻外人员和海外华人的“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和机构在世界各地驻站布点。

近年来海外华人社群的影响力也持续增长,希望发挥自身的优势为提升祖国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做些实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怀有赤子之心,但对西方主流社会的传播规则和受众习惯缺乏了解,所以一些做法容易被冠以简单、粗放的“锐实力”之名。这亟须主管部门与驻外机构和华人社群加强联系与沟通,通过咨询、培训等方式提升他们的全球胜任力——包括媒体素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危机传播策略和公共外交技巧,等等。

面对新一轮以“锐实力”为主题的舆论战所提供的契机,我们应当跳脱西方媒体和思想界的“议题设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按照“突破遏制、回应挑战、补齐短板”的原则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创新。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标题:史安斌:以理念创新回击西方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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