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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阴阳合同逃税根源是私人资本的贪婪
来源: 察网 2018/06/07 14:36:38 作者: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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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对于私人资本而言最为有利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尽可能用充斥着怪力乱神和低俗内容的影视作品来麻痹观众。观众越肤浅,超级明星的名气(无形资产)就越容易变现,私人资本在影视文化行业获利的门槛也就降低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香港黑社会还投资拍了一堆电影,这不就是最好的诠释吗?假如观众的文化层次和艺术审美能力都提高了,对于私人资本来说反倒不是好事。高层次的观众只有看到《战争与和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种史诗级的电影作品才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对于私人资本来说,这样的观众实在是太难取悦了,何如上赶着送钱的“脑残粉

近日来,崔永元就范冰冰的片酬在微博上发声,迅速引爆了舆论。无锡的税务部门随即跟进,对范冰冰工作室展开调查。范冰冰有没有偷税漏税,我们等官方的调查结果就好,不必去揣测。但是范冰冰作为国内一线女星,毫无疑问地拥有超高收入。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2017年范冰冰拍电视剧获得的片酬约1亿元【1】,相当于同期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的2748倍【2】!

要说范冰冰演戏创造的价值相当于2748个城市居民的总和,恐怕也很难让人信服。超级明星的超高收入显然不能以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中国的超级明星远不止范冰冰,《南华早报》的“明星片酬权力榜”中有许多观众熟悉的名字。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超级明星能挣到这么多钱呢?这应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解释。

首先要说明的是,影视文化行业的超级明星仅占艺人总量的极少数。不要为影视文化行业外表的光鲜所迷惑——绝大多数艺人的收入不高,而且收入来源非常不稳定。由于个人经济问题,许多男演员甚至在30岁以前没法结婚。在从业时间相似的情况下,艺人收入的中位数远低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甚至还有因为吃不了青春饭而丢掉饭碗的巨大风险。从整体来看,艺人并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业。

然而,影视文化行业的收入分配,与其他行业明显不同。例如,与理工科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收入水平呈现出典型的正态分布。无论从同学聚会的闲聊之中,还是从各求职网站、猎头公司的数据库中,都能很容易地得出这个结论。而在影视文化行业内部,收入差距则极为悬殊,完全不符合正态分布。比如,中戏表演系同一届的毕业生,入行10年之后,可能一两个同学的收入比其他所有人的总和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探讨“平均收入”完全没有意义。再往深了说,普通艺人和明星获得收入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绝大多数艺人是普通艺人,收入的实质是劳务费。少数成为明星的艺人,则拥有普通艺人不具备的名气——走在大街上能有人认出来。在商业环境下,名气是一种无形资产,和品牌、商标的价值相似。既然同仁堂、全聚德等百年老店的品牌可以作为无形资产作价,那么明星的名气也可以,只不过方式更加隐晦。明星参演某个影视作品,等于用名气这种无形资产参与了投资;而后影视作品的投资方给予明星较高片酬作为一种预先承诺的分红。所以可以这么说:普通艺人和广大无产阶级一样,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劳务收入;而明星的高收入应视为特殊形式的分红和资本利得。

以上我们阐述了普通艺人和明星的区别。但是明星之间,也有一般明星和超级明星的区别,收入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电视剧《芈月传》中饰演春申君成名的黄轩,直到2017年才在北京东三环买到了2居室的房子,解决了在京城安家的问题【3】。而超级明星的收入就很夸张了,动辄一部戏几千万元。要弄清楚超级明星获得超高收入的原因,我们得先弄清楚超级明星是怎么产生的。

超级明星的特点是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例如,2017年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的粉丝突破1亿,这就是受众群体数量的直观表现。只有一个巨大的国家,或者一个巨大的文化圈,才能够提供足以产生超级明星的巨大市场容量。小国完全不具备产生超级明星的市场容量。只有中国、美国、法国这样的世界性大国,才能够提供产生超级明星的市场容量。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好莱坞成为吸引世界各地艺人的国际文化中心。著名演员妮可.基德曼原是澳大利亚人,后来选择长期在好莱坞发展,正是美国巨大的市场容量使然——如果她不来美国,就无法成为英语文化圈里的超级明星。

得益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得以成为美国之外另一块催生超级明星的沃土。通过简单的算术举例,就足以说明问题:假如某电视剧口碑不错,在电视频道和各网络平台的总和收视率达到了5%,那么中国13亿人口中就有6500万观众,已和法国的总人口差不多。哪怕平均1人只贡献1元钱,“粉丝经济”的收入就有6500万元。巨大的人口基数为影视文化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可观的收入来源。在此前提下,少数掌握核心资源的私人资本控制了影视文化行业的绝大多数生产和分配。在巨额收入中随手切一块蛋糕作为分红,便造就了超级明星的超高收入。

超级明星意味着“赢家通吃”,一个超级明星的收入可能比上百个普通艺人加一块还多。超级明星的地位来源于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也垄断观众的注意力和休闲时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屏霸”。毕竟观众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超级明星的垄断存在明显的排他性——白百合和王珞丹由于外形和戏路相似,就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前者成为超级明星,就意味着后者遇到上升瓶颈。

私人资本为什么愿意和超级明星合作呢?原因其实很俗——“流量即王道”。很多观众观影,就是冲着超级明星的名气去的。私人资本如果选择与当红的超级明星合作,就等于给收视率和票房收入购买了“保险”。即使超级明星会索取超高收入作为一种特殊的分红方式,但是对于投资文化影视产品的私人资本来说,这仍可视为降低商业风险的“保险费用”,经济上仍然合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超级明星获得超高收入是资本逻辑驱动下的必然结果。

超级明星获得超高收入,也可以理解为对无形资产进行变现的手段。然而,影视文化行业收入差距悬殊的现象,在经济层面虽有必然性,但在伦理层面极不公平,对于文艺发展也起到负面效应。这正是接下来要探讨的。

如前所述,超级明星的超高收入是特殊形式的分红和资本利得。影视作品产生的绝大部分经济收入都被资方拿走,然后超级明星和私人资本一起分蛋糕,客观上在伙同私人资本对影视文化行业的普通从业者构成严重的剥削。影视作品中的多数配角,绝大多数编剧,还有摄影师、化妆师等不露脸的剧组人员,都只能领到微薄的劳务收入,以致维持在文化中心城市的生存都很困难。喜剧演员贾玲曾在节目中感慨当年连支付房租都很费劲的“北漂”岁月。如果不是因为行业内畸形的收入分配体系,她本不应该经受这些磨难。

普通艺人的磨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美国影视文化行业也存在相同的状况。中国有在北京等着接戏的“北漂”,美国也有在好莱坞艰难求生的“好漂”,环球同此凉热。获得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爱乐之城》,揭开了“好漂”艰辛生活的一角,但是剧情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美化的。真正的“好漂”是个什么生活状态呢?差不多要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收入,用来支付洛杉矶昂贵的房租,在片场凑合着吃饭都是给自己省钱。由于收入极不稳定,“好漂”在不演戏的时候,大都要从事一些兼职工作,才能获得足以维持生存的收入。倘若你在好莱坞附近的Beverly Hills、Santa Monica等处的餐厅里遇到风度优雅的侍者,说不定那就是一位正在寻梦的“好漂”,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兼职端盘子。

影视文化行业畸形的利益分配体系,并不利于推出优秀的文艺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一个大团队打磨出来的,从编剧到剧组台前幕后的成员,所有的人都在贡献劳动。因此,将超级明星的名气完全归结为所谓“个人努力”,是非常不客观的,那等于抹煞整个团队的功绩。超级明星将名气变现的好处尽收囊中,自然也是不公平的。著名艺术家陈道明对此也看不过去,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是这样说的【4】:“如果说是一般的戏,成本又不高,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上。为什么呢?你给我这么高的价码,其他演员你请什么人呢?阿猫阿狗吗?你靠着我耍大刀去?”

畸形的利益分配体系,使得影视文化行业除了超级明星之外的从业者,普遍处于激励不足、积极性也不足的状态。这其实非常不利于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就拿编剧这个行当来说,近年来已呈现出迅速的退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制作的非常严谨,不仅编剧要反复打磨,而且一定会邀请军事顾问来把关。而现在的投资方和剧组才懒得请优秀的编剧,更别说军事顾问了,以致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业内越是不重视幕后的编剧工作,优秀的文学工作者就不愿意当编剧——需要付出大量心血但是获得感、成就感很低的工作,谁愿意做呢?所以近年来编剧水平的退化极为严重,许多影视作品连起码的逻辑性都没有。

反观苏联时代,优秀的编剧多被吸纳为苏联作家协会的成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广泛的尊重。所以他们才能静下心来打磨一些优秀的作品。《战争与和平》、《解放》等能够在电影艺术领域青史留名的鸿篇巨制,源于邦达尔丘克、邦达列夫等极为优秀的编剧人员的精心创作。即便中国电影票房数字屡创新高,但是在艺术成就和作品的思想性上,实在是乏善可陈。

更要命的是——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文艺导向,必然是腐朽没落的,就甭谈什么“精神文明”了。站在私人资本的角度来看,“最佳观众”是那种一看到鹿晗、吴亦凡等“小鲜肉”就立刻痛哭下跪的“脑残粉”。“脑残粉”没有深层次的审美,不在乎偶像的演技和艺术水准,是非常容易取悦的。他们一旦产生廉价的感动,就迫不及待地为偶像们“慷慨解囊”、为私人资本创造源源不断的收入。

所以,对于私人资本而言最为有利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尽可能用充斥着怪力乱神和低俗内容的影视作品来麻痹观众。观众越肤浅,超级明星的名气(无形资产)就越容易变现,私人资本在影视文化行业获利的门槛也就降低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香港黑社会还投资拍了一堆电影,这不就是最好的诠释吗?假如观众的文化层次和艺术审美能力都提高了,对于私人资本来说反倒不是好事。高层次的观众只有看到《战争与和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种史诗级的电影作品才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对于私人资本来说,这样的观众实在是太难取悦了,何如上赶着送钱的“脑残粉”啊?

现如今,广电总局想要限制超级明星的收入,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要不改变私人资本主导文化市场的局面,超级明星拥有超高收入的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改观。唯一有可能破局的方法是国有资本大量进入文化产业,以金融手段控制实体企业,进而改变行业内部初次分配的格局。如果不采取上述手段,用行政命令限制明星的收入或者增加所得税,都将是隔靴搔痒。

原标题:明星超高收入 阴阳合同逃税 根源是私人资本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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