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窘境”:简单划分“本土”和“非本土”就能找到香港电影的身份认同?
来源:观察者网 2018/04/16 10: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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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年来,唱衰港片的论调在互联网大行其道。有人沉溺于对香港电影旺盛期的缅怀,甚至表露出对港英政府时代的“眷恋”,想在香港重建“港味十足”的电影产业……这些所谓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很多人说“香港电影已死”。但“香港电影”到底是什么?从地域概念上看,香港电影可以用其出品公司的所在地、主创人员的居民身份和所处位置来界定;文化意义上看,香港电影其实是一个没有明确意义的实体,它随时代而变,成分复杂,边界模糊。

至今,仍有许多人怀念全盛时期精彩纷呈、大胆狂放、尽情发泄的香港电影,认为那才是香港电影的本色。事实上,那只是香港电影在特定时空下的表现,时代不同了,不能要求它永远保有这种特色。而从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可看出,香港电影仍然是亚洲地区最具活力的代表,它以包罗万有之态证明,香港电影从来不止“本土”一种可能。

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于北京时间4月15日晚落下帷幕。古天乐、毛舜筠分别凭借《杀破狼·贪狼》、《黄金花》拿下最佳男、女演员,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收获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和其余3个技术类奖项。另外,张艾嘉凭借《相爱相亲》获最佳编剧。《大佛普拉斯》战胜《芳华》、《战狼2》,拿下最佳两岸华语影片。

作为大赢家的《明月几时有》讲述的是一段抗日往事。该片描述战时的香港,一名本地女子与共产党合作救出一批从中国大陆逃难而来的文化界人士。虽然在票房收入上该片不及其他入围作品风光,但鉴于题材的“正确性”和制作的“专业性”,《明月几时有》在当晚可谓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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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表示,其实她本人一直想拍类似题材的作品,但因制作费庞大,资料搜集需要时间,直至近年遇上合适故事及投资者,她才有机会开拍。该片投资人之一的于冬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不忘提醒在场的观众:“今年5部入围‘最佳电影’的作品里,有4部是我们投资的。”事实上,入围最佳影片的所有作品,全都是中港合资的“合拍片”。

唯一没有“合拍片”印记的奖项当属“最佳两岸华语影片”,有3部大陆电影和两部台湾电影入围该奖。虽然在制作规模和票房盈利上,前者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不过,该奖项最后还是以《大佛普拉斯》胜出。该片用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揭露台湾社会的种种不公和黑幕,影片中穷人的世界全部采用黑白影像呈现、富人的生活用彩色呈现,形成强烈的贫富差距对比,具有很强的批判性。而在5部入围作品里,《大佛普拉斯》口碑最好,可谓实至名归。

新晋影后毛舜筠首次得奖,她主演的《黄金花》聚焦社会议题,讲述现代女性面对现实生活逆境前行的故事,被《明报》影评誉为“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现实主义女性题材作品”。而作为“男人片”的代表,《杀破狼·贪狼》在本届金像奖的表现也格外耀眼。凭借该片“称帝”的古天乐在获奖后鼓励在场电影人“不能放弃香港电影”。

古天乐这句“警语”并非无的放矢。今年的金像奖颁奖礼再次无缘在中国大陆直播——自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之后,中央电视台已不再直播金像奖颁奖礼。是否真如外界揣测那样由于个别艺人的政治原因而停止播放,我们不得而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单论香港电影这些年的疲态,如今的金像奖确实也不足以获得央视的单独“恩宠”。

香港电影已死?

早在1995年,香港影评人列孚就说“香港电影已死”。而在2009年,香港导演尔冬升又老调重弹:“你们喜欢看的港片,三年之内就会没有了。”新世纪过去了将近20年,香港电影不见得“已死绝”,但也常常被“唱衰”。

著名专栏作家宋石男认为,香港电影已死的说法,虽有些悲观,但决非危言耸听。

1993年,港片因过度滥拍而遭遇投资危机,尤其是一直依赖的台湾资金大幅收紧,导致其源流被紧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吴宇森、成龙等纷纷进军好莱坞,导致人才流失;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港片主要外销的东南亚市场一片凄怆,令港片再陷低谷;2003年,SARS来袭,香港演艺界虽然足够坚强,也有道义担当,但影业却实在遭遇沉重打击。寰宇电影公司的老板林小明说,最低潮时,80%的香港电影从业者几乎一年没戏拍。

2004年后,港片走上合拍之路。这在商业上为港片打开局面,却在精神上令港片陷入无地彷徨的境地。大量导演北上,少数导演则仍坚守。北上导演陈可辛称,“香港电影要么北上,要么等死。”后来,连那少数的导演也开始北望神州,踏上的拯救香港电影的征途。

如今,香港电影人北上已成大潮。导演陈嘉上无奈坦言:“想拍大投资就必须来内地。”《大话西游》导演刘镇伟也有类似言论:“不来内地就没有出路”。曾经拍过多部讽刺影射大陆政治的影片的“星爷”周星驰,也早早加入北上大军,他导演的影片《西游降魔篇》上线大陆春节档,轻松破十亿(1元约合0.1594美元)票房,更别提后来的《美人鱼》最终以33亿人民币的成绩位居中国大陆史上最高票房的第三位。

港片北上,成绩耀眼,却藏不住导演们不可言说的尴尬和苦楚。陈可辛说,香港与大陆“好似一对恋人,初看还顺眼,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有不同”;刘镇伟抱怨:“内地投资人钱多,但比较喜欢瞎指挥”;彭浩翔则戏谑道:“我平时喜欢讲黄色笑话,现在我跟领导就不能讲……”当然,只要向“钱”看,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北上水土不服的同时,香港电影还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几年前,谢霆锋获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周润发赞扬他说:“未来30年香港电影就靠你了”。这是笑话,却也折射出香港影坛的人才匮乏。

“本土”与国际化的博弈

香港电影现状的平庸,很让人怀想它的黄金时代,就像大家看到风韵犹存的迟暮美人,就会忍不住怀想她风华正茂的美好时代。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有人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间,邵氏开其端,嘉禾、新艺城等扬其波,寰亚、最佳拍档等则异军突出。

上世纪70年代,武打片(武侠片和功夫片)盛极一时,也让香港电影的本地票房持续上升。70年代中,本地影片票房开始超出外国影片票房总额;至80年代初,本地影片票房远胜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外国片票房。不管是邵氏的武侠片,还是李小龙的功夫片,都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向神州大地,在中国大广阔天地里寻找要表达的母题:家、国、天下。

在这之后,“新浪潮”电影汹涌而来。徐克、许鞍华、谭家明等人企图突破传统和本土市场的局限,给观众以新的冲击、新的视野。比如徐克的《第一类危险》,曲折地映射外国势力在香港肆虐对市民造成的伤害,反对殖民主义在香港横行霸道。又如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则因大胆直面越南战争带来的后遗症而引来各方争议,成为新浪潮首部获得全球发行的国际谈论之作。

80年代中期,一些香港电影人开始转向追求香港身份认同,既迅速吸收外国文化和新事物,有致力于发展本土文化。香港电影不断做出新尝试,试图在空间紧凑、节奏急速、多元国际化的城市生活中,塑造一种本土化又全球化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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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影帝影后:古天乐、毛舜筠

王家卫是当中的佼佼者。在他的《重庆森林》、《春光乍泄》和《花样年华》里,这种跨文化、跨地区的美学审美尤为明显,他以艺术手法展示了东西方美学观念的碰撞,给予世界各地观众难以忘怀的观赏体验。

为这个黄金时代唱一曲挽歌的,则是寰亚电影公司的《无间道》系列,当年曾一度创下香港电影在大陆的票房纪录,却未能引领香港电影重返黄金时代。

近十多年来,“港产片”由式微到转型。但在电视不再是香港人集体经验,香港文化愈趋分众之际,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响力居然能坚守阵地,更愈受年轻一代留意。金像奖颁奖礼直播收视持续高企,网上重温者众,讨论依然轰轰烈烈。

香港电影金像奖用自身活力证明香港电影“未死”。有人想把这些成绩归功于“本土”,但把香港电影简单归类为“本土电影”和“非本土电影”,是庸浅而不切现实的做法。事实上,本土与非本土之间,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回归后,香港电影和香港社会一样经受着政经文化环境大转变背景下如何生存发展的重大考验。如果把眼光放宽放远,把香港电影放到华语片的发展脉络中考察,人们会发觉,这20年里香港影人在逆境中拼搏坚持,取得的成绩仍是可喜的。尽管受到了诸多挫折,但香港电影仍是活力十足而且相当重要的。

虽然从近几年的金像奖得奖名单里可看出,香港电影的运作,视乎只有通过与中国大陆“合拍”才显现出来,但它在决定类型电影的生存和连续性方面,仍具不可忽视的影响。

近年来,唱衰港片的论调在互联网大行其道。有人沉溺于对香港电影旺盛期的缅怀,甚至表露出对港英政府时代的“眷恋”,想在香港重建“港味十足”的电影产业……这些所谓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这些年,中国大陆电影和香港电影都经受着共同的考验,对内是如何共融共生——中国大陆电影体制的改革仍然困难重重,要容纳香港电影尚需更成熟的条件;对外则是如何与好莱坞为主的西方电影在经济文化领域竞争,同时又保持合作互惠。从票房成绩来看,这两方面都有可观的成绩,代表两者发展方向大致是正确的。但尽管如此,香港电影仍然要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日,由地区性的电影蜕变为大中华电影的一部分。

原标题:金像奖“窘境”:简单划分“本土”和“非本土”就能找到香港电影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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