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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力:三元里与近代中国的群众斗争(下)
来源: 青年力 2018/05/30 16:44:53 作者:刘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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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前文提到,三元里抗英带给了举国上下抵抗西方列强的信心,“民气可用”成为了举国上下的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最终会走向何方呢?

1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

以群众运动来对抗外来侵略,作为手段而言并无不可,我们以往常常把清王朝这类手段归结于在矛盾爆发后转移方向的阴谋(例如义和团运动),现在看也并不是很全面。因为西方列强侵略的蝴蝶效应而导致的中国社会的剧变,被社会秩序的崩坏所伤害的民众,自然会将怒火指向造成这变化的源头——外来侵略者。

三元里的直接诱因是英军在广州一代的奸淫掳掠,这是19世纪列强军队的普遍作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西洋人,教民,买办,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新出现的压迫者,他们对社会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压榨,导致中国社会中的矛盾越发尖锐起来。从社会心态来说,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与社会秩序崩解相伴的是普遍性的社会破产,而这种破产造就了大量“只有一条命”的无产者,他们除了身上枷锁一无所有。而有限的成功必然成为后来者反复强调的胜利经验,被更大范围的传播。在很多时候,清末的“扶清灭洋”实质上是在回避造反这个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强调自己的正义性而避免遭到官府和列强的双重镇压(反面例子是太平天国)。

社会秩序崩溃带来的,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崩溃,是士绅阶层的迅速劣化,是清政府为应对内外压力而不断增加的各种苛捐杂税,这种种原因导致清朝末年的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接近一个巨大的火药桶。而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基层官员便会有意识的引导民教矛盾,就像当年的叶名琛和徐继畲一样,试图把这当作以夷制夷的手段。

相比于民众,官员终究是有产者,他们要顾忌的东西更多,也比普通人对外来侵略者的强大和蛮横有更深的了解。这样就形成了官府畏惧于洋人的局面。民众是畏惧于官府的,但民众对于洋人却不是畏惧的,更多的是厌恶与陌生。这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循环在百姓,官府和洋人之间。这样微妙的情绪使得民众事实上在削弱对官府的敬畏,没有谁会去真正尊重一个内残外忍的朝廷,这种有限的三者互制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走向崩溃。

义和团运动无疑就是这种彼此牵制走向崩溃的标志。官府终于控制不住民众的怒潮,试图把它引向洋人,但结果只是一败涂地而已。事后朝廷无耻地把百姓推出去当作替罪羊,只求能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虽然清王朝也多次试图摆脱外来侵略者的影响,但如果没有外来侵略者,清王朝也无法维持到1911年。

在庚子之变后,朝廷自然是怕洋人的,朝廷也不再相信百姓能抵抗住洋人。自三元里以来,通过民众自卫的形式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想法终于从知识分子脑海里破灭了,至此知识分子又回到自以为是的阁楼上开始嘲笑义和团和各种群众运动,视作乱世之阶。但有趣的问题是,百姓是不是就怕洋人了?老舍在茶馆里用常四爷的嘴说出了他观察到的结论:“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

庚子之变无疑对知识分子是有着巨大震动的,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则未必如此。就像我们所说的,无产者亦无所畏惧,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事实上就是自三元里以来大规模民众斗争的基础并没有消失,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的混乱,这种趋势反而加强了。

2红枪会,神团,二十世纪的的民团武装

进入民国,伴随着军阀混战,社会秩序不复存在。连年混战使大量的武器包括枪支弹药随着大量溃兵流入社会,而军阀们无穷无尽的加派,为民团武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从山东到华北,整个北中国蔓生着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道门武装。这些武装既和军阀特别是外来军阀有着深刻矛盾,又和本地的依附于军阀的其他民团有着彼此的矛盾,相互征战,彼此兼并,强烈抗拒着一切外来干涉。典型的比如河南红枪会,它的来源是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作为一种结社武装同时和军阀部队,土匪流寇相抗衡。

河南红枪会在二十年代极盛时曾经号称不下八十万人,以红枪会为基础,地方士绅一度掌握了整个河南的基层政权。1926年百万红枪会的围攻曾经使十万陕军缴械,不得不退出河南,不久镇嵩军与红枪会大战,数万红枪会围攻洛阳几乎陷城。讽刺的是,当二十世纪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国民政府治下的河南却发生了本国地方武装缴械本国军队的一幕。1944年,汤恩伯在河南会战中大败,结果数万汤军溃兵被河南地方武装缴械,经美国记者报道,一时舆论哗然。汤恩伯驻守河南期间俨然军阀一般,他大量榨取当地财赋,在正规军之外以二十个挺进纵队的编制扩编了近六十个挺进纵队,培植私人势力。在河南大灾中,国民政府的救济不但杯水车薪,甚至连赋税都不曾减低。这些都使得汤恩伯和各种地方武装矛盾异常突出,最终引发了1944年惊人的一幕。如果我们剥离日寇入侵这个背景,那么实际上1944年汤恩伯军的遭遇和1926年陕军、镇嵩军的遭遇也没有什么不同。

从1841年的三元里抗英到1944年的河南缴械汤恩伯,均是统治阶级迅速堕落的标志。原有的威严落地,控制力荡然无存,国势几乎走到了国将不国的边缘。当然要强调的是,在整个抗战中,大部分时候群众的自发武装斗争还是指向日本侵略者,比如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在国民党守军溃逃的情况下,抵抗最有力的反而是救火会的壮勇。自九一八事变起,大量的民间武装以游击队等形式融入到抗战的队伍里,以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为代表的敌后武装,在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大背景下展现了中国人不屈的气节。

真正终结自发群众武装的,是中国革命的兴起。随着红色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对中国农村的改造,新兴的中共政权自清末以来第一次恢复了对中国基层的控制。各种民间力量被重新整合起来,各种地方武装则被清扫一空,无论是河南红枪会、豫西民壮、湘西匪患,还是西北民团,都最终走向了瓦解。至此,清末以来分散成无数股支流的中国民众被集中在一起汇聚成一个新中国,而这道洪流将变得不可阻挡。

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唐太宗曾经把老百姓比作承载国家这种巨舰的流水,用载舟覆舟来形容其巨大的力量。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回三元里,抗击外来侵略无疑带有其天然的正义性,但清兵不能抗而使民众抗之,最可耻的当然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清王朝。近现代中国的极大问题是统治阶级不但难以成为整合国家力量前进的组织者,反而成为禁锢者,其低下的统治效率,无节制的压榨,无时无刻不在伤害这个国家的肌体,损害着这个国家抵抗外部入侵的力量。

近代中国的景象不仅仅是一盘散沙,还有各种力量泛滥成灾,以整个中国为战场互相攻伐、横行肆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地方自卫力量的地方武装应运而生,这种力量对政权来说有着天然的不合作性,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独立倾向。

怎么看待包括三元里抗清在内的近代民众自发斗争呢?我们无疑要肯定它们的正义性,但如果像清末知识分子指望的那样,依靠群众的自发斗争就能把侵略者赶出家园,那是不现实的。以国家财赋豢养,以作战为职能的国家军队尚不能做到的事情,指望民众替它们去完成,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可耻的。进而说如果民众能完成军队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国家政权和职业军队的价值又在哪里?但从正面的价值来说,近代民众的自发斗争,特别是对外斗争无疑是民族主义觉醒和近代革命的温床,不断的斗争使民众意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反动,不断加剧的民洋矛盾进一步促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概念的诞生。

孔子说不教驱民而战为之杀,清代知识分子显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多多少少也试图把民兵力量纳入到摇摇欲坠的国家武力体系中。但已经穷途末路的清王朝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反而使得其反成为一股引导清王朝走向灭亡的力量。同时我们也看到,三元里民众能包围深入的英军,但是终究无法消灭,更不用说攻下英军占领的炮台。单纯的依靠群众武装在近现代战争中终究是不能抵挡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强大外敌。而规模浩大的抗日战争表明,通过正规军的抵抗和民兵的配合,是可以在弱势状态下抵抗住外来入侵者的,这也是清末知识分子的理想,但这一切又是以中共空前未有的组织力为基础的。

近代中国的民气可用发展为抗日的敌后斗争,进而发展为淮海战役的五百多万支前民众,这是一个由萌发到成长的过程。三元里最早展现了这种斗争巨大的力量,而只有随着近现代红色政权的建立再将这种力量统合起来,方能汇聚成一道无可阻挡的洪流。

群众固然有基本的善恶观,朴素的爱国主义热情,但这些情感并非天然就能转化为一股团结的力量,对群众的引导不能依赖空洞的口号和别有用心的收买利用。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依靠的是以大量基层党员为表率的坚强党组织,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稳固的基层政权,通过先进的组织形式,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对中国农村的全面改造,使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一致,做到上下同欲,把这股近代中国最庞大的力量纳入到自己的手中。这股力量缔造了新中国,由覆舟之力一变为载舟之力,在朝鲜战场上震惊世界的那支中国军队与1944年溃不成军为天下笑的中国军队是由一样的中国农民的孩子构成的。

即使在将近二百年后的今天,三元里的回响是不是就消失了呢?我们身边的许多人是不是应该不时的认识到这一点,群众之中到底蕴藏着多么大的力量,有如此伟力的群众绝非天然就要跟着谁走,这样的力量无序释放又会造成什么样的景象。百姓,官府,洋人三者的互制是不是又会以另一种新貌出现,当从革命者成为治理者,载舟覆舟,缔造了新中国的力量应该如何团结引导始终是不会结束,这都是留给今人的宏大课题。

责编:施成德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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