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有哪些新特点?
来源:战略观察家 2018/07/02 11:34:46 作者:朱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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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和举措,中国外交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

“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和举措,中国外交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 

一、提出了外交新理念——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总体战略的提法由“韬光养晦”改为“共建命运共同体”。“共建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否定“韬光养晦”,而是包含了“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精神实质。但“共建命运共同体”却比“韬光养晦”更真实地反映了当今人类的现实,更能体现中国文化内涵,更有利于中国外交站在道德制高点,因此是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灵魂和点睛之笔。 

首先,人类日益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在古代,人类文明虽然有交流,比如中国的丝绸可以卖到古罗马帝国。但各大文明基本上是隔绝的,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当时的交通、通信技术不发达,交流成本太高。如今人类交通、通信技术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通讯角度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任何身处地球两端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即时沟通。从交通角度,世界也不过是一个地球县。过去人们到县城也得几天时间,如今从地球一段飞到另一端却只需用一天时间。

在古代,人类文明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各个文明之间的经贸往来不过是景上添花而已。如今,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往来已经密切到难以分割的地步,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产业在全球布局分工的态势。 

在古代,一个文明制造出的生态问题只会使本文明毁灭,如楼兰古国过渡开发导致沙漠化而消亡。如今,人类的活动已经影响到了全球气候,如果再不集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可能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使全人类遭遇毁灭性打击。 

因此,人类真的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率先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站在了世界道德的制高点,别国只能跟进,无法反对。 

其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了多样化文明共存共荣的需要,体现了中国智慧。 

人类虽然由于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分工,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历史遗留下来分割状态下形成的民族多样性,宗教信仰多样性和国家利益多样性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在全球化的映射下,民族自觉性和宗教自觉性有所加强。再加上,世界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丛林法则状态。因此,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家利益矛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 

在这种背景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了多样化文明共存共荣的需要,体现了中国智慧。 

中国儒家文化中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出自《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地广人多的中国曾经很好地处理了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使得我国各个不同民族与宗教可以长期共存共荣,这在世界历史中也是一个典范。 

当今世界的冲突与对立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文化的冲突与对立,解决世界的对立与冲突,需要文化的包容。而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加,世界冲突也许会用中国人的办法得到更好地解决。这就是和而不同,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最终走向大同世界。 

二、提出了外交新定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过去中国的自我定位是一个亚洲东部的地区大国。但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首先,这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2010年,中国名义GDP超日本,成为体量上仅次于美国经济大国。这一年,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体量上的制造业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我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次,由于美国在新世纪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国库空虚,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出台4万亿刺激经济在政策,对世界经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世界经济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作用。此外,在全球气候变暖,打击恐怖主义,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一系列涉及全球事务的问题上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作用。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展了全球外交,承担起大国责任。 

第三,2008年,20国财长会议升格为20国首脑会晤。美外交杂志有人主张美国同中国组成两国集团(G2),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 。2009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G20会议上,西方各主流媒体开始提出G2的观念,胡锦涛和奥巴马的会晤被看作是比G20会议本身更重要的一次会晤。但是由于中美理念不同,中国不可能跟在美国后边与美国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美国也不可能真正与中国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 。美国G2的概念,不过是要求中国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罢了。因此,中国必须开始自己独立的大国外交战略了。 

三、展示出外交新风格——主动式外交 

过去中国外交基本是反应式外交,都是等美国出倡议中国反应。现在往往变成中国提出倡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应了。而且,一个倡议还没有反应过来,第二个倡议就有出来了,搞得老大美国也有点晕菜了。仅举两个例子。 

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就如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紧接着,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海军学院先后发表两次重要讲话,同样提到“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不应走向冷战”,中美要建立一种“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的大国关系,“而这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庄园会晤时提出,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应当“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这个倡议一直没有回应。据一些美国学者说,美国可以接受第一条,但是难以接受后两条。中美之间“不冲突、不对抗”这没有问题,但要“相互尊重”就难了。“相互尊重”谁是老大,谁听谁的,难道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了吗?这一条美国接受不了。“合作共赢”,怎么合作,谁是领导?但美国又提不出反驳中国提议的理由,显得很被动。

2013年6月8日,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西方还没有反应不过来中国要干什么,10月2日习主席又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 

由于美国一直反对亚投行,西方国家一直不敢加入。但就在2015年3月31日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之前,英国首先提出申请加入。之后,除了美国、日本和韩国外,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截至2018年5月2日,亚投行有86个正式成员国,而美国还没有参入。但美国国内早就有声音希望美国也加入进来。 

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从过去被动的融入现有国际体系,正向着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主动塑造国际体系的方向迈进。一方面中国在现行的国际体系内积极的参与者和维护者。中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都比以前多,交的会费增加,人员增加,因此在里面的投票权也增加了。另一方面,中国又对现有国际体系补充完善。比如,中国积极组织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推动RECP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积极筹建亚投行、金砖银行、金砖应急基金、丝路基金,主持亚信会议,博鳌论坛等等。 

四、提出了外交新战略——“一带一路” 

2013年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目前,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怎么成了战略呢?

①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个公共产品。 

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使沿线国家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主要是基础设施、人员交流和规章制度的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铁路、公路、油路、电路、通讯、卫星定位与导航等等方面。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帮助沿线各国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比如,在交通设施方面,泛亚洲铁路网络雏形正在形成,中国—老挝铁路全线开工,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中国—泰国铁路蓄势待发。跨境铁路贯通欧亚大陆,义新欧、渝新欧、汉新欧等班列满载货物,飞驰在欧亚大陆上,进一步增进了欧亚两大洲的经贸关系。在港口建设方面,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建设进展顺利,斯里兰卡汉班托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建设运营稳步向前。此外,电力设施、石油天然气开发、管道建设等相关大型建设项目也已进入积极推进阶段。 

人员交流互联互通是为沿线国家人员往来提供方便。“一带一路”以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为物质保障,以国家间签证便利化为政策保障,以旅游、互派留学生、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民间组织交流等为载体依托,为沿线国家的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以留学为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学生数量明显增加。

规章制度的互联互通是通过发展战略对接和自贸区建设推动规章制度互通。截至2017年4月,已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极大地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在自贸区建设上,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很难用一个标准、一个规则来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因此依据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原则,打造多层次、多类型、灵活多样的自由贸易区。以自贸区建设为抓手,加快中国与沿线国家以及沿线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市场准入、海关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其二,提供新型的国际金融机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亟待提升,但资金短缺问题突出,据估算有约8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现有国际融资机构注资乏力。中国利用强大的外汇储备,有能力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并设计融资机制和平台,以疏通融资渠道。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金融产品。

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美国依然是最主要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美国建立和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长期以来生产着全球公共产品。美国既是世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世界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苏联解体之后,当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达到顶峰之际,美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一系列战略错误,这使得美国国力大衰。美国作为世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仅力不从心,而且利用世界领导的地位为本国牟利,成为世界公共产品的破坏者。在这种局势下,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始走向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漫漫之路。 

② “一带一路”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 

由于我国国内工资、土地使用费用、环保成本的上涨,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将逐渐转移出去。自工业革命以来国际上类似的转移已有多次,为承接国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的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实现20年、30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我国这次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的新特点在于规模庞大。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 24亿人,相当于在19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时的12倍,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时的22倍。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从我国转移到亚洲、非洲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有利于我国附加值较高的中间部件和相关机器设备出口,为我国产业升级开拓国外市场;同时也带动了接受国的经济发展,是互利双赢的好事。 

③ “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而非中国的援助项目因此具有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而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强调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市场原则,即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同时也要确保政府发挥适当作用,政府采购程序应开放、透明、非歧视。

可见,“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主体与支撑力量并不在政府,而是企业,根本方法是遵循市场规律,并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来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政府在其中发挥构建平台、创立机制、政策引导等指向性、服务性功能。如果“一带一路”搞成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是无法持久的。只有中国的企业也能够从中赚到钱,中国政府也能够从中得到税收收入,才是持久之道。所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强调是“共建”与“合作共赢”。 

④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率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则由于交通工具在经济上无法与海运竞争,更加上文明阻隔,陆上交通线常常由于敌对、战乱而中断。这样就造成内陆国家比较落后,形成与沿海国家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

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一带一路”将使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获益,也将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西方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⑤ “一带一路”可能彻底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1861—1947年)因提出“大陆腹地说”的全球战略观念而闻名于世。麦金德认为,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的陆地组合。在它的边缘,有一系列相对孤立的大陆,如美洲,澳洲,东南亚、日本及英国。当欧亚大陆被密集的铁路网覆盖时,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将主宰欧亚大陆,进而主宰世界。届时,美洲,澳洲,东南亚、日本及英国等孤悬海外的国家和地区,就将被边缘化。

麦金德的假说很可能会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届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以实现,高速铁路网将覆盖欧亚非三大洲,三大洲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当然,中国不会追求主宰世界,但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来看,那将意味着持续了几百年的海权时代的结束,和新的陆权时代的到来。正因如此,美国对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中国说成为国际扩张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借以瓦解自由世界的秩序。

五、提出了新安全观——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 

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正式提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一安全观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普遍认同,并写入当年的《上海宣言》。 

之后,习主席又将新安全观上升到全球意义。比如,习主席在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提出,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主张为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从而使可持续安全观成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持续安全观已成为中国向世界提出的系统、完整的有关国际安全的新理念,具有重要的国际指导意义。

所谓共同安全,就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安全应当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 

所谓综合安全,就是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世界安全治理。 

所谓合作安全,就是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各地区安全,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所谓可持续安全,就是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根基。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指出:21世纪以来,美欧多国作为北约成员国发动或参与了几场局部战争,结果却造成相关国家社会动荡、恐怖袭击频发、欧债危机等国际治理难题,导致欧盟离心力上升。特别是2016年欧洲难民潮引发的矛盾和美国大选显示出的社会分化,表明维护国内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同样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要务和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可持续安全观,犹如迷茫世界亮起的一盏指路明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六、争取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从字面来看就是说话的权利,但实质内容是说话算数的权利。比如一个家庭话语权不在于谁的话多,而是丈夫说话算数还是妻子说话算数,谁说话算数谁就算在这个家庭中有了话语权。国际话语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发言有没有人听,有没有号召力。更进一步,这个国家对国际事务有没有提议权、解释权、定义权,它的提议、解释、定义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影响到国际事务的走向与结局。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主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把持着的。国际社会的秩序也是由西方维持着的。西方社会对于国际事务有着绝对的提议权、解释权、定义权,而且它们的提议、解释、定义往往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拥护并得以落实。 

但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霸主美国做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事,使得西方社会开始分裂,西方社会的话语权开始逐渐丧失。 

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是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在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反对之下,绕过联合国悍然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发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美国的借口是伊拉克有生化武器,结果美军打下伊拉克之后没有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那时候美国正处于强盛时期,美国以人权大于主权为自己辩护,认为推翻萨达姆集权统治给伊拉克人民带来自由民主是正确的。但萨达姆政权推翻后,伊拉克人民在享受西方自由民主的同时,也陷入恐怖袭击之中,生活状态还没有在萨达姆时代安全与富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在国际事务上发言很少,基本上是想方设法进入西方建立的国际体系,进入之后又尽可能融入这个国际体系。但我们融入这个国际体系之后,也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东西。特别是小布什依仗着美国的强势搞单边主义,打出人权大于主权,企图背离联合国宪章精神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寻找理论依据。这时,中国不得不站出来,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反对美国背离联合国宪章精神的行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生存权与发展权问题,直接与美国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国际关系理论相对抗。中国的主张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同时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受到挫败,武力干涉别国的行为才收敛。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开始了积极进取,针对国际局势的现实先后提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积极组织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亚投行、金砖银行、金砖应急基金、丝路基金;主持亚信会议,博鳌论坛;积极推动RECP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等。中国对于美国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对周边国家提出亲诚惠容外交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外交原则;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国际话语权日益增大。 

此外,特朗普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后,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采取了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战略,主动放弃了很多国际义务,让出了很多国际话语权,这也为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带来了机遇。自上任以来,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借口频频“退群”。2017年1月23日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年6月1日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10月12日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月3日宣布退出由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今年5月8日又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6月19日,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梁凯音指出:中美话语权的主题内容实际上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话语围绕的主题是“和而不同”,在多样性背景下进行创新型合作,这是中国合作文化的必然产物和与中国儒家倡导的“天下大同、成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高度相符的。我们的战略和话语契合度很高,提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建、共通、共享,不附带政治条件,不进行军事植入。美国主导的是“不同则不能和”的西方标准,“美国第一”的表达实际上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想,应该说美国没有办法承受霸主地位的丧失。 

可以预计,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国际贸易问题,美国可以得到很多实惠。特朗普的确能够使一些产业回归美国,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增加,但是否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就难说了。因为特朗普是以牺牲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为代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但失去国际话语权的美国真能“伟大”吗?对美国长期利益真的有好处吗?简单来说,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曾经带动美国商品、文化、时尚流行世界;如果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多了,中国的商品、文化、时尚是否将来会流行于世界呢?

原标题:中国外交战略有哪些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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