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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将军用一根木棍两条腿走完长征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8/07/02 11:47:04 作者:王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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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用一根木棍和两条腿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孙胡子”孙毅,就是一位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给人们留下了多少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至今让人难以忘怀。由于李德一句话,用一根木棍和两条腿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孙胡子”孙毅,就是一位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

孙毅,原名孙俊华,1904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从小家境贫寒,他小学没有读完,便被迫四处漂泊,给人家干活,生活一直没有着落。

1923年夏,孙毅来到河南开封报名参军,被编入河南陆军开封补充营第一连。在旧军队的四五年中,孙毅结识了一位后来对他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朋友――赵博生。

作为一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人,赵博生1930年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一职,奉命南下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均遭失败,被困于江西宁都。当时,部队薪饷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瘟疫蔓延,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几个月中便死去了几千人。赵博生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越来越不满。九一八事变后,他曾请求北上抗日,被蒋拒绝。这让他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而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为了拯救这支部队,他一直都在寻找共产党。1931年10月,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帮助下,赵博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孙毅转战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处,当上了中校参谋。因为两人同系河北老乡,所以赵博生常常以老大哥和知心朋友的身份和孙毅聊天,有意无意地谈起工农红军的事。有一天,赵博生对孙毅说:“根据地对二十六路军散发的传单和路边墙上刷写的标语中,有一条‘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来’的标语,不知老弟看到了没有。”

孙毅回答说:“看到了。”

赵博生继而说:“我们所住的、穿的,全是工人做成的,我们所吃的也全是农民流着血汗耕种的,离开了工农劳苦群众,我们是一刻也不能生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想着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我看红军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队伍,我们不如去联合红军一同抗日。”

在旧军队奔波了多年的孙毅,此时也已彻底认清国民党政府反动和腐败的真面目,因而对红军队伍充满向往。

当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驻地江西宁都县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被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孙毅任十四军侦察科长,随后又调任红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参谋长。就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成了孙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的意思。1933年1月8日,赵博生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宁都金狮渡战役中壮烈牺牲,孙毅无比悲痛。

1934年8月,江西瑞金沙洲坝军委总部的大门口,人员出入频繁,一片忙碌景象。时任红军学校教员的孙毅被军委总部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叫去。叶剑英递给他一杯清茶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当前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应付更复杂、更困难的局面,中央决定组建一支新的部队——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确定由张经武出任教导师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你任参谋长。今天请你来,一是正式通知你,二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

对党一贯忠诚的孙毅深深懂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军委对自己如此信任,他立即表示服从军委决定。

早在1932年,孙毅便与张经武、何长工同在红军学校工作,那时,何长工任校长,张经武任教导团团长,和孙毅相互之间十分了解。要和老战友再次共事,孙毅十分高兴。

刘伯承接着说:“任务紧急,教导师必须在8月底组建完毕,9月开始训练,师部地址就设在陈村。鉴于何长工目前还在反‘围剿’前线,你的任务就是协助张经武尽快把教导师组建起来。”

从总部出来,孙毅快马加鞭,迅速赶到了离瑞金19公里的陈村,与张经武一道,全力投入部队的组建工作。当时军委决定,教导师由瑞金、会昌、兴国、汀州、雩都、石城等十几个县的独立团、营、补训团、营和游击队组成。下辖3个团,每团1700人左右,加上师部各直属队,共6000余人,成员都是土地革命后翻身农民的子弟,年纪在17至22岁之间。8月底,教导师按期组建完毕。全体官兵便在张经武、何长工、孙毅的指挥下,投入紧张的训练中。

由于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10日,是教导师奉命出发的第一天,6000余名红军健儿,特别是江西老表,就要离开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远征的道路,各连队都杀了猪,共聚午餐。

当天上午,张经武从军委总部会议室出来,火速赶回师部,传达了总部会议精神。可是,有一件事使他难以平静。会后,他把孙毅叫到了自己房里,面带为难之色地说:“老孙呀,有件事你可能预料不到……”

“什么事?”闷在葫芦里的孙毅追问着。

“你可别生气呀!”

“到底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这时,张经武才不得不把事情全盘端出。原来,在布置完远征任务之后,大家在讨论领导干部乘马问题时,一贯独断专行的军事顾问李德,得知孙毅是从白军起义过来的,便把手中的铅笔一挥,将孙毅名字下的“马”字划掉了。张经武从团结的观点出发,据理力争,也都无济于事。张经武为难地说:“老孙同志,看来,你要吃苦了。”

向来性格开朗、处事大度的孙毅,面对即刻出发远征的军机大事,对于有无马骑这区区小事也不太在意,尽管对这位洋顾问有些气愤,但他还是忍住了,并幽默地说:“没有了四条腿,但我还有两条腿嘛,师长就放心吧,我绝不会掉队的。”

下午4时,嘹亮的军号声响过之后,6000余名教导师战士全副武装,昂首阔步走向高围村附近的一块沙丘地,这是出发前的誓师会场。此时,成群结队的群众已围满了沙丘地周围,他们举着红旗,敲着锣鼓,唱着歌曲,提着慰问品,准备欢送自己的子弟兵。

张经武、何长工来到战士前面,与大家见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经武代表全师官兵感谢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感谢瑞金地方干部与父老兄弟的热烈欢送。

在宣布行军序列后,孙毅便插入队伍和战士一同出发了。

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密,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统称为“红星纵队”。对于这样重大的战略转移,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决定将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修理枪械的兵工机器等统统带走,并决定由教导师承担这一任务。

上千件东西,包括大大小小的铁箱、木箱,以及用稻草、各色布料绑捆的、需要三五人甚至十来个人才能抬着走的机器部件,全由教导师战士肩挑杠抬,行动十分缓慢,从瑞金高围到洛口25公里,走了16个小时。为了赶上大部队,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战士到了疲劳的极限。

部队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进入了江西、广东交界的大庾山,这里到处都是悬崖陡壁,只有一条崎岖小道,加之天不作美,不时下着小雨,要抬着这些笨重的物资行走在这泥泞的小路上,比上天还难,不少战士掉下悬崖牺牲了。很多基层干部战士来到孙毅身边,对“负重转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当天宿营后,孙毅把情况向张经武、何长工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经过认真讨论,张经武决定由孙毅起草电文,向军委总部请示,今后遇到危险路段时,把多人抬的机械部件丢下山涧,减免部队伤亡。第二天,总部复电,批准了这一要求,署名是刘伯承的亲笔签字。

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怪石林立,深渊万丈,其中虎背山更是有“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势。战士们手拉手,互相搀扶着往陡坡上攀登。抬着大机器的战士更是寸步难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张经武、何长工、孙毅商议后果断作出决定,将两人以上抬的机器部件全部处理掉。战士们兴奋地打开草包、麻袋,能砸的砸碎,砸不碎的,便顺着悬崖推了下去。

将百余个大件处理后,近千名战士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剰余的400多担装有各种物资的箱子,仍由战士轮流挑着前进。

教导师随红军大队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来到了敌人在湘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12月1日,在长达15公里的战场上,红军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拼杀,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堵住了十几万敌人,成功渡过了湘江。教导师根据朱德指示,日夜行军,一渡过了湘江,随即向湘、黔边界的通道县进发。

途中,部队要翻越2000米高的老山界,而且路段十分险要,行走困难。在险陡的雷公崖路段,眼看20多匹骡马摔下去不见踪影,不少战士因为疲劳过度,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摔下悬崖声息断绝。张经武、何长工、孙毅含着悲痛,默默送別自己的战友,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教导师负重长征走了两个多月,减员到了极其惊人的地步,6000余人剩下不足一半。关键时刻,中央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教导师编制,其人员分别补充到第一、第三军团。并决定甩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

会后不久,刘伯承来到教导师,向科长以上干部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宣布张经武调军委分配工作,何长工调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孙毅去军委干部团任职。

1935年1月5日,教导师到达乌江江界渡口,除武器、弾药、粮食、医药外,把所有机械部件投入了乌江。随后,孙毅按军委指示,担任军委干部团作战科科长,继续率部长征。

调军委干部团之后不久,孙毅又被调往国家政治保卫团任参谋长,和团长姚喆、政委张南生一起共事。这个团辖2个营,人员精干,装备优良,每人都佩有长枪、短枪、大刀3大件。

说起“参谋长”这个职务,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孙毅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团后,没有明确任职,随后他背着背包跟随保卫团走了3天,这期间,一直没有领导找他谈话,也没给他分配任务。直到第三天晚上,孙毅在团部桌上看到军委一份干部任命通知,其中一行写着:“任命孙毅为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但仔细一看,“参谋长”的“长”字已被人用毛笔圈掉了。没有这个“长”字,“参谋长”就变成了“参谋”。

目暏这份任命状,孙毅这才明白没人找他谈话的缘由。他没有生气,也没去问个究竟。他心里十分坦然:没有马骑,我也走过来了,今天不当参谋长,又有什么关系呢?

快到遵义的时候,团长姚喆找到孙毅说:“胡子,真对不住了,几天都没给你分配工作,昨天,我同邓发局长说了,你还是参谋长。”

1935年1月9日,中央机关进入贵州遵义城,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期间,孙毅所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团驻守城南,任务是确保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

1月的遵义,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寒气刺骨。孙毅毎天带着干部在街上巡逻。1月16日凌晨1点多钟,他和两名干部在街上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两个人正迎面走来。孙毅立即示意后面两人放轻脚步,注意观察。待前面的人走近时,孙毅仔细一瞧,原来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正在交谈,看样子是刚刚散会。孙毅当即走向前去,敬个军礼,并向他们问好:“首长好!”

“孙胡子!”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孙毅,接着向他们表示了问候:“同志们辛苦了!”张闻天摸了摸孙毅身上单薄的衣服,关切地说:“夜间天冷,要多穿点衣服,不要冻坏了身体。”

“感谢首长的关心!”孙毅3人向毛泽东、张闻天告別后,继续沿街巡逻。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孙毅手捧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心情十分激动,逢人就说:“毛委员又回来掌舵了!”

遵义会议结束后,国家政治保卫团撤销,孙毅先后任红三军团第五师侦察参谋、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侦察科长。

1935年5月20日,红军攻克冕宁,进入彝族聚居区,为了取得彝族人民的支持,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途中,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正当两人根据彝族习俗歃血为盟的时候,红三军团的一名司务长因侵犯彝族同胞的利益,引起彝民愤怒,向红军群起而攻之。彭德怀派人调査后,为避免矛盾深化,影响红军北上,对事情作了严肃处理,枪决了这名司务长。随后,彭德怀叫孙毅书写了几张判决布告,盖上他的印章,张贴在山寨路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以教育部队,安抚民心。

红军顺利通过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后,抢渡泸定桥,来到了夹金山下。夹金山,主峰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下起冰雹,忽而狂风大作,民间素有“神山”之称。要翻越这座大雪山,对长时间跋涉、生活艰苦、体力虚弱、衣服单薄的红军来说,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叶剑英把孙毅叫来说:“胡子,你这个侦察科长带几个人去,找些民众了解一下,问问他们,看怎样过雪山损失才会小一点。”

孙毅马上带上两个参谋来到了硗碛村的几户村民家访问。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说:“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要多穿衣服,上山前多喝些姜汤或辣椒汤,最好每人拄一根棍子,防止摔倒。”接着,老大爷还严肃地对孙毅说:“在山上行军,要做到四不准:不准说话,不准嬉笑,不准坐地,不准……否则会引起山神发怒,性命难保。”

孙毅回到部队,原原本本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说:“我们共产党不相信‘山神发怒’的说法,但这是当地村民的经验之谈,对我们爬这座大雪山很有启发,我们就按村民说的去办。”随后,叶剑英口述了4条指示:一、爬越雪山时不要走得太快;二、相互之间不要说话;三、任何人不能坐下来休息;四、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还要求各部队准备好足够的生姜、辣椒,发给每位指战员。根据叶剑英的这几条指示,孙毅起草了一份通知,发给每个连队,进行传达。

在高高的雪山上,孙毅手拄着棍子,和战友们手拉手,艰难地向山顶攀爬,肚子饿了,吃口炒面,口渴了,就抓把冰雪塞入口中。不管多么累,多么疲乏,大家都不敢坐下来休息,因为大家听了孙毅起草的通知,深深知道人的身体困乏到如此极限的程度,只要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爬过雪山,前面又是一片白茫茫的沼泽和草地,同志们一脚踩下去,稀泥立即淹没膝盖。每走一步,都如负千斤,一些战士稍不留神,便陷进了泥潭,无影无踪。每当想起这些战士,孙毅心中都充满悲痛。

历经千辛万苦,10月19日,孙毅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终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孙毅这位铁打的汉子终于用双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征途。

2003年7月4日,孙毅在北京逝世,成为开国将领中少见的“百岁将军”。

原标题:哪位将军用一根木棍两条腿走完长征

责编:陈倩柔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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