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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我的外交生涯
来源:经济导刊 2018/05/14 10:24:49 作者:熊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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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

熊向晖:我的外交生涯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一)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要求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1)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周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做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二)

1962年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拟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会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之事将另作考虑。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3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但复电中指出,3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结合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总理说:去年你提出3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3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

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了,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三)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周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将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信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尼克松访华8天的租金估计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做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信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将总理的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

(一)

(1)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1]

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下述照抄原纪录相应部分: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指基)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2)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作了如下描述: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

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作解释,《访华》未作探索。其实,按原记录作些查证,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节录如下:

【[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中略四段)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意。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中美)“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由他)“妥善制订”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3)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原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起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2]

(二)

尼克松在对同毛泽的会见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此处及以下所引用尼克松的话,均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至253页。)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亦即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

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其实,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讲了上述这段话。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指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这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6日同时发表。

基辛格确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3]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

“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4]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5]此外,尼克松也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6]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时,“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7]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的讲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

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作的删改则不提及):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毛泽东指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思首相”以及“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犹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啰。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作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这一段内容丰富,试作如下解释: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径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月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后移至华沙)。到1960年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9]

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作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10]

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

自1949年5月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算起,整整22年,“总是谈不拢”。

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

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如此答问,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

还应提到,《访华》指出:“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3时50分即结束。”其实当时已80岁的毛主席尚未痊愈。会见时,医护人员藏在附近房间内准备随时抢救。但毛泽东仍与尼克松谈了70分钟。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三个“最后一次”

(一)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总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月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月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月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9月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我于6时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7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月30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月28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肖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月29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11]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三)

1975年9月5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青长同志嘱我保密。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月8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

总理逝世已16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15日上午,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陪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参加。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杨振宁博士表示感谢。她说:我收到美国的华文报纸,看到在恩来同志故去以后,纽约各界侨胞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杨振宁博士致悼词,使我非常感动。

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所认识的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尽管没有见过周总理,但都敬佩周总理。我这次来北京,他们要我做代表,向周总理的灵位献花圈,表示大家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我到北京以后,才知道并没有周总理的灵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了。

接着,邓颖超向杨振宁谈了三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的遗体处理

杨振宁说: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听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到这里,杨振宁失声痛哭。在座的除邓颖超同志外,也都痛哭失声)。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我很理解你的感情。请你不要难过。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既然你这样关注恩来同志的遗体处理,我可以向你讲讲对这件事的决定过程。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党中央决定提倡死后遗体火化,但不要强加于人。几千年来,中国人死后都是土葬。从土葬到火化,这是丧葬习俗上的一场革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自愿带头,签名表示自己死后将遗体火化的决心。当时恩来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我们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遗体火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说: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就这样约好,还相互作了保证,后死者保证实现先死者的这一愿望。恩来同志又说:我可以履行对你的保证,你未必能履行对我的保证。那时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先我而去,后事处理要由中央决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当时我没有把这一想法讲出来。前年,恩来同志住进医院,我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对我说,从前我们两人相互约好、相互保证过的,死后把骨灰撒掉。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我没有回答他。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在场,我向他们提出恩来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使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恩来同志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对他做过的保证也终于履行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杨振宁问:周总理的骨灰一点也没有保留吗?邓颖超回答说:没有。也曾有同志建议,保留一点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样不彻底。保留一点同全部保留实际上没有区别。结果还是按照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全都撒掉了

看到杨振宁用手帕擦眼泪,邓颖超又说:对遗体的处理,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在五十年代末期,恩来同志同我商量,我们不宣传,不张扬,在征得近亲同意以后,把我们先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原来的墓地交给人民公社使用。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适当的。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的遗体葬在伦敦,苏联的党和政府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越南的党和政府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注意保护南京的中山陵,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死后遗体火化,党内、党外许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灵堂里,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应该满足本人的要求,据我所知,恩格斯逝世以后,他的战友们遵照他的遗言,在他生前经常散步的海滨,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的遗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所以,在中国,第一个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来同志,并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关于周恩来的结婚照片

杨振宁说:在纽约为周总理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列了周总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周总理同邓先生两人的合照。有人说,这是你们二位从法国回到广州时结婚的照片。

邓颖超说:不是。有许多误传,有人说我是天津人,在南开学校和周恩来同学;还有人说,某某人是恩来同志和我的介绍人。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从没有到过那里。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南宁,到了天津,靠母亲教书生活,她还会中医。后来我在天津女师上学。1919年,我在天津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介绍我和恩来同志认识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运动。1920年,我在天津女师毕业后,到北京教书,以后又转到天津教书。我入党以前,大约当了五年的小学教师。由于我要维持我和母亲的生活,我没有去法国。1924年9月初,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我从天津到广东是1925年8月上旬,恩来同志和我都坚决反对旧习俗,我们不要结婚仪式,不请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结婚相。1925年10月,恩来同志第二次东征打陈炯明,出发以前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相。你讲的可能就是这一张。

周恩来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杨振宁的母亲心脏有病时,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也有心脏病。杨振宁惊讶地问:周总理也有心脏病?邓颖超说:他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1973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感慨地说:那时我一点也看不出周总理有病,感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邓颖超说: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能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以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磕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有好些同志对我说,这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为什么不劝阻他?他们对恩来同志不了解。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远得很,但是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像吃饭、睡眠、娱乐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很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恩来同志得了癌症以后,他知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只要还能支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这样有时还能减轻他的病痛感。恩来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发出的讣告中,说他,“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认为,这句评语,恩来同志确是受之无愧的。

握别时,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恩来同志没有灵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灵位献花圈的盛情,我心领了。你回到美国以后,请你向他们作些解释,还请你向悼念恩来同志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转达我衷心的谢意。

注释:

[1] 本文所引《访华》,均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84至89页。

[2] 译自1994年5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尼克松遗著《超越和平》摘要,第18页。

[3] 参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77页。

[4] 参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16页。

[5]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第217页。

[6]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2页。

[7] 参见《白宫岁月》第三册,第5页。

[8] 黄华 新中国外交风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22-32。

[9] 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08-209。

[10]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3页。

[11] 参见《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7页。

原标题:熊向晖:我的外交生涯

责编:谭莹莹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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