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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1兵工厂护厂行动的回忆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8/04/04 10:21:26 作者:余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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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中国成立之际,为了将21兵工厂完整地交还到人民手中,作为厂长的我和厂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护厂斗争。对护厂我首先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收藏贵重仪器设备,二是疏散危险品出厂区。

新中国成立之际,为了将21兵工厂完整地交还到人民手中,作为厂长的我和厂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护厂斗争。

21兵工厂的护厂行动是在三大战役之后开始的。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他们开始打着“为国为民”、“为保护工厂”的旗号,监视职工,破坏工厂。如:为保卫“国家”机密,命令烧毁文件档案;为“保护技术人员”,要登记技术人员去台湾;为“保存国防精华设备不致流失”,要迁重要设备去昆明等。1949年三四月间,又发现21厂生产需要的材料短缺,若不及时解决,步枪、迫击炮及炮弹就会停产。停产就意味着全体职工没了生活保障。

我们既不能公开反对,又不能去执行。怎么办?我们决定先是力争保护工厂的完整,再逐步把厂交给人民。“烧文件”不能不烧,又不能真烧,两者都有罪,于是就想办法假烧以迷惑他们,这其中有较大的风险,我们决定烧废纸、不要的旧单据、旧表格纸等,并口头告诫各单位负责人,谁烧了重要文件、档案、单据由谁负责,烧的时候由各单位负责人检查,要万无一失!登记技术人员去台湾,不办不行,还要故意造点声势,公开登记,但暗中则告诉技术人员不要登记,也不必表态。至于搬迁重要设备去昆明,就更难办了,有大员来重庆坐镇,还派了一个专人来参加筹备工作,并指定我为主持者。开始时彼此不了解,双方的话都不多,我表示困难很大,他也说不好办。后来双方达成协议,认为军令不可违,只能加大困难条件,迫使搬迁计划难以实现。在我们的行动下,国民党的计划真地告吹了。

随着国民党垮台已成定局,兵工厂的领导机关已不在重庆,虽然设了个兵工署驻渝办事处,但办不了什么事,等于虚设。留在重庆的十几个工厂群龙无首,各厂各自做自己的打算,谁也不敢透露真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一个厂长谈论走的问题。不谈走,就有可能偷着走,或是不走。不走自然就要设法保住自己的厂。在互相暗示中,我发现20厂的王铨,24厂的杨毓芳,10厂的周有迁,50厂的李式伯,不走的可能性较大,他们都曾留学德国、出任厂长时间不久,于是我把他们列入联络的对象。但交谈的结果,大家怕走漏风声,都不敢太公开谈心里的话,最后决定各自护厂。我们厂内也一样不能公开说欢迎谁,不能公开议论如何护厂,只能说要保护工厂安全,因此护厂工作如何开展很费周折。

对护厂我首先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收藏贵重仪器设备,二是疏散危险品出厂区。护厂的重点首先是精密设备、贵重仪器、电站、文件档案资料以及危险品的疏散。重中之重是工具厂,那里的光学仪器,测试仪器及精密设备等高精尖东西是全国少有的,必须设法保护。我先与葛庭芝密谈多次,认为高精尖设备只是几件,也是可以拆下来的。于是把工具厂所有高精设备做了一番察看,并计算出那些机件总计要占多大地方,据此寻找它的安放地藏起来。我们发现工具厂厂地原来是铸造厂,留下几座废弃的回火炉。对炉内测量察看后,认为稍加整理即可利用。于是葛庭芝带着几个可靠的工人,就干了起来,把要藏的东西都放进去,又用旧砖把炉口封死,外面又堆了些杂弃物,而且还有防水设施。第二个要藏的要物是热处理所测硬仪器及标准硬块。这些虽非绝物,但若失之,会搞乱生产秩序,影响产品质量。此事由吴世泽负责做了安置。

第三个要保护的是发电厂。21厂的电有两个电源,重庆市电和本厂电。本厂有两个电厂,一个在刘家台山洞里;一个新建的在厂区(当时尚未建成)。在山洞的电厂,其锅炉与发电机又分装在各自的山洞,两洞之间有个小小通道。我与周治同对电厂作了多次考察和研究,认为电厂不能停电。于是决定先把锅炉与发电机之间通道堵死,再把发电机的大洞口用铁板焊成小门,平时只走小门。危机时,把小门也焊死,敌特进不去,两三天不成问题。至于锅炉洞需要随时进煤,又时时要给大炉子加煤,不能没人。但也可将大铁门焊小点,必要时也可短时封死,这些安排都照办了。新建电厂,厂房已建起来,发电机安装大半,锅炉尚未安装。于是决定已安装上的重要器件能拆的拆下来,与其他未安装的要件,能进地道的都藏在地道里,但是厂房内,还要造点声势,不能停下毫无声音,引起怀疑。从1949年4月开始,国民党对工厂的经费就不能准时发放,全厂职工加家属约3万人,倘若经费中断,职工及家属的生活必将受到威胁,这也是我这厂长必须考虑的问题。为了使大家能有饭吃,我计划着收购粮食、食油和燃料,把能筹划出的钱都用于这方面。到1949年10月前后,我们已积存可供4万人吃5年的粮食(当时也把刘家台,陈家馆两个居民区的老百姓计算在内。到紧急时期真闹到吃饭都成了问题,不同时解决厂区内外居民吃饭问题,我们职工及家属也不会生活得安静)。这事主要由宋克谟、封祝、李叙戊等人办理。因为当时工厂用的粮食都是按月定量配给的,每月用粮较多,成批购粮,也未引起外人注意。李叙戊是收管粮食的,不知真情,他有时问我存如此多的粮食干什么,我只说物价飞涨,存粮食是最可靠的保值办法,到了重庆解放后,我才告诉他原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南京解放,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南京、北平都成了解放区,在那里的人们惦记着重庆蒋管区的人,我的哥哥俞镜寰在南京托他的好友金允良带给我一封信,李承干从北平寄给我一封信,内容都是介绍南京和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的哥哥仍继续留任审计部协审工作,李承干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金允良还口头讲述了南京解放时的经过,使我护厂的决心更大。金允良是什么身份,他来重庆目的何在,我不清楚,也不必过问,就以哥哥的好友相待,和他研究护厂的注意事项,他也提出了一些安全措施。

护厂是坚定的,但有一条使我非常苦恼,即如何与地下党联系。我深知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护厂工作才能顺利成功,为此我曾注意寻找进步人士,并曾暗示保护工厂的想法,其中有技校的蒋智周、李叙戊、封祝、赖琮瑜。封祝抗战期间曾向我提供过许多八路军的消息,也提过不少的护厂建议;蒋智周只表示技校可保安全;赖综瑜因苟悦彬被捕,为了送他妹妹去安全区向我借过钱,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代表党和我联系的。

1949年11月26日,赖琮瑜来到我家,问我有何打算。我立即把护厂的想法告诉他。第二次他来和我商量,说有一批人(200多人)要进厂帮助护厂,问我能否住进工厂,能否提供枪支弹药,我都答应了,但需分散住在工人宿舍,以免引人注意。他第三次来家,叫我第二天去大溪沟发电厂外某电线杆子前接头,我也照办了。(余濯之)

原标题:对21兵工厂护厂行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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